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笔者通过乾隆皇帝晚年撰写扎什伦布庙瞻礼系列御制诗文及注解，叙述西藏和内地发生的战争和动荡，为我们研究乾隆皇帝晚年及嘉庆皇帝在位初年的社会状况和乾隆皇帝的某种不安提供了佐证。
【关键词】扎什伦布庙；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匾额；廓尔喀战争
【中图分类号】K282 【文献标识码】A
须弥福寿之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藏传佛教喇嘛教首领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时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在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里，我们看到了当年六世班禅的故居扎什伦布寺，看到了当年肃穆庄严的固尔扎都纲，看到了朝廷为六世班禅留下的历史丰碑，也看到了乾隆皇帝怀念六世班禅时写下的几篇有历史意义的御制诗文。丰碑让人敬仰，御制诗文则让人思索着当年乾隆皇帝治驭国家时的心态，正如本文标题所写一样“靖逆安民问辜直，须弥瞻礼祈福安”。
笔者在整理六世班禅行宫传世文物时发现了乾隆皇帝晚年撰写的四块髤漆夹纻匾额——扎什伦布庙瞻礼系列御制诗文，诗为五言和七言，在叙述当年西藏和内地发生的战争和动荡时还留下了注解，这为我们研究乾隆皇帝晚年尤其是归政三年嘉庆皇帝在位初年时的某种不安和担心窥得一些痕迹。本文试作一下分析，不妥之处还请专家教正。
一、四块御制匾额内容
乾隆皇帝留下的四块御制匾额可以按年代划分顺序，第一块匾写于乾隆57年（1792年），诗文为“扎什倫布者，須弥福寿称；班禅來驻此，示寂送归曾。廓喀昨寇彼，官軍今討应；事端职由是，捷报盼飞腾。”第二块写于乾隆58年（公元1793年），诗文为“班禅來驻锡，祝寿七旬称；赉予多無算，贪侵刼有曾。发師问辜直，知罪乞降应；一瞬三年迅，黃衣喜气腾。”第三块作于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诗文为“避暑莊居三月多，有秋之仲景晴和；劳心军务及捷信，散志須弥与普陀。來覲外藩都豫悦，岂知衷曲尚蹉跎；转旋祝赖乾坤佑，靖逆安民听凯歌。”第四块成于嘉庆三年（1798年），诗文为“許多梵宇因平遠，何事区中邪教張；挞伐六军宁可罢，迁延三载尚如常。化民无德诚忸切，督將惟严令武扬；六十年余外夷服，卻惭授政戢斯狂。”（注解部分根据行文需要，下文还有详细解释——笔者注）笔者通读此四篇诗文和注解，对当时发生的几件大事进行了梳理，借乾隆皇帝的忧虑之情以揭示清王朝由盛至衰的部分原因。
二、乾隆皇帝大兴土木（以修寺庙为例）和晚年的几场战争是导致社会财富空虚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康熙、乾隆二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东侧、北侧修建十二座皇家寺庙，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满汉关系逐渐走入正轨，满蒙、满藏关系也迅速提上日程。自康熙三十年剿灭噶尔丹，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多伦会盟之后，满蒙关系提到议事日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熙倡导的木兰行围为满蒙关系的加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年班、围班制度陆续建立完善，使得蒙古王公首领朝见皇帝形成定制。与此同时，康熙乾隆二帝正式确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胡土克图、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的宗教地位。在这个大背景下，随着蒙古王爷前来随围，承德十二座皇家寺庙相继建成。
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修建溥仁寺、溥善寺，到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在承德陆续修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广安寺、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等寺庙。每一座寺庙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尤其是号称“小布达拉”的普陀宗乘之庙和班禅行宫须弥福寿之庙。承德皇家寺庙的修建，并非香火钱，几乎全部来自大清国的“内帑”，集全国之财力、物力。仅以小布达拉宫和班禅行宫金顶为例：小布达拉宫“三个殿顶鎏金铜瓦共用头等金叶一万五千多两”，“须弥福寿之庙都罡殿楼铜瓦具照布达拉一样镀金两次。……共需用头等金叶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两八钱五分四厘。” [1]
嘉庆三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当太上皇的第三年，乾隆皇帝对十二座皇家寺庙的思绪之情溢于言表，在第四块匾的注解中仔细回忆了承德每一座皇家寺庙的修建背景：“如普宁寺，系乾隆二十年平定西陲，四卫拉特來觐，仿西蔵三摩耶庙式建此，以纪武成；安远庙则二十四年因降人达什达瓦部落迁居于此，仿伊犁固尔扎庙式为之；普乐寺則三十一年所建，以备诸藩瞻觐；至布达拉庙成于三十五年，仿西藏大昭寺敬建，以祝慈釐；扎什伦布庙乃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來熱河为予祝七旬万寿时仿后藏班禅所居並者；其他如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忱，其俗皆崇信黃教，用构茲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钜丽之观也”。[2]
六世班禅来为乾隆皇帝祝寿，在当时是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乾隆皇帝对此举极为重视，不惜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开销非常大。自班禅启程之日起，就命驻藏大臣专程护送，并晓谕沿途迎候、护送，应及早筹措；到达西宁派数名大臣往迎，并赐东珠、骏马、金鞍、银币等；于归化城赐车舆仪仗；乾隆皇帝遣六皇子、章嘉呼图克图、尚书永贵前往岱汉寺迎接，并赐嵌珠帽、袈裟、朝珠等；到达热河后安置、接见、赐宴、交谈、赏赐大量金银和珍贵物品。这里仅列举档案资料的两份记载：七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于避暑山庄首次接见六世班禅时，“赏三十两重金曼达一个、三十两重银曼达一个、金座磁、金座磁把碗一件、金盒一件、金碟一件、金香炉一件、玻璃碗十件、玻璃盘十件、玻璃瓶十件、磁碗十件、磁盘十件、磁瓶十件、玉鞍一副、哈达五百方”。“奉旨加赏：由内交出黄金五百两（系二次移加此次赏）、绣珠九龙袍一件、大卷八丝缎九匹、经一份、绣佛像三轴、经衣二件、铁镀金钵一件、仿古螭鹿金樽一对、嵌松石金盒五件、青玉盖碗一件、铜绦丝珐琅把碗二件、雕漆圆盒一对，鼻烟四瓶、洋花缎二十匹、海龙皮九张、黑狐皮九张、黑豹皮九张、银鼠皮一千张、灰鼠皮一千张、羊皮一千张。”四天后，第一次筵宴，乾隆帝又“赏班禅额尔德尼，嵌东珠等衣一份（计八件，珠十八颗）、各色缎五十匹、哈达二十方、玻璃碗十件、玻璃盘十件、玻璃瓶十件、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头等雕鞍一副。”并加赏黄缂丝锦上添花龙袍料一件。在皇帝厚赏的带动下，王公大臣对六世班排的赠馈亦甚多。[3]乾隆皇帝在第一块匾额中记述：“庚子年班禅额尔德尼來覲，朕赐予，已为优厚，其由草地行走，沿途各蒙古及在京之王公大臣等布施财幣，更属不赀，总计当值数十万金。” [4] 影响乾隆朝国库银的除了建皇家寺庙、安抚西藏活佛外，还有几次平叛战争，据事后统计，战争共支出国库银千余万两，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四分之一。平定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耗费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投入近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国库四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如和珅一样的朝廷官员贪赃枉法，国库已然见底，嘉庆朝大国之厦已然倾斜。
第一次平叛战争，乾隆皇帝虽调兵遣将组织反击，但廓尔喀军并未遭到有力的抵抗，因为西藏地方当局正在派人谈判议和，而议和之事，竟然隐瞒朝庭，没有请示报告。乾隆皇帝早已风闻西藏地方当局有议和的倾向，担心西藏地方官员、喇嘛畏怯妥协，却没有想到自己派出的大臣将领也有同样心理，成为这次糊涂谈判、草草议和的幕后支持者。主持前线军务的巴忠便是一例。私下赎地议和的情节被隐瞒，战争的真实原因被埋没。第二次廓尔喀入侵不可避免。将军的不作为已昭示大清朝的没落不可避免。
三、乾隆皇帝怀念当年修建皇家寺庙尤其是班禅行宫时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
须弥福寿之庙的建立，正当乾隆中后期的康乾盛世之极，当时朝廷已把目光投放到曾历经忧患的青藏高原，乾隆初年的几场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缓解了西藏的外部压力，达赖和班禅的权利得到巩固。在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后得到了安定。加之清政府对西藏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藏王，规定了四噶伦的职权，有效地削弱了一些大农奴主的势力，使达赖、班禅掌握了政治实权。因此西藏地方免除了分裂与战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面，清王朝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这样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才为六世班禅“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自愿来京”提供了条件。[5]
对于班禅的到来，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写到：“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以观华夏之振兴黄教、抚育群生、海宇清宴、民物敉宁景象”。乾隆皇帝继续写到：“庚子岁班禅额尔德尼以余七旬万寿，來京祝釐，念其自后藏跋涉二万里而來，因仿后藏班禅所居扎什伦布庙式于山莊特建此寺，以资安禅。” [6]赞美班禅行宫，“扎什倫布言其福寿如须弥山之高大也”。[7]
对于六世班禅东行，乾隆皇帝给予高度评价：“盖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自昔达赖喇嘛之来，至今亦百余年矣。且昔为开创之初，如喀尔喀、厄鲁特尚有梗化者。今则重熙休和，喀尔喀久为世臣，厄鲁特亦无不归顺，而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蹈，欲执役供奉。出于至诚，有不待教而然者。则此须弥福寿之庙之建，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8]
乾隆皇帝在第三、四块匾中提到了另外一座和须弥福寿之庙有着同等地位的寺庙，这就是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布达拉者华言普陀宗乘也，布达拉庙成于辛卯年，以敬祝慈釐，特仿西藏大昭法式於山莊北麓建之”。[9]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皇帝六十大寿，次年是皇太后八十大寿，群藩叩祝，该庙成为“藩服皈依之总汇”。为了感召西藏，乾隆皇帝特地将该庙仿成布达拉式样，虚位以待。乾隆四十五年因有六世班禅朝觐，八世达赖未能成行，但乾隆皇帝仍对八世达赖抱有很大的希望，命他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期间发生两次廓尔喀入侵事件，八世达赖亲自主持抗敌，迎接朝廷军队入藏，与中央政府的合作很密切，因而在乾隆皇帝过八十大寿时也未能成行。
四、乾隆晚年西藏政局变化尤其是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折射出帝国大厦开始倾斜
从乾隆五十三年开始，西藏地方发生的两次平定廓尔喀战争已载入乾隆帝《十全记》。笔者经查阅资料，发现诱导这两场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人祸，即诱导第一次战争的沙玛尔巴、仲巴胡图可图和谎报军情贻误战机的巴忠。这场战争的原因起于六世班禅圆寂于京后，其兄仲巴呼图克图得丰厚供奉携回后藏。班禅的另一位兄弟沙玛尔巴系红教喇嘛欲分沾利益，被仲巴拒绝。沙玛尔巴忿而出走，挟利唆使廓尔喀统治者派兵入藏，第一次战争遂即爆发。
在第一块匾中，乾隆皇帝将廓尔喀第一次入侵怪罪沙玛尔巴：“又风闻沙玛尔巴教唆廓尔喀，谓伊与仲巴呼图克图，俱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同母弟兄，所有扎什伦布赀財，伊原属有分，可以到彼处抢掠等语，沙玛尔巴挟嫌贪利，暗中唆使，实为此案罪魁。” [10]
第二块匾内乾隆皇帝同时对前线将领巴忠进行指责：“前次廓尔喀侵扰后藏边界济咙宗喀等处，命鄂辉成德等率兵进剿，即当示以兵威，庶彼知所畏惧，乃误于巴忠私自授意噶布伦丹津班珠而许银贿和饰奏，草率了事。”[11]
巴忠等瞒着清朝中央，由西藏地方政府支出赔款赎地，买来一时的和平。清军动用了大批军队，却未曾与敌军接触，战争草草收场，但西藏的边境战争并未真正解决，战争的目的和真相被掩盖。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8月，乾隆皇帝接到廓尔喀再度入侵、诱骗扣留噶伦丹津班珠尔、抢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战报时极为震怒，当即命令福安康为主帅带兵入藏。同时命令驻藏大臣雅满泰星夜带兵，赶赴日喀则，防御敌人，保卫班禅。并命令四川提督成德，率三千士兵入藏支援。次年三月，清军乘胜攻入廓尔喀。廓尔喀国王慌忙与英国人联系，企图寻求支持，另一方面不断地派遣使者到清军大营，请求清政府停止军事进攻，愿意交还被扣人质，归还掠夺去的财物，废除与西藏个别官员所订立的私约，并提出愿意臣服清朝，定期朝贡。清政府同意了廓尔喀人的乞和请求。九月清军凯旋回国。
廓尔喀两次入侵，暴露出西藏地方在财贸、外事、边防、吏治等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同时西方殖民势力已经开始觊觎中国西藏地方，要求通商，企图打开西藏门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中央政府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开始对西藏内外进行全面整顿，制定系统的治藏法规，以确保西藏安稳。
但是西藏本身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因为善后章程的修订而改变，矛盾仍在，嘉庆即位后也未能拿出更好的治藏方略以致鞭长莫及，英国人两次拥兵入侵西藏。自此西藏和大清帝国一样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五、乾隆皇帝对嗣皇帝嘉庆帝执政初年帝国出现的动荡深感不安
嘉庆即位时便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内部有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起义，外部海上列强虎视眈眈，嘉庆朝可谓危机四伏。此间嘉庆帝推出新政，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但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白莲教起义由此爆发。
白莲教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爆发，随即席卷川、楚、陕等地，清朝政府动用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围剿，起义终告失败。
乾隆皇帝在匾额中提到的主要是白莲教的四川分支，第四块匾诗文注解中记述：“邪教滋事起於前岁之春，计剿捕至今已二载有余，虽叠经帶兵大員等四路兜擒，歼毙多賊，其阑入楚陕边界者，俱已次第廓清，悉窜至川北川東界内，惟首逆多名尚未全获，川北则有李全、高均德、罗其清、冉文俦、阮正通，川东则有王三槐、徐添德、林亮公、刘成栋、張汉潮賊匪等败窜之余，不过茍延残喘，現经勒保、惠龄恒瑞德楞泰、明亮、额勒登保等带领雄兵分路截剿諸首逆，自可不日就擒，亟望捷音飞至。” [12]
这一年乾隆皇帝还想当“林下人”，想着国家太平之后过上归隐山林的“林下人”生活。这一年他在避暑山庄留有一首《林下一首五叠乙未韵》诗，诗中写道：“符愿坐林下，嘉阴披爽便。虽然归政子，仍励辟邪肩。二竖获日指，一章捷望穿。促吟乘飒籁，睫眼廿三年。” [13]
诗中反映了乾隆皇帝忧心忡忡、焦急万分的心情。他对白莲教恨之入骨。虽已归政于子，但仍把“辟邪”重任担在肩上。“亟望捷音飛至”也流露出乾隆皇帝对克敌平乱的渴望。
以上乾隆四块匾额大致反映了乾隆末年，尤其是在嘉庆初年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的时局。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社会矛盾激化，官吏贪赃枉法，八旗风光不在，骑射家法束之高阁，怠惰之风、粉饰之风盛行，而廓尔喀入侵和白莲教起义对大清朝由盛转衰起到了催生作用。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恰好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参考文献：
[1]郭成河，冯术东.避暑山庄外八庙简介[Z].2007（6）：172-207.
[2]第四块匾.乾隆《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Z].戊午年，外八庙管理处藏，1798.
[3]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3）：236-237.
[4]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5]张占生，刘爱民.承德外八庙[Z].1990（8）：95.
[6]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7]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8]乾隆《须弥福寿之庙碑记》[Z].外八庙管理处藏，辛卯，1771.
[9]第三块匾.乾隆《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Z].外八庙管理处藏，丁巳，1797.
[10]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11]第二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叠去岁诗韵》[Z].外八庙管理处藏，癸丑，1793.
[12]第四块匾.乾隆《出山莊北門瞻礼梵庙之作》[Z].外八庙管理处藏，戊午，1798.
[13]乾隆《林下戏题》系列诗韵之一《林下一首五叠乙未韵》[Z].避暑山庄管理处藏，戊午，1790.
【关键词】扎什伦布庙；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匾额；廓尔喀战争
【中图分类号】K282 【文献标识码】A
须弥福寿之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藏传佛教喇嘛教首领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时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在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里，我们看到了当年六世班禅的故居扎什伦布寺，看到了当年肃穆庄严的固尔扎都纲，看到了朝廷为六世班禅留下的历史丰碑，也看到了乾隆皇帝怀念六世班禅时写下的几篇有历史意义的御制诗文。丰碑让人敬仰，御制诗文则让人思索着当年乾隆皇帝治驭国家时的心态，正如本文标题所写一样“靖逆安民问辜直，须弥瞻礼祈福安”。
笔者在整理六世班禅行宫传世文物时发现了乾隆皇帝晚年撰写的四块髤漆夹纻匾额——扎什伦布庙瞻礼系列御制诗文，诗为五言和七言，在叙述当年西藏和内地发生的战争和动荡时还留下了注解，这为我们研究乾隆皇帝晚年尤其是归政三年嘉庆皇帝在位初年时的某种不安和担心窥得一些痕迹。本文试作一下分析，不妥之处还请专家教正。
一、四块御制匾额内容
乾隆皇帝留下的四块御制匾额可以按年代划分顺序，第一块匾写于乾隆57年（1792年），诗文为“扎什倫布者，須弥福寿称；班禅來驻此，示寂送归曾。廓喀昨寇彼，官軍今討应；事端职由是，捷报盼飞腾。”第二块写于乾隆58年（公元1793年），诗文为“班禅來驻锡，祝寿七旬称；赉予多無算，贪侵刼有曾。发師问辜直，知罪乞降应；一瞬三年迅，黃衣喜气腾。”第三块作于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诗文为“避暑莊居三月多，有秋之仲景晴和；劳心军务及捷信，散志須弥与普陀。來覲外藩都豫悦，岂知衷曲尚蹉跎；转旋祝赖乾坤佑，靖逆安民听凯歌。”第四块成于嘉庆三年（1798年），诗文为“許多梵宇因平遠，何事区中邪教張；挞伐六军宁可罢，迁延三载尚如常。化民无德诚忸切，督將惟严令武扬；六十年余外夷服，卻惭授政戢斯狂。”（注解部分根据行文需要，下文还有详细解释——笔者注）笔者通读此四篇诗文和注解，对当时发生的几件大事进行了梳理，借乾隆皇帝的忧虑之情以揭示清王朝由盛至衰的部分原因。
二、乾隆皇帝大兴土木（以修寺庙为例）和晚年的几场战争是导致社会财富空虚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康熙、乾隆二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东侧、北侧修建十二座皇家寺庙，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满汉关系逐渐走入正轨，满蒙、满藏关系也迅速提上日程。自康熙三十年剿灭噶尔丹，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多伦会盟之后，满蒙关系提到议事日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熙倡导的木兰行围为满蒙关系的加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年班、围班制度陆续建立完善，使得蒙古王公首领朝见皇帝形成定制。与此同时，康熙乾隆二帝正式确立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胡土克图、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的宗教地位。在这个大背景下，随着蒙古王爷前来随围，承德十二座皇家寺庙相继建成。
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修建溥仁寺、溥善寺，到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在承德陆续修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广安寺、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等寺庙。每一座寺庙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尤其是号称“小布达拉”的普陀宗乘之庙和班禅行宫须弥福寿之庙。承德皇家寺庙的修建，并非香火钱，几乎全部来自大清国的“内帑”，集全国之财力、物力。仅以小布达拉宫和班禅行宫金顶为例：小布达拉宫“三个殿顶鎏金铜瓦共用头等金叶一万五千多两”，“须弥福寿之庙都罡殿楼铜瓦具照布达拉一样镀金两次。……共需用头等金叶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两八钱五分四厘。” [1]
嘉庆三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当太上皇的第三年，乾隆皇帝对十二座皇家寺庙的思绪之情溢于言表，在第四块匾的注解中仔细回忆了承德每一座皇家寺庙的修建背景：“如普宁寺，系乾隆二十年平定西陲，四卫拉特來觐，仿西蔵三摩耶庙式建此，以纪武成；安远庙则二十四年因降人达什达瓦部落迁居于此，仿伊犁固尔扎庙式为之；普乐寺則三十一年所建，以备诸藩瞻觐；至布达拉庙成于三十五年，仿西藏大昭寺敬建，以祝慈釐；扎什伦布庙乃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來熱河为予祝七旬万寿时仿后藏班禅所居並者；其他如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忱，其俗皆崇信黃教，用构茲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钜丽之观也”。[2]
六世班禅来为乾隆皇帝祝寿，在当时是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乾隆皇帝对此举极为重视，不惜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开销非常大。自班禅启程之日起，就命驻藏大臣专程护送，并晓谕沿途迎候、护送，应及早筹措；到达西宁派数名大臣往迎，并赐东珠、骏马、金鞍、银币等；于归化城赐车舆仪仗；乾隆皇帝遣六皇子、章嘉呼图克图、尚书永贵前往岱汉寺迎接，并赐嵌珠帽、袈裟、朝珠等；到达热河后安置、接见、赐宴、交谈、赏赐大量金银和珍贵物品。这里仅列举档案资料的两份记载：七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于避暑山庄首次接见六世班禅时，“赏三十两重金曼达一个、三十两重银曼达一个、金座磁、金座磁把碗一件、金盒一件、金碟一件、金香炉一件、玻璃碗十件、玻璃盘十件、玻璃瓶十件、磁碗十件、磁盘十件、磁瓶十件、玉鞍一副、哈达五百方”。“奉旨加赏：由内交出黄金五百两（系二次移加此次赏）、绣珠九龙袍一件、大卷八丝缎九匹、经一份、绣佛像三轴、经衣二件、铁镀金钵一件、仿古螭鹿金樽一对、嵌松石金盒五件、青玉盖碗一件、铜绦丝珐琅把碗二件、雕漆圆盒一对，鼻烟四瓶、洋花缎二十匹、海龙皮九张、黑狐皮九张、黑豹皮九张、银鼠皮一千张、灰鼠皮一千张、羊皮一千张。”四天后，第一次筵宴，乾隆帝又“赏班禅额尔德尼，嵌东珠等衣一份（计八件，珠十八颗）、各色缎五十匹、哈达二十方、玻璃碗十件、玻璃盘十件、玻璃瓶十件、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头等雕鞍一副。”并加赏黄缂丝锦上添花龙袍料一件。在皇帝厚赏的带动下，王公大臣对六世班排的赠馈亦甚多。[3]乾隆皇帝在第一块匾额中记述：“庚子年班禅额尔德尼來覲，朕赐予，已为优厚，其由草地行走，沿途各蒙古及在京之王公大臣等布施财幣，更属不赀，总计当值数十万金。” [4] 影响乾隆朝国库银的除了建皇家寺庙、安抚西藏活佛外，还有几次平叛战争，据事后统计，战争共支出国库银千余万两，占当年全国总税收的四分之一。平定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耗费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投入近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国库四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如和珅一样的朝廷官员贪赃枉法，国库已然见底，嘉庆朝大国之厦已然倾斜。
第一次平叛战争，乾隆皇帝虽调兵遣将组织反击，但廓尔喀军并未遭到有力的抵抗，因为西藏地方当局正在派人谈判议和，而议和之事，竟然隐瞒朝庭，没有请示报告。乾隆皇帝早已风闻西藏地方当局有议和的倾向，担心西藏地方官员、喇嘛畏怯妥协，却没有想到自己派出的大臣将领也有同样心理，成为这次糊涂谈判、草草议和的幕后支持者。主持前线军务的巴忠便是一例。私下赎地议和的情节被隐瞒，战争的真实原因被埋没。第二次廓尔喀入侵不可避免。将军的不作为已昭示大清朝的没落不可避免。
三、乾隆皇帝怀念当年修建皇家寺庙尤其是班禅行宫时的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
须弥福寿之庙的建立，正当乾隆中后期的康乾盛世之极，当时朝廷已把目光投放到曾历经忧患的青藏高原，乾隆初年的几场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缓解了西藏的外部压力，达赖和班禅的权利得到巩固。在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后得到了安定。加之清政府对西藏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藏王，规定了四噶伦的职权，有效地削弱了一些大农奴主的势力，使达赖、班禅掌握了政治实权。因此西藏地方免除了分裂与战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面，清王朝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这样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才为六世班禅“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自愿来京”提供了条件。[5]
对于班禅的到来，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写到：“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以观华夏之振兴黄教、抚育群生、海宇清宴、民物敉宁景象”。乾隆皇帝继续写到：“庚子岁班禅额尔德尼以余七旬万寿，來京祝釐，念其自后藏跋涉二万里而來，因仿后藏班禅所居扎什伦布庙式于山莊特建此寺，以资安禅。” [6]赞美班禅行宫，“扎什倫布言其福寿如须弥山之高大也”。[7]
对于六世班禅东行，乾隆皇帝给予高度评价：“盖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自昔达赖喇嘛之来，至今亦百余年矣。且昔为开创之初，如喀尔喀、厄鲁特尚有梗化者。今则重熙休和，喀尔喀久为世臣，厄鲁特亦无不归顺，而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蹈，欲执役供奉。出于至诚，有不待教而然者。则此须弥福寿之庙之建，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8]
乾隆皇帝在第三、四块匾中提到了另外一座和须弥福寿之庙有着同等地位的寺庙，这就是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布达拉者华言普陀宗乘也，布达拉庙成于辛卯年，以敬祝慈釐，特仿西藏大昭法式於山莊北麓建之”。[9]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皇帝六十大寿，次年是皇太后八十大寿，群藩叩祝，该庙成为“藩服皈依之总汇”。为了感召西藏，乾隆皇帝特地将该庙仿成布达拉式样，虚位以待。乾隆四十五年因有六世班禅朝觐，八世达赖未能成行，但乾隆皇帝仍对八世达赖抱有很大的希望，命他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期间发生两次廓尔喀入侵事件，八世达赖亲自主持抗敌，迎接朝廷军队入藏，与中央政府的合作很密切，因而在乾隆皇帝过八十大寿时也未能成行。
四、乾隆晚年西藏政局变化尤其是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折射出帝国大厦开始倾斜
从乾隆五十三年开始，西藏地方发生的两次平定廓尔喀战争已载入乾隆帝《十全记》。笔者经查阅资料，发现诱导这两场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人祸，即诱导第一次战争的沙玛尔巴、仲巴胡图可图和谎报军情贻误战机的巴忠。这场战争的原因起于六世班禅圆寂于京后，其兄仲巴呼图克图得丰厚供奉携回后藏。班禅的另一位兄弟沙玛尔巴系红教喇嘛欲分沾利益，被仲巴拒绝。沙玛尔巴忿而出走，挟利唆使廓尔喀统治者派兵入藏，第一次战争遂即爆发。
在第一块匾中，乾隆皇帝将廓尔喀第一次入侵怪罪沙玛尔巴：“又风闻沙玛尔巴教唆廓尔喀，谓伊与仲巴呼图克图，俱系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同母弟兄，所有扎什伦布赀財，伊原属有分，可以到彼处抢掠等语，沙玛尔巴挟嫌贪利，暗中唆使，实为此案罪魁。” [10]
第二块匾内乾隆皇帝同时对前线将领巴忠进行指责：“前次廓尔喀侵扰后藏边界济咙宗喀等处，命鄂辉成德等率兵进剿，即当示以兵威，庶彼知所畏惧，乃误于巴忠私自授意噶布伦丹津班珠而许银贿和饰奏，草率了事。”[11]
巴忠等瞒着清朝中央，由西藏地方政府支出赔款赎地，买来一时的和平。清军动用了大批军队，却未曾与敌军接触，战争草草收场，但西藏的边境战争并未真正解决，战争的目的和真相被掩盖。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8月，乾隆皇帝接到廓尔喀再度入侵、诱骗扣留噶伦丹津班珠尔、抢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战报时极为震怒，当即命令福安康为主帅带兵入藏。同时命令驻藏大臣雅满泰星夜带兵，赶赴日喀则，防御敌人，保卫班禅。并命令四川提督成德，率三千士兵入藏支援。次年三月，清军乘胜攻入廓尔喀。廓尔喀国王慌忙与英国人联系，企图寻求支持，另一方面不断地派遣使者到清军大营，请求清政府停止军事进攻，愿意交还被扣人质，归还掠夺去的财物，废除与西藏个别官员所订立的私约，并提出愿意臣服清朝，定期朝贡。清政府同意了廓尔喀人的乞和请求。九月清军凯旋回国。
廓尔喀两次入侵，暴露出西藏地方在财贸、外事、边防、吏治等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同时西方殖民势力已经开始觊觎中国西藏地方，要求通商，企图打开西藏门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中央政府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开始对西藏内外进行全面整顿，制定系统的治藏法规，以确保西藏安稳。
但是西藏本身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因为善后章程的修订而改变，矛盾仍在，嘉庆即位后也未能拿出更好的治藏方略以致鞭长莫及，英国人两次拥兵入侵西藏。自此西藏和大清帝国一样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五、乾隆皇帝对嗣皇帝嘉庆帝执政初年帝国出现的动荡深感不安
嘉庆即位时便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内部有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起义，外部海上列强虎视眈眈，嘉庆朝可谓危机四伏。此间嘉庆帝推出新政，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但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白莲教起义由此爆发。
白莲教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爆发，随即席卷川、楚、陕等地，清朝政府动用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围剿，起义终告失败。
乾隆皇帝在匾额中提到的主要是白莲教的四川分支，第四块匾诗文注解中记述：“邪教滋事起於前岁之春，计剿捕至今已二载有余，虽叠经帶兵大員等四路兜擒，歼毙多賊，其阑入楚陕边界者，俱已次第廓清，悉窜至川北川東界内，惟首逆多名尚未全获，川北则有李全、高均德、罗其清、冉文俦、阮正通，川东则有王三槐、徐添德、林亮公、刘成栋、張汉潮賊匪等败窜之余，不过茍延残喘，現经勒保、惠龄恒瑞德楞泰、明亮、额勒登保等带领雄兵分路截剿諸首逆，自可不日就擒，亟望捷音飞至。” [12]
这一年乾隆皇帝还想当“林下人”，想着国家太平之后过上归隐山林的“林下人”生活。这一年他在避暑山庄留有一首《林下一首五叠乙未韵》诗，诗中写道：“符愿坐林下，嘉阴披爽便。虽然归政子，仍励辟邪肩。二竖获日指，一章捷望穿。促吟乘飒籁，睫眼廿三年。” [13]
诗中反映了乾隆皇帝忧心忡忡、焦急万分的心情。他对白莲教恨之入骨。虽已归政于子，但仍把“辟邪”重任担在肩上。“亟望捷音飛至”也流露出乾隆皇帝对克敌平乱的渴望。
以上乾隆四块匾额大致反映了乾隆末年，尤其是在嘉庆初年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的时局。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社会矛盾激化，官吏贪赃枉法，八旗风光不在，骑射家法束之高阁，怠惰之风、粉饰之风盛行，而廓尔喀入侵和白莲教起义对大清朝由盛转衰起到了催生作用。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恰好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参考文献：
[1]郭成河，冯术东.避暑山庄外八庙简介[Z].2007（6）：172-207.
[2]第四块匾.乾隆《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Z].戊午年，外八庙管理处藏，1798.
[3]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3）：236-237.
[4]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5]张占生，刘爱民.承德外八庙[Z].1990（8）：95.
[6]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7]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8]乾隆《须弥福寿之庙碑记》[Z].外八庙管理处藏，辛卯，1771.
[9]第三块匾.乾隆《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Z].外八庙管理处藏，丁巳，1797.
[10]第一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Z].外八庙管理处藏，壬子年，1792.
[11]第二块匾.乾隆《扎什伦布庙志事叠去岁诗韵》[Z].外八庙管理处藏，癸丑，1793.
[12]第四块匾.乾隆《出山莊北門瞻礼梵庙之作》[Z].外八庙管理处藏，戊午，1798.
[13]乾隆《林下戏题》系列诗韵之一《林下一首五叠乙未韵》[Z].避暑山庄管理处藏，戊午，1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