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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在英国颇具影响力的“亚瑟王”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在伦敦买了套新房子，亟待装修。作为英国首相和伦敦当时上流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团体——“心灵会”（The Souls）的领袖人物，贝尔福品位高雅，追慕古风，是当时英国艺术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需要一个最佳人选来创作“一系列足以代表他艺术特征的绘画”，以此装饰他新购置的房间。贝尔福选定了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贝尔福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和他本人都很有感情——事实上这位艺术家确实有那种讨人喜欢的性格，安静并且喜爱舒适，讨厌与人起冲突。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室内装饰的委托最后成就了精彩的主题绘画“珀尔修斯和安德洛墨达系列”（Perseus and Andromeda Seris），是成为伯恩-琼斯最富盛名的代表作之一。
曾身为拉斐尔前派后期中坚人物的伯恩-琼斯是英国19世纪末期著名的艺术家。拉斐尔前派虽然并未形成一个紧密和长期的艺术团体，但它的几名主要艺术家如罗塞蒂、米莱斯、亨特、莫里斯和伯恩-琼斯等人促成了英国艺术最有趣的变化，他们的风格和艺术思考影响了19世纪英国艺术的发展方向，并在随后的时间里播及欧洲。伯恩-琼斯在晚年声名鹊起，在他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不仅以水彩、油画等不同媒介材料创作绘画，还涉足书籍手绘插图、彩色玻璃设计、工艺品的草图设计、织毯画等领域，是绘画和设计领域里英式品味的象征，以至于后来的无数艺术家和设计师都能从他的作品里吸取养分。
伯恩-琼斯将贝尔福的委托看做一个莫大的机会，他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和习稿，平均每一幅都经过了十几年的修改。但由于他苛求完美的态度，这个计划并未完成。最终，“命运之岩”（the rock of doom）、“厄运成真”（the doom fulfilled）以及“邪恶之颅”（the Baleful head）三个主题是这个系列里已完成的并且最能代表伯恩-琼斯如何阐释这个主题的作品。这三个主题尤为明确地表现了伯恩-琼斯的风格：男女主人公的容貌相似，气质优雅，精致高贵，男性是面露愁思身形纤弱的少年，女性面容上带着维多利亚式的表情——既不过分激动也不过分悲伤，一切情绪的波动都在暗处，因为在那个时代，表露激情是危险的，显露狂乱是不体面的。
伯恩-琼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珀尔修斯形象，一个非英雄的形象，一个亦男亦女的形象；这个人物以自身精神上传达出来的迷茫、忧郁和羸弱将珀尔修斯这个形象身上的英雄主义气魄消解了，战胜敌人并不是人物最终的目的，寻找到理想之爱才是命运的底牌。艺术家将男性设计为文雅纤弱的形象，将主导权加诸女性的手中。伯恩-琼斯的整个绘画生涯几乎都在传递此种含义，例如他的“皮格马利翁和加拉忒亚”（Pygmalion and Galatea）系列里，皮格马利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忧郁的文弱的艺术家形象，他那朴实的外套、精细的面容和稍显阴柔的姿态都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个系列里追求理想之爱的原意与珀尔修斯拯救安德洛墨达系列里传达出的讯息不谋而合。
如同“珀尔修斯和安德洛墨达系列”一样，神话和传说是伯恩-琼斯终生都无法放弃的主题，他在这些主题作品里反复渲染了他个人复杂的欲望——对女性的害怕和迷恋。伯恩-琼斯的作品中对女性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的表达，这未尝不是跟他对力量的潜在渴望有关。从根本上说，这与他本性较为懦弱和相对缺乏男性气概有关。男性的强大力量和支配权力在他的作品里被消弱，女性不仅控制了环境，而且显示了她们藏于暗处的力量，但那种力量并不是外露的、公开的，甚至也是有限的，相对的男性的退縮和迷茫也是有限的。伯恩-琼斯的作品通常都在营造一种远离俗世的迷离之美，昔日荣光在画面上弹奏出伤感的调子，让人忍不住感叹逝去的时代。伯恩-琼斯找到了一种平衡，使得他的作品既充满优雅的哀伤也不过分颓败，一切都是克制有度的，包括伤感和忧愁。
伯恩-琼斯不仅仅在主题涵义上远离尘世，他还选择了一种极度雅致的绘画风格来描绘这些神话传说。伯恩-琼斯最为欣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大师的描绘方式，他偏爱采用古代艺术里那种垂直僵硬的表现手法，他还模仿中世纪的风格将构图朝向平面化发展，并刻意在画面上营造一种古朴的气息。这一特点，不仅见于他的油画作品中，同样出现在他的水彩画中。伯恩-琼斯具备非凡的水彩画技巧。中华世纪坛2012年11月5日开幕的《走向现代——英国美术300年》展览中展出了一幅伯恩-琼斯的水彩作品《金鱼池》，观者若是对中世纪艺术稍有涉猎，便能看到这种中世纪的风格在19世纪英国艺术家的笔下是怎样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融合和变化。
在19世纪，整个不列颠都陷入一种对古迹文化的狂热之中，引发了大量的考古挖掘和对古代艺术的购买收集；这使伯恩-琼斯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接触到古代艺术。他早期在牛津大学的学习和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的大量旅行，多次观摩大英博物馆和私人的古代艺术收藏，这些活动很大程度地增强了伯恩-琼斯的鉴赏能力。同时，批评家罗斯金和拉斐尔前派灵魂人物罗塞蒂的兴趣及观念也都深深影响着伯恩-琼斯。罗斯金推崇意大利的风格，而罗塞蒂着迷于中世纪题材。19世纪70年代初，在两次拜访了意大利之后，伯恩-琼斯对艺术和美的理念似乎受到很大改变。他曾说：“现在我最在乎的是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西诺内利（Luca Signorelli）、曼坦尼亚（Mantegna）、乔托（Giotto）、波提切利（Botticelli）……”而拉斐尔前派在其理念中也规定他们涉及的主题之一便是去描绘中世纪的生活（Medieval life）。
有趣的是，如进一步深究使伯恩-琼斯生长出这种风格的土壤，除他个人的偏好之外还能一窥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些许真相。维多利亚时代推崇保守的民风，不仅是要求男性克己复礼严守本分，而且严格确立了男性在家庭里的角色和社会地位上的权力和地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里，过分热情洋溢的男人必须被驯服得合乎这个家长制的社会形态（patriarchal mold），若非如此，就会遭毁灭。同样，对一个女人而言，若使得男人对她燃起如此一份情爱也必遭到严惩。不难理解，建立在如此呆板克己的礼节之上的大英帝国，为何会催生出如此多的骑士小说和哥特小说，那种对浪漫的骑士精神和神秘主义的想象是人们在彬彬有礼的白天里苦苦期待的无序黑夜。 性的压抑意味着看似平静完美之下的19世纪后半期英国，其实蕴育着各种各样的骚动。“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Victorian faith in crisis）反映于许多文献观察之中，信仰的崩塌让更多人害怕面对未知的前景，于是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变成了混乱时代的一个精神出口。伯恩-琼斯与其他人一样，将对工业文明的不满以一种“逃避现实”（Escapism）的方式进行，他们是“逃避现实者”。拉斐尔前派传记作者和艺术史学家威廉冈特在谈到19世纪与18世纪不同的时候认为：“18世纪以自己为荣，19世纪却对自己感到不满，感到几分羞愧。它渴望知道如何才能清除自己的痛苦和罪孽，如何才能找到一块磐石，好在这个匆匆而至的新世纪的怀疑与迷茫中紧靠它。于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便出现了，逃避到以往，也成了变革现实的一种希望。”
伯恩-琼斯一方面非常厌恶19世纪的现代工业文明，他认为现有的文明丢失了曾有过的那些宝贵精神，工业社会使得人们变成市侩，追求急功近利，人们不再重视那些曾经带领人们走过困苦险恶境地的优良品质。早年在神学院里学习的伯恩-琼斯因对宗教精神里的冷漠感到失望，于是和莫里斯以及一些有相同爱好的朋友组成小团体。他们一方面共同阅读讨论宗教历史、神学理论、阿瑟王传奇故事以及濟慈、丁尼生等人的浪漫诗作；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维多利亚绅士精神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从心底担忧秩序的混乱和崩溃。在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现实生活里，伯恩-琼斯是个守礼重节的英国绅士，在他和莫里斯与随时处于失控状态的罗塞蒂越走越远之后，他显然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拉斐尔前派艺术理想的坚定实施者，连罗斯金也开始批评他追求细节过分考究的画面。维多利亚社会的双重标准沉重地压在伯恩-琼斯的灵魂上，他曾在信中写道，“我们浸没在清教主义之中，它从不离开，我恨它……”这种对严苛社会教条的不满和不自在，巧妙地融入这位艺术家的作品里，化为对异教的向往和远离现实的热忱。
这个时期的伯恩-琼斯，身边环绕的是波林特（T. E. Plint）、葛兰（William Graham）与里兰德（Frederick Richard Leyland）以及上文提到的贝尔福等有钱有闲者对艺术有独特品味的贵族或者富有的中产阶级赞助者们。事实上，伯恩-琼斯本人相当喜爱那些云鬓香影觥筹交错的上流聚会，那都是优雅的，无害的环境，在那里，每个人都懂得如何欣赏他的绘画之美，而没有龌龊的和令人心惊胆寒的现实来惊醒他；他倾向沉迷于更高的形而上的世界，他和心灵相通的人们交流，谈论那些令人迷醉的哀伤的高雅事物。所以他无法理解莫里斯的愤怒，无法理解莫里斯对着一个变形的社会所产生出的拳拳之心。
年轻时，伯恩-琼斯之所以曾经想要投身神职，是因为想将自己奉献给更高尚的一个世界；而后将自己奉献给绘画，那是因他发觉了艺术的神性所在。而对他这样一个外表谦逊谨慎而内心里同样敏感脆弱的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进入梦乡更能体会理想美的所在了，在那里，更能身心投入地敬奉他的神灵。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他“热爱无形的精神性”（love immaterial），更是宣称：“我不仅觉得我隶属于另外一个时代或国度，甚至是来自另一星球……我讨厌这个世界，希望它结束。”绘画就是他远离现实的生存方式，而在这种年复一年放逐一般的热情里，伯恩-琼斯在这个系列里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法则，那就是将现代象征、英式品味如编织一般与自我经验混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艺术既不属于拉斐尔前派，也不完全属于后来的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风潮，他只能是承接这几者之间的那个小心翼翼的实验者。
伯恩-琼斯喜欢那些精心幻想出来的美，越精美就越远离现实。这充分暴露出他对现实所产生的威胁性和对女性力量的模糊设想之间的复杂心态。伯恩-琼斯并不是一个现代的英雄，他不想破坏梦中的一切，他甚至没有勇气和魄力去推倒重来，也许这正好是他如此追慕古代风范的一个原因。伯恩-琼斯本人并不是一个体魄强健的人，也许在他耽溺病中之时，关于生命的脆弱与易逝，是倏忽而至的羽毛常常地飘入他努力构建的远古世界，也许正是这些恼人的羽毛之痒，让他试图把画中的世界搭建得更加无懈可击，精美绝伦。因为打开门窗看到的街道上的现实肮脏丑恶，充满悲惨的事件令人不快。
在威廉冈特的眼中，伯恩-琼斯就是一个与莫里斯截然相反的人，尽管他们走得如此之近。莫里斯是个改革家行动派，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改变和鞭挞的欲望；而伯恩-琼斯是个与世隔绝的做梦者，他有意地把现实关在门外。对于一个善于逃遁到梦中的艺术家来说，“现实只有当其丑陋和恐惧仅仅是暗示的时候才是美好的。如果真实世界是令人厌恶的，那么使之理想化就是艺术家的职责所在，不论是选择，美化或是建立距离”。冈特如此理解他。
伯恩-琼斯一头扎入古代世界和骑士精神之中。他赞美那些有礼有节的行为，歌颂远古的奉献精神，他血液里有对从远古时代一路走来的那些基本精神的笃定崇拜，他用他那个时代的节拍去回应他从时空中感受到的某种原则。伯恩-琼斯像一个梦游者，在一片现代的废墟中弹奏乐曲，在维多利亚的战车上频频回顾，一路寻找，试图找到并且保留那些他认为珍贵的遗址并力图重建。
伯恩-琼斯针对自己的风格做出过解释和定义。他曾说过：“我有意借绘画表现一个未曾有过的美丽浪漫梦境，将来也不会出现，在此，光线灿烂胜过任何的发光源——在此境地，无人能清楚详细地说明，或记得，而仅能渴望……”伯恩-琼斯在形式上的对唯美和象征的探索，与他在欲念上的挣扎所形成的矛盾是他作品里最有意思的部分。他对梦想世界的渴望，对沉浮在19世纪纷繁复杂又令人目不暇接的变迁里个体身份的迷茫与阐释，无一不体现在他的绘画中。他对爱欲的思量、判断以及渴求被内心的苦修和戒律压到了最狭窄的空间里，使得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脱尘的美感。在他身上，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英国艺术的浪漫性所在——压抑而深沉的爱欲被细致清雅的品味包装起来，也许这种盛放于清教徒心中的鲜花之美，正是19世纪的英国艺术最值得津津乐道之处。
曾身为拉斐尔前派后期中坚人物的伯恩-琼斯是英国19世纪末期著名的艺术家。拉斐尔前派虽然并未形成一个紧密和长期的艺术团体，但它的几名主要艺术家如罗塞蒂、米莱斯、亨特、莫里斯和伯恩-琼斯等人促成了英国艺术最有趣的变化，他们的风格和艺术思考影响了19世纪英国艺术的发展方向，并在随后的时间里播及欧洲。伯恩-琼斯在晚年声名鹊起，在他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不仅以水彩、油画等不同媒介材料创作绘画，还涉足书籍手绘插图、彩色玻璃设计、工艺品的草图设计、织毯画等领域，是绘画和设计领域里英式品味的象征，以至于后来的无数艺术家和设计师都能从他的作品里吸取养分。
伯恩-琼斯将贝尔福的委托看做一个莫大的机会，他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和习稿，平均每一幅都经过了十几年的修改。但由于他苛求完美的态度，这个计划并未完成。最终，“命运之岩”（the rock of doom）、“厄运成真”（the doom fulfilled）以及“邪恶之颅”（the Baleful head）三个主题是这个系列里已完成的并且最能代表伯恩-琼斯如何阐释这个主题的作品。这三个主题尤为明确地表现了伯恩-琼斯的风格：男女主人公的容貌相似，气质优雅，精致高贵，男性是面露愁思身形纤弱的少年，女性面容上带着维多利亚式的表情——既不过分激动也不过分悲伤，一切情绪的波动都在暗处，因为在那个时代，表露激情是危险的，显露狂乱是不体面的。
伯恩-琼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珀尔修斯形象，一个非英雄的形象，一个亦男亦女的形象；这个人物以自身精神上传达出来的迷茫、忧郁和羸弱将珀尔修斯这个形象身上的英雄主义气魄消解了，战胜敌人并不是人物最终的目的，寻找到理想之爱才是命运的底牌。艺术家将男性设计为文雅纤弱的形象，将主导权加诸女性的手中。伯恩-琼斯的整个绘画生涯几乎都在传递此种含义，例如他的“皮格马利翁和加拉忒亚”（Pygmalion and Galatea）系列里，皮格马利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忧郁的文弱的艺术家形象，他那朴实的外套、精细的面容和稍显阴柔的姿态都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个系列里追求理想之爱的原意与珀尔修斯拯救安德洛墨达系列里传达出的讯息不谋而合。
如同“珀尔修斯和安德洛墨达系列”一样，神话和传说是伯恩-琼斯终生都无法放弃的主题，他在这些主题作品里反复渲染了他个人复杂的欲望——对女性的害怕和迷恋。伯恩-琼斯的作品中对女性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的表达，这未尝不是跟他对力量的潜在渴望有关。从根本上说，这与他本性较为懦弱和相对缺乏男性气概有关。男性的强大力量和支配权力在他的作品里被消弱，女性不仅控制了环境，而且显示了她们藏于暗处的力量，但那种力量并不是外露的、公开的，甚至也是有限的，相对的男性的退縮和迷茫也是有限的。伯恩-琼斯的作品通常都在营造一种远离俗世的迷离之美，昔日荣光在画面上弹奏出伤感的调子，让人忍不住感叹逝去的时代。伯恩-琼斯找到了一种平衡，使得他的作品既充满优雅的哀伤也不过分颓败，一切都是克制有度的，包括伤感和忧愁。
伯恩-琼斯不仅仅在主题涵义上远离尘世，他还选择了一种极度雅致的绘画风格来描绘这些神话传说。伯恩-琼斯最为欣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大师的描绘方式，他偏爱采用古代艺术里那种垂直僵硬的表现手法，他还模仿中世纪的风格将构图朝向平面化发展，并刻意在画面上营造一种古朴的气息。这一特点，不仅见于他的油画作品中，同样出现在他的水彩画中。伯恩-琼斯具备非凡的水彩画技巧。中华世纪坛2012年11月5日开幕的《走向现代——英国美术300年》展览中展出了一幅伯恩-琼斯的水彩作品《金鱼池》，观者若是对中世纪艺术稍有涉猎，便能看到这种中世纪的风格在19世纪英国艺术家的笔下是怎样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融合和变化。
在19世纪，整个不列颠都陷入一种对古迹文化的狂热之中，引发了大量的考古挖掘和对古代艺术的购买收集；这使伯恩-琼斯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接触到古代艺术。他早期在牛津大学的学习和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的大量旅行，多次观摩大英博物馆和私人的古代艺术收藏，这些活动很大程度地增强了伯恩-琼斯的鉴赏能力。同时，批评家罗斯金和拉斐尔前派灵魂人物罗塞蒂的兴趣及观念也都深深影响着伯恩-琼斯。罗斯金推崇意大利的风格，而罗塞蒂着迷于中世纪题材。19世纪70年代初，在两次拜访了意大利之后，伯恩-琼斯对艺术和美的理念似乎受到很大改变。他曾说：“现在我最在乎的是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西诺内利（Luca Signorelli）、曼坦尼亚（Mantegna）、乔托（Giotto）、波提切利（Botticelli）……”而拉斐尔前派在其理念中也规定他们涉及的主题之一便是去描绘中世纪的生活（Medieval life）。
有趣的是，如进一步深究使伯恩-琼斯生长出这种风格的土壤，除他个人的偏好之外还能一窥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些许真相。维多利亚时代推崇保守的民风，不仅是要求男性克己复礼严守本分，而且严格确立了男性在家庭里的角色和社会地位上的权力和地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里，过分热情洋溢的男人必须被驯服得合乎这个家长制的社会形态（patriarchal mold），若非如此，就会遭毁灭。同样，对一个女人而言，若使得男人对她燃起如此一份情爱也必遭到严惩。不难理解，建立在如此呆板克己的礼节之上的大英帝国，为何会催生出如此多的骑士小说和哥特小说，那种对浪漫的骑士精神和神秘主义的想象是人们在彬彬有礼的白天里苦苦期待的无序黑夜。 性的压抑意味着看似平静完美之下的19世纪后半期英国，其实蕴育着各种各样的骚动。“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Victorian faith in crisis）反映于许多文献观察之中，信仰的崩塌让更多人害怕面对未知的前景，于是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变成了混乱时代的一个精神出口。伯恩-琼斯与其他人一样，将对工业文明的不满以一种“逃避现实”（Escapism）的方式进行，他们是“逃避现实者”。拉斐尔前派传记作者和艺术史学家威廉冈特在谈到19世纪与18世纪不同的时候认为：“18世纪以自己为荣，19世纪却对自己感到不满，感到几分羞愧。它渴望知道如何才能清除自己的痛苦和罪孽，如何才能找到一块磐石，好在这个匆匆而至的新世纪的怀疑与迷茫中紧靠它。于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便出现了，逃避到以往，也成了变革现实的一种希望。”
伯恩-琼斯一方面非常厌恶19世纪的现代工业文明，他认为现有的文明丢失了曾有过的那些宝贵精神，工业社会使得人们变成市侩，追求急功近利，人们不再重视那些曾经带领人们走过困苦险恶境地的优良品质。早年在神学院里学习的伯恩-琼斯因对宗教精神里的冷漠感到失望，于是和莫里斯以及一些有相同爱好的朋友组成小团体。他们一方面共同阅读讨论宗教历史、神学理论、阿瑟王传奇故事以及濟慈、丁尼生等人的浪漫诗作；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维多利亚绅士精神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从心底担忧秩序的混乱和崩溃。在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现实生活里，伯恩-琼斯是个守礼重节的英国绅士，在他和莫里斯与随时处于失控状态的罗塞蒂越走越远之后，他显然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拉斐尔前派艺术理想的坚定实施者，连罗斯金也开始批评他追求细节过分考究的画面。维多利亚社会的双重标准沉重地压在伯恩-琼斯的灵魂上，他曾在信中写道，“我们浸没在清教主义之中，它从不离开，我恨它……”这种对严苛社会教条的不满和不自在，巧妙地融入这位艺术家的作品里，化为对异教的向往和远离现实的热忱。
这个时期的伯恩-琼斯，身边环绕的是波林特（T. E. Plint）、葛兰（William Graham）与里兰德（Frederick Richard Leyland）以及上文提到的贝尔福等有钱有闲者对艺术有独特品味的贵族或者富有的中产阶级赞助者们。事实上，伯恩-琼斯本人相当喜爱那些云鬓香影觥筹交错的上流聚会，那都是优雅的，无害的环境，在那里，每个人都懂得如何欣赏他的绘画之美，而没有龌龊的和令人心惊胆寒的现实来惊醒他；他倾向沉迷于更高的形而上的世界，他和心灵相通的人们交流，谈论那些令人迷醉的哀伤的高雅事物。所以他无法理解莫里斯的愤怒，无法理解莫里斯对着一个变形的社会所产生出的拳拳之心。
年轻时，伯恩-琼斯之所以曾经想要投身神职，是因为想将自己奉献给更高尚的一个世界；而后将自己奉献给绘画，那是因他发觉了艺术的神性所在。而对他这样一个外表谦逊谨慎而内心里同样敏感脆弱的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进入梦乡更能体会理想美的所在了，在那里，更能身心投入地敬奉他的神灵。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他“热爱无形的精神性”（love immaterial），更是宣称：“我不仅觉得我隶属于另外一个时代或国度，甚至是来自另一星球……我讨厌这个世界，希望它结束。”绘画就是他远离现实的生存方式，而在这种年复一年放逐一般的热情里，伯恩-琼斯在这个系列里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法则，那就是将现代象征、英式品味如编织一般与自我经验混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艺术既不属于拉斐尔前派，也不完全属于后来的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风潮，他只能是承接这几者之间的那个小心翼翼的实验者。
伯恩-琼斯喜欢那些精心幻想出来的美，越精美就越远离现实。这充分暴露出他对现实所产生的威胁性和对女性力量的模糊设想之间的复杂心态。伯恩-琼斯并不是一个现代的英雄，他不想破坏梦中的一切，他甚至没有勇气和魄力去推倒重来，也许这正好是他如此追慕古代风范的一个原因。伯恩-琼斯本人并不是一个体魄强健的人，也许在他耽溺病中之时，关于生命的脆弱与易逝，是倏忽而至的羽毛常常地飘入他努力构建的远古世界，也许正是这些恼人的羽毛之痒，让他试图把画中的世界搭建得更加无懈可击，精美绝伦。因为打开门窗看到的街道上的现实肮脏丑恶，充满悲惨的事件令人不快。
在威廉冈特的眼中，伯恩-琼斯就是一个与莫里斯截然相反的人，尽管他们走得如此之近。莫里斯是个改革家行动派，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改变和鞭挞的欲望；而伯恩-琼斯是个与世隔绝的做梦者，他有意地把现实关在门外。对于一个善于逃遁到梦中的艺术家来说，“现实只有当其丑陋和恐惧仅仅是暗示的时候才是美好的。如果真实世界是令人厌恶的，那么使之理想化就是艺术家的职责所在，不论是选择，美化或是建立距离”。冈特如此理解他。
伯恩-琼斯一头扎入古代世界和骑士精神之中。他赞美那些有礼有节的行为，歌颂远古的奉献精神，他血液里有对从远古时代一路走来的那些基本精神的笃定崇拜，他用他那个时代的节拍去回应他从时空中感受到的某种原则。伯恩-琼斯像一个梦游者，在一片现代的废墟中弹奏乐曲，在维多利亚的战车上频频回顾，一路寻找，试图找到并且保留那些他认为珍贵的遗址并力图重建。
伯恩-琼斯针对自己的风格做出过解释和定义。他曾说过：“我有意借绘画表现一个未曾有过的美丽浪漫梦境，将来也不会出现，在此，光线灿烂胜过任何的发光源——在此境地，无人能清楚详细地说明，或记得，而仅能渴望……”伯恩-琼斯在形式上的对唯美和象征的探索，与他在欲念上的挣扎所形成的矛盾是他作品里最有意思的部分。他对梦想世界的渴望，对沉浮在19世纪纷繁复杂又令人目不暇接的变迁里个体身份的迷茫与阐释，无一不体现在他的绘画中。他对爱欲的思量、判断以及渴求被内心的苦修和戒律压到了最狭窄的空间里，使得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脱尘的美感。在他身上，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英国艺术的浪漫性所在——压抑而深沉的爱欲被细致清雅的品味包装起来，也许这种盛放于清教徒心中的鲜花之美，正是19世纪的英国艺术最值得津津乐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