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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考虑如何花钱是个痛苦的过程，首先不是考虑
如何花钱，首先是说哪儿来钱，就痛苦了；来了钱之后怎么
分，也是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说它是够的，都是说是少的。”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接受央视访谈节目时大谈政府官员的“痛苦”。
2006年，全国工商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比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长21.9％。当内地人在庆贺“税收总量的大幅度攀升增强了国家财政实力，增加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同时，香港特区正发生着一场关于税收“钱途”的讨论。事情的缘由来自香港特区政府2006/2007财政年度有可能录得超过300亿港元的盈余。香港人面对香港的财爷唐英年坦称，“经济不好就要共渡时艰，经济好又要积谷防饥，总是见不到还富于民，来来去去都是这两句话。”而更多的港人则认为，政府应推出税务宽免措施，“还富于民”。办法包括消减薪俸税或直接退税予纳税人。当然，也有人提议政府可考虑为香港市民提供3万港元上限的医疗保险免税优惠。反正香港的财神爷不能过于“地主”，至少要拿出一块蛋糕来让他们的市民分享。
同样的问题回到内地就变得复杂起来。一是，6770亿，无疑又是一个超常规的数字，人们对近几年税收这只屡屡摇摆过头的时钟，总有一种来得措手不及路数不明的感觉；二是，6770亿的分配悬念。蛋糕的分割，事涉公共财政支出的透明、规范，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既然已经“聚财于库”“藏富于国”，纳税人呼吁政府善待和用好每一分税款，讲一点“主义”，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特征：用之于民。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的每一个子自觉接受纳税人监督的要求实不为过。当然，这些都有赖于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透明，也是依法治税的一项关键内容。
税收似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可以“藏富于民”也可以“藏富于国”。前者惠及普罗大众，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好处自不待言；后者有助于走活经济转型期由政府主导的棋局，“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涉及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至少目前还应该有不小的检讨余地。不过，今天被人们诟病最甚的还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众所周知，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政府效率总没有个体（私人）来得高。数据显示，中国现在需要5.4美元的额外投资才能出产额外的1美元产能，而20年前，中国只需要4美元来实现同样的结果，尽管，仅就后一组数据而言也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有不小的差距。换言之，一个本已严重低效率的经济体随着财力的强势扩张而变得更加低效了。而在这同时，政府对社会的欠账却丝毫未见改观。比如8000亿养老金的空账、85％以上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等等。
关于税负的国际比较，我们首先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秉持的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基本国策”，人们缴完税后，生老病死都由政府管起来了，怎么能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换言之，工业经济国家纳税人较高赋税的背后编织着一张颇具“社会主义含量”的社会安全保障网。据世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不算制度外收费这块任谁也说不清的数字，我国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几十种税收悉数足额征收，仅税收就占到GDP的50％左右。也就仅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高税收的时钟已经大大摆过头，不是需要简单的“校正”，而是亟须对现有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一揽子财政政策进行调整。而现实是，稀里糊涂的一句“国际惯例”，百姓的“生老病死”还没着落，腰包先被“市场化”了，这种“阵痛”就来得过于残忍了。如此的税收增长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虽说税收是政府依照法律对财富的强制分配，被视为“强制的勒索”，但绝非多多益善。尤其是在一个缺乏利益博弈甚至排除了其它利益集团参予博弈的社会中，当上层建筑对企业的保险柜还充斥着太多酸葡萄心态时（所谓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惯性），转变收税的思维方式可能更有利于解开中国税收问题的死结，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没有调整到位的个人所得税能否尽快步入综合税制轨道、“两税”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初步定在25％是否还有下调的空间、增值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是否到了最好的解决时机、对企业的那些制度外收费是否应该给个明确说法等等。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称，“不管中外的经济学家如何把人民币升值的效用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不管中国采取多少措施来减缓贸易顺差，也不管中国出台多少措施来启动内需，只要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贸易顺差、投资过热、需求不足都会象幽灵一样，随时将灵魂附体。”“一国两制”让大多数中国人固然不能享受香港人对税收的奢侈，但是，6770亿，足以突显我国财政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减税承受能力；6770亿，已经没有任何藉口或明或暗地对企业乃至百姓的腰包行上下其手之策，应该不能再成为未来的悬念了吧。
如何花钱，首先是说哪儿来钱，就痛苦了；来了钱之后怎么
分，也是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说它是够的，都是说是少的。”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接受央视访谈节目时大谈政府官员的“痛苦”。
2006年，全国工商税收收入完成37636亿元，比上年增收6770亿元，增长21.9％。当内地人在庆贺“税收总量的大幅度攀升增强了国家财政实力，增加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同时，香港特区正发生着一场关于税收“钱途”的讨论。事情的缘由来自香港特区政府2006/2007财政年度有可能录得超过300亿港元的盈余。香港人面对香港的财爷唐英年坦称，“经济不好就要共渡时艰，经济好又要积谷防饥，总是见不到还富于民，来来去去都是这两句话。”而更多的港人则认为，政府应推出税务宽免措施，“还富于民”。办法包括消减薪俸税或直接退税予纳税人。当然，也有人提议政府可考虑为香港市民提供3万港元上限的医疗保险免税优惠。反正香港的财神爷不能过于“地主”，至少要拿出一块蛋糕来让他们的市民分享。
同样的问题回到内地就变得复杂起来。一是，6770亿，无疑又是一个超常规的数字，人们对近几年税收这只屡屡摇摆过头的时钟，总有一种来得措手不及路数不明的感觉；二是，6770亿的分配悬念。蛋糕的分割，事涉公共财政支出的透明、规范，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既然已经“聚财于库”“藏富于国”，纳税人呼吁政府善待和用好每一分税款，讲一点“主义”，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特征：用之于民。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的每一个子自觉接受纳税人监督的要求实不为过。当然，这些都有赖于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透明，也是依法治税的一项关键内容。
税收似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可以“藏富于民”也可以“藏富于国”。前者惠及普罗大众，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好处自不待言；后者有助于走活经济转型期由政府主导的棋局，“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涉及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至少目前还应该有不小的检讨余地。不过，今天被人们诟病最甚的还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众所周知，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家的政府效率总没有个体（私人）来得高。数据显示，中国现在需要5.4美元的额外投资才能出产额外的1美元产能，而20年前，中国只需要4美元来实现同样的结果，尽管，仅就后一组数据而言也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有不小的差距。换言之，一个本已严重低效率的经济体随着财力的强势扩张而变得更加低效了。而在这同时，政府对社会的欠账却丝毫未见改观。比如8000亿养老金的空账、85％以上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医疗保障等等。
关于税负的国际比较，我们首先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秉持的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基本国策”，人们缴完税后，生老病死都由政府管起来了，怎么能简单地放在一起比较。换言之，工业经济国家纳税人较高赋税的背后编织着一张颇具“社会主义含量”的社会安全保障网。据世行与普华永道的调查，不算制度外收费这块任谁也说不清的数字，我国企业纳税额占到总利润的77.1％，如果几十种税收悉数足额征收，仅税收就占到GDP的50％左右。也就仅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高税收的时钟已经大大摆过头，不是需要简单的“校正”，而是亟须对现有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一揽子财政政策进行调整。而现实是，稀里糊涂的一句“国际惯例”，百姓的“生老病死”还没着落，腰包先被“市场化”了，这种“阵痛”就来得过于残忍了。如此的税收增长再多也是没有用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虽说税收是政府依照法律对财富的强制分配，被视为“强制的勒索”，但绝非多多益善。尤其是在一个缺乏利益博弈甚至排除了其它利益集团参予博弈的社会中，当上层建筑对企业的保险柜还充斥着太多酸葡萄心态时（所谓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惯性），转变收税的思维方式可能更有利于解开中国税收问题的死结，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没有调整到位的个人所得税能否尽快步入综合税制轨道、“两税”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初步定在25％是否还有下调的空间、增值税的重复征税问题是否到了最好的解决时机、对企业的那些制度外收费是否应该给个明确说法等等。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称，“不管中外的经济学家如何把人民币升值的效用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不管中国采取多少措施来减缓贸易顺差，也不管中国出台多少措施来启动内需，只要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贸易顺差、投资过热、需求不足都会象幽灵一样，随时将灵魂附体。”“一国两制”让大多数中国人固然不能享受香港人对税收的奢侈，但是，6770亿，足以突显我国财政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减税承受能力；6770亿，已经没有任何藉口或明或暗地对企业乃至百姓的腰包行上下其手之策，应该不能再成为未来的悬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