作者：[日]黑泽文贵
　　译者：刘天羽
　　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定价：86元
　　1921年10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名同期生相聚在德国南部温泉小镇巴登巴登。在温泉池的坦诚相见中，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这三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军官达成了野心勃勃的“密约”：尽快掌控陆军实权，在日本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
　　作为驻欧武官，“温泉三人组”的核心永田铁山亲身经历了惨烈的一战。这是一场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性质迥异的战争。永田铁山敏锐地意识到，它彻底改变了战争模式，今后的战争不再可能是什么速决战，而是需要倾全国之力打的一场长期性、世界性的战争。简单说就是，战争不再是陆海军自己的事情，而是需要进行国家总动员的“总体战”。
　　永田铁山的“总体战论”迅速震动了日本陆军，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变革大幕即将拉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永田铁山不仅是一位很高明的战争预言家，也可以看作日本发动“二战”的源头，不过他死得太早，未获得真正权柄在手一展长策的机会。可以说，石原莞尔继承了他的大略与权谋，东条英机继承了他的野心与战争狂人的一面。
　　因此，日本军事史学会会长黑泽文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一书中指出：“军部，特别是意欲构筑总体战体制的陆军，是‘昭和法西斯时期’日本局势变动的中心。”将总体战视为日本“一战”到“二战”之间所有重大政治变动背后的核心动因，正是该书最重要的框架。
　　1920年代，总体战几乎已经成为日本陆军甚至日本军政两界共同信奉的战争理论。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让日本成为一个有强大总体战能力的国家？对此，日本国内产生了深深的思想分歧与政治纷争，而这正是黑泽文贵在该书中极力想探讨的。换句话说，他想探讨的依然是那个早已成为显学的话题：日本究竟是如何走向世界大战的？
　　要打总体战，日本至少要面对四个问题：军队与军备的关系、军队与经济的关系、军队与国民的关系、军队与政府的关系。
　　“一战”后，日本曾有裁军之议，其目的就是将有限的军费用于提升日军装备，让日本陆军成为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军队。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军部的激烈反对。问题是，日本远不是美国这样的工业富国，战争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坚持不裁军的结果必然是如“二战”中真实发生的那样，日本陆军依然是一支火力密度和装甲水平相较美军严重不足的前现代军队。
　　再看第二个问题。要打总体战，日本得有相当强大和稳固的战争经济作为保障。永田铁山和石原莞尔等日军精英对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占领中国东北，“形成自给自足圈”，备战总体战。
　　在日本内部，本有对华友好、以自由贸易来保障战争资源的一派声音，但很快就淹没在占领东北的群情汹汹之下。结果，为了打赢一场还未发生的总体战，就提前发动了一场先行将日本带向泥沼的战争;为了保障“满蒙利益”，继而发动了“七七事变”;为了保障“七七事变”的“成果”，又与美国交恶;为了对冲美国的禁运制裁，又发动太平洋战争以获得被禁运的石油等资源……从而越陷越深，最终走向毁灭。
　　第三个问题是军队与国民。正是在“一战”前后，日本进入了“大正民主”时代，国民参政意识大幅提升，大有走向西式政党政治的趋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一书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日本军部并没有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敌视“大正民主”，其理论基础就是，在总体战的新形势之下，“今日之军队离开国民将不复存在”。但是，军部对“大正民主”的灵活态度却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自下而上地顺应国民”走向了“自上而下地引导国民”，借助媒体和教育带着日本全民走向了极端化，其根本原因则与第四个问题——军队与政府密切相关。
　　正是在总体战的思想下，日军精英开始抛弃“军队中立于政治”这个信条，认为军队必须介入国家事务，把一个“有军队的国家”变成一个“有国家的军队”，即所谓的“军国主义”。
　　关于日本“二战”时著名的“统制派”和“皇道派”之争，黑泽文贵指出，两派都认为打总体战是必要的，不同在于如何把日本政府牢牢控制在总体战的战车上。“皇道派”比较激进，认为可以彻底抛弃政府，成立军政府，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发动政变;而永田铁山为主导的“統制派”则相对务实，认为可以通过变革让军部控制政府，直至形成军部与政府的一体化。
　　历史最为吊诡的是，日本“极其正确”地预测到了总体战的战争趋势，却最终毁在了为构造总体战所作的种种“精心准备”上。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种种“精心准备”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这世界上最狂暴的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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