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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麦格赛赛奖后,霍岱珊开玩笑说,这次出国领奖后,回来就不用跟当地政府部门“报告”了。当年抱着理想主义心态,他参与到淮河的治理,原本以为两三年可以做完的事,后来却发现两代人都做不完,他的两个儿子如今也子承父业成了“淮河卫士”的骨干成员。
年近花甲,瘦小的身材,微微发黄的衬衣束在腰间皮带里,中规中矩的发际分割线,饱经日晒风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在厦门的一个酒店房间,霍岱珊一边泡茶一边感慨水质不太好,能喝得出味道来。随后,他又自顾自地感慨这种到哪儿都要看水质的职业病过于挑剔了,言谈间流露出让人似曾相识的中国农民特有的某种谦卑。
8月底,霍岱珊刚刚参加完由厦门绿十字环保志愿中心组织的“环保倡导维权经验研讨会”,作为第一个发言嘉宾,他做了“淮河卫士莲花味精厂案例”的主题演讲,向在座者讲述环保组织与排污企业从对立对抗走向对话的“莲花模式”。
第二天,他将飞往菲律宾马尼拉接受拉蒙·麦格赛赛奖,这个奖被人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主要颁给为公共事业无私奉献的亚洲人或在亚洲工作的人士。麦格赛赛奖在获奖词中这样描述霍岱珊:“霍岱珊是‘淮河卫士’发起人。尽管有着强大阻力,他仍然坚持努力着,以挽救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淮河以及沿淮的众多社区。”
从独行侠到”卫队司令”
环保成为时尚也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环保只是一种概念,而对霍岱珊来说,早已成了终生事业,他说现在如果不做这个,魂都没了。
霍岱珊原是一名报社的摄影记者,十六年前他将镜头对准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层层叠叠的鱼尸让他“手抖”。四年后他辞去公职,独自走访了淮河沿线20多个县市,从源头到尽头行程4000多公里,自费拍摄了15000多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花朵拒绝污染》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后,一时震惊全国。
“莲花模式”是霍岱珊如今在许多研讨会上的演讲主题,这是通过与企业对话、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促使企业转型并达到治污成功的典型事例,推广“莲花模式”也成为霍岱珊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莲花模式扩展到淮河模式,如果淮河模式也成功的话,进一步推广就成为中国模式。”
“莲花味精”原来是淮河流域的排污大户,近几年通过“淮河卫士”的深度参与,它的排污量大大减少,以前每天排放12万吨废水,污染物质成倍超标,现在每天排放不到一万吨。霍岱珊一直紧紧地盯着这家企业不放,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2003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办暗访8天后,对莲花味精偷排污罚款1200多万元。霍岱珊回忆,2005年,莲花味精的日本资方味之素表态,宁可撤资也不愿意投入资源整改。当年,在日资撤离后,莲花味精的中方负责人主动找到“淮河卫士”,双方就NGO和企业的环境利益一致性达成共识,莲花味精决定接受公众监督,践行企业环境责任。
“许多企业治理污染的设施其实是齐备的,但为节省成本,只要有机会就可能偷排,有了公众的参与以后,大家盯着它,让它恢复绿色诚信。”通常情况下,霍岱珊与同事在发现问题后会登门找企业商讨解决方法,如果是小问题,就跟企业负责人沟通,这时候他们态度一般还可以,会从制度的执行、操作的程序上找原因,把污水治理好。接下来,霍岱珊他们会再作观察,如果还是比较严重,就会反馈给当地环保局;如果特别严重,就要启动应急预案,和国家环保局沟通了,不过,一般这种情况很少。
与国家环保部门建立的“环保直通车”是霍岱珊引以为豪的。2006年国庆节,企业趁黄金周期间公众监督放松偷排污水,河水污染严重,死鱼漂浮,霍岱珊把情况直接报告给了环保部,环保部作出快速反应,让他找相关负责人士立刻调查,并提供一个处理意见报告出来。
2008年7月18日、19日,淮河沙颍河段的污染等级又突然提高了,接到群众电话后,他迅速联系了淮河水利委员会,协助他们进行调查。这一次水利委员会给了“淮河卫士”很高的评价,评价其是“真正的环保”。
刚开始,霍岱珊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也没想过成立组织。直到2003年,才将“淮河卫士”作为一个环保组织正式注册。当年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态参与到淮河的治理,原本以为两三年就可以做完的事情,后来却发现两代人都做不完,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也子承父业成了“淮河卫士”的骨干成员,霍岱珊的环保历程可以概括成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环保组织。
“淮河卫士”现有注册志愿者1083人,他们通过与企业的谈判,在企业的大门前挂上“环境信息公示牌”,要求企业将每天排放的COD(化学需氧量)、氨氮数量公布出来。目前,“淮河卫士”的主要项目是做淮河希望工程,其中包括对淮河水污染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和监督、对水污染严重的区域,比如淮河两岸的村庄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救助。
“我不是环保斗士”
虽然花光了家产,但经济上的困顿并不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披露淮河污染真相,霍岱珊曾多次受到人身伤害,匿名威胁更是常见,至今仍有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的各种压力。
早期霍岱珊对淮河排污口的调查主要以暗访形式进行,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河道附近寻找隐秘的排污口,并用相机记录下来,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2000年,央视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后,霍岱珊开始小有名气,但“当地也对我警惕了”。
一次霍岱珊在淮河边发现了八个排污口,他花了一天时间拍照,返城路上就被身份不明者拦住了。七八个人骑着摩托车追上他,接着又有一辆小轿车堵过来,霍岱珊被夹在中间,这些人从车上跳下来,说了一句“就是他”,然后便是拳打脚踢,还把他的相机砸了。
因为怕家里人担心,从此反对他再做这个工作,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霍岱珊没敢回家,借口到外地办事,在朋友家养伤一个星期后,才戴着墨镜回去,还骗家人说是拉车门时被撞了。后来,因为屡次发生这类遭受人身安全威胁的事,他的两个儿子也放弃了在外地的工作,回来跟他一起做事情。
霍岱珊不认同外界冠以他“环保斗士”的称号,“我们的工作有激情是不够的,它需要理性、策略。我们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暴力对抗,都是做一些实际工作,发挥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一个助手的作用,是一个减压阀、润滑剂、黏合剂”。霍岱珊认为自己做事的方式一直很温和,但依然要小心行事。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不要逗留过长时间,速战速决,在对方作出反应前迅速离开现场,最好结伴行动。
即使遭遇各种威胁,他从不向有关部门求助,“这个没用,不用抱任何幻想,除了暴露自己,耽误事,不会得到任何帮助,没必要做过多的纠缠。”改变做事方式,注重策略,不求助,这源自霍岱珊对目前国内环保现状两头热、中间冷的归纳和认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甚至明确挂牌子说这是我重点保护的企业,你怎么可能去跟它们较真?”
这样一个“哑铃状”,即处在两端的高层有相关法规法律政策一直在朝下推,老百姓也有治理污水、改善生活环境的迫切要求,但很多问题就出在位于哑铃中间地带的地方政府,“2007年上半年前,这个中间层对环保的认识可以说是不达标的,他们认为公众的参与应当是受限受控的,把它泛政治化,公众拿环境污染这个说事,他认为你不能说,甚至认为这是国家机密,为公众参与设置了很多障碍。”
2006年前后,“淮河卫士”的影响力已经很大,许多国外环保组织联系霍岱珊要来淮河考察,也邀请他出国参加环保活动。当时,日本的一个关于水俣病的环保论坛邀请霍岱珊出访,但霍岱珊还未踏出国门就被拦截回来了,“怀疑我是间谍特务,还要立案调查,但这些指证后来都被事实击破了。”此后不久,霍岱珊做了五年的政协委员职务也卸任了。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霍岱珊说自己也学乖了,此后只要有国际交流活动,他都会在事后第一时间到当地政府部门汇报,“事前说了就做不成了,得事后说”。
年近花甲,瘦小的身材,微微发黄的衬衣束在腰间皮带里,中规中矩的发际分割线,饱经日晒风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在厦门的一个酒店房间,霍岱珊一边泡茶一边感慨水质不太好,能喝得出味道来。随后,他又自顾自地感慨这种到哪儿都要看水质的职业病过于挑剔了,言谈间流露出让人似曾相识的中国农民特有的某种谦卑。
8月底,霍岱珊刚刚参加完由厦门绿十字环保志愿中心组织的“环保倡导维权经验研讨会”,作为第一个发言嘉宾,他做了“淮河卫士莲花味精厂案例”的主题演讲,向在座者讲述环保组织与排污企业从对立对抗走向对话的“莲花模式”。
第二天,他将飞往菲律宾马尼拉接受拉蒙·麦格赛赛奖,这个奖被人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主要颁给为公共事业无私奉献的亚洲人或在亚洲工作的人士。麦格赛赛奖在获奖词中这样描述霍岱珊:“霍岱珊是‘淮河卫士’发起人。尽管有着强大阻力,他仍然坚持努力着,以挽救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淮河以及沿淮的众多社区。”
从独行侠到”卫队司令”
环保成为时尚也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环保只是一种概念,而对霍岱珊来说,早已成了终生事业,他说现在如果不做这个,魂都没了。
霍岱珊原是一名报社的摄影记者,十六年前他将镜头对准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层层叠叠的鱼尸让他“手抖”。四年后他辞去公职,独自走访了淮河沿线20多个县市,从源头到尽头行程4000多公里,自费拍摄了15000多幅有关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作品,《花朵拒绝污染》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后,一时震惊全国。
“莲花模式”是霍岱珊如今在许多研讨会上的演讲主题,这是通过与企业对话、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促使企业转型并达到治污成功的典型事例,推广“莲花模式”也成为霍岱珊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莲花模式扩展到淮河模式,如果淮河模式也成功的话,进一步推广就成为中国模式。”
“莲花味精”原来是淮河流域的排污大户,近几年通过“淮河卫士”的深度参与,它的排污量大大减少,以前每天排放12万吨废水,污染物质成倍超标,现在每天排放不到一万吨。霍岱珊一直紧紧地盯着这家企业不放,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2003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办暗访8天后,对莲花味精偷排污罚款1200多万元。霍岱珊回忆,2005年,莲花味精的日本资方味之素表态,宁可撤资也不愿意投入资源整改。当年,在日资撤离后,莲花味精的中方负责人主动找到“淮河卫士”,双方就NGO和企业的环境利益一致性达成共识,莲花味精决定接受公众监督,践行企业环境责任。
“许多企业治理污染的设施其实是齐备的,但为节省成本,只要有机会就可能偷排,有了公众的参与以后,大家盯着它,让它恢复绿色诚信。”通常情况下,霍岱珊与同事在发现问题后会登门找企业商讨解决方法,如果是小问题,就跟企业负责人沟通,这时候他们态度一般还可以,会从制度的执行、操作的程序上找原因,把污水治理好。接下来,霍岱珊他们会再作观察,如果还是比较严重,就会反馈给当地环保局;如果特别严重,就要启动应急预案,和国家环保局沟通了,不过,一般这种情况很少。
与国家环保部门建立的“环保直通车”是霍岱珊引以为豪的。2006年国庆节,企业趁黄金周期间公众监督放松偷排污水,河水污染严重,死鱼漂浮,霍岱珊把情况直接报告给了环保部,环保部作出快速反应,让他找相关负责人士立刻调查,并提供一个处理意见报告出来。
2008年7月18日、19日,淮河沙颍河段的污染等级又突然提高了,接到群众电话后,他迅速联系了淮河水利委员会,协助他们进行调查。这一次水利委员会给了“淮河卫士”很高的评价,评价其是“真正的环保”。
刚开始,霍岱珊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也没想过成立组织。直到2003年,才将“淮河卫士”作为一个环保组织正式注册。当年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态参与到淮河的治理,原本以为两三年就可以做完的事情,后来却发现两代人都做不完,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也子承父业成了“淮河卫士”的骨干成员,霍岱珊的环保历程可以概括成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环保组织。
“淮河卫士”现有注册志愿者1083人,他们通过与企业的谈判,在企业的大门前挂上“环境信息公示牌”,要求企业将每天排放的COD(化学需氧量)、氨氮数量公布出来。目前,“淮河卫士”的主要项目是做淮河希望工程,其中包括对淮河水污染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和监督、对水污染严重的区域,比如淮河两岸的村庄实施清洁饮水救助和医疗救助。
“我不是环保斗士”
虽然花光了家产,但经济上的困顿并不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披露淮河污染真相,霍岱珊曾多次受到人身伤害,匿名威胁更是常见,至今仍有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的各种压力。
早期霍岱珊对淮河排污口的调查主要以暗访形式进行,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河道附近寻找隐秘的排污口,并用相机记录下来,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2000年,央视对他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后,霍岱珊开始小有名气,但“当地也对我警惕了”。
一次霍岱珊在淮河边发现了八个排污口,他花了一天时间拍照,返城路上就被身份不明者拦住了。七八个人骑着摩托车追上他,接着又有一辆小轿车堵过来,霍岱珊被夹在中间,这些人从车上跳下来,说了一句“就是他”,然后便是拳打脚踢,还把他的相机砸了。
因为怕家里人担心,从此反对他再做这个工作,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霍岱珊没敢回家,借口到外地办事,在朋友家养伤一个星期后,才戴着墨镜回去,还骗家人说是拉车门时被撞了。后来,因为屡次发生这类遭受人身安全威胁的事,他的两个儿子也放弃了在外地的工作,回来跟他一起做事情。
霍岱珊不认同外界冠以他“环保斗士”的称号,“我们的工作有激情是不够的,它需要理性、策略。我们没有游行示威、没有暴力对抗,都是做一些实际工作,发挥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一个助手的作用,是一个减压阀、润滑剂、黏合剂”。霍岱珊认为自己做事的方式一直很温和,但依然要小心行事。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不要逗留过长时间,速战速决,在对方作出反应前迅速离开现场,最好结伴行动。
即使遭遇各种威胁,他从不向有关部门求助,“这个没用,不用抱任何幻想,除了暴露自己,耽误事,不会得到任何帮助,没必要做过多的纠缠。”改变做事方式,注重策略,不求助,这源自霍岱珊对目前国内环保现状两头热、中间冷的归纳和认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甚至明确挂牌子说这是我重点保护的企业,你怎么可能去跟它们较真?”
这样一个“哑铃状”,即处在两端的高层有相关法规法律政策一直在朝下推,老百姓也有治理污水、改善生活环境的迫切要求,但很多问题就出在位于哑铃中间地带的地方政府,“2007年上半年前,这个中间层对环保的认识可以说是不达标的,他们认为公众的参与应当是受限受控的,把它泛政治化,公众拿环境污染这个说事,他认为你不能说,甚至认为这是国家机密,为公众参与设置了很多障碍。”
2006年前后,“淮河卫士”的影响力已经很大,许多国外环保组织联系霍岱珊要来淮河考察,也邀请他出国参加环保活动。当时,日本的一个关于水俣病的环保论坛邀请霍岱珊出访,但霍岱珊还未踏出国门就被拦截回来了,“怀疑我是间谍特务,还要立案调查,但这些指证后来都被事实击破了。”此后不久,霍岱珊做了五年的政协委员职务也卸任了。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霍岱珊说自己也学乖了,此后只要有国际交流活动,他都会在事后第一时间到当地政府部门汇报,“事前说了就做不成了,得事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