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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回收的江湖法则
燥热的空气里，弥漫着噪音、粉尘，人们匆匆走过，很少去关心繁荣背后拆卸或剩余下来的那些钢筋水泥到哪里去了。只剩那些江湖派系式的拾荒者，为了生存，抢夺这最后被抛弃的利益空间
到处都是土方、网罩、脚手架、砂石碎砖、裸露出钢筋的混凝土、金属管线废料、木屑。
7月24日，凌晨3点左右，在北京市孙河乡的一个建筑垃圾消纳场里，十几名衣衫褴褛的中年拾荒者正挥舞着铲撬，想从刚卸下的一车建筑垃圾中找寻可卖钱的物件。他们相互吆喝，忙不停地翻动着一堆堆在他们看来很值钱的建筑物土堆。
这是盘踞在北京周边数百个垃圾消纳场中的一个。在这里，垃圾既是污染环境的祸首，又是带来利益的能源，如果不是守候了几个通宵，很难想象这里围绕着垃圾而产生的关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
正如麦克·戴维斯在《贫民窟星球》中说过：“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物品，包括空间。”
建筑垃圾·北京·拾荒者
据相关数据统计，2000年以来，随着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成功和奥运工程的相机启动，北京市建筑垃圾排放量一路攀升，已由1999年的2400万吨上升到如今的4000多万吨，高居全国建筑垃圾排放量首位。年产量约为同期全市生活固体垃圾的7倍。
尽管北京市庞大的建筑垃圾是众多人的“碍眼物”，是政府的“操心事”，是乡村景观的“破坏者”。但对开着一家建筑垃圾清运公司的老板张树西来说，它是一份永远值得投入的生意。同时，它也催生了一大批寄生于建筑垃圾之上的劳动者。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博士高世扬眼中，北京市庞大的建筑垃圾回收体制，靠帮派式的江湖法则维系着。他分析原因，谈到拾荒者大多是初次来北京打工、或趁农闲进京赚取外快的农民。他们之所以会选择拆除工地和垃圾填埋场作为拾荒的地点，主要是因为北京绝大多数小区与商场的废品回收业务都已被物业或是有人脉的废品回收商所垄断。
在孙河附近的建筑垃圾消纳场，魏永强和他的几十名四川老乡就是高世扬眼中“典型的”北京建筑垃圾的受益者。
魏永强对《方圆》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十三岁从四川来到北京投靠老乡，那时候什么都不会，没读过书、也没有技能。摆过小摊，捡过破烂，也干过小偷小摸的勾当。因为没有固定居所，经常被警察盘问、出入派出所。但自从有了这个建筑垃圾场，他可以每天固定在此挑拣废品，还介绍了一批老乡来此。
无数个像魏永强这样活跃在北京城市周边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建筑垃圾在中国的一大特色。他们是垃圾分类的执行者，常年处于城市边缘状态，凭借地缘和乡土归属心理聚集在一起，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
在位于六环和京津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的北京市通州区南火垡村，一条不太清澈的凉水河缓缓流淌，河心处泛有零星白沫。这里有个南火垡建筑垃圾消纳站，也是政府指定可以倾倒的站点。村委会负责营运消纳站的汤清海把《方圆》记者带到一处占地30多亩的低洼处，表明这就是该建筑垃圾站。建筑垃圾站在路口只设有一个低矮的平房里，里面住的人负责向来此的车辆收取80元的消纳费。平房外，砖块、石灰碎墙面、破烂的绳索跟生活垃圾堆放在一块，在阳光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
在南火垡村的东头，四川人余正强夫妇住在一间有废旧木板搭建的小屋里，靠捡附近的小填埋坑垃圾为生。这个填埋坑是村里的鱼塘，余正强告诉记者，在村的另一头同样有处低地，现在由他的一位老乡在看护。
“四月麦青忙歌谣，五月柳色染水绿”，这是诗人王泽生游历京郊的见闻，但诗里的美好农忙景象现在越来越被打折扣了。盘踞在北京市周边成百上千的村落的除了荷塘和麦田，几年间突兀地多了几百座垃圾场。
收费人与拉渣土的司机
孙河乡的垃圾消纳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密高速和机场南线高速交界处，距离地铁15号线仅500米。从远处看，它更像是一座小土丘，是建筑垃圾和渣土长年堆积的结果。
通往消纳场中心的卡车需要开足马力，越过泥泞且颇有高度的土坡，然后顺着前车留下的车辙沟印，将整车的垃圾渣土拉到消纳场的中央。当然上坡后，得首先经过一道程序——给守候一旁的人缴纳50元到100元不等的消纳费。
魏永强就是收费人。他告诉记者，这里曾经是一片砖窑厂，周边被挖出了大小不同的坑，最深的坑有几十米深。因为地势低，加上周边建筑工程、拆迁工程的启动，这里成为堆放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天然场所。近五年来，北京市区北部的装修垃圾和工程废料大都运往这里。
“这里每天都有拉渣土的大车来，有时候十几辆车连着车，不分昼夜地往这里运。”魏永强说，运来的渣土、废料被推土机和铲车最后推挤在一起。老的车辙印还没有褪去，新的痕迹又加了上来。
魏永强对现在的工作挺满意。老板给他每晚150元的工资，他只需开着面包车过来，将车停在一边，然后搬出一把竹椅子，静候着拉渣土的司机停车给他交钱。至于交多少，由他说了算。嫌司机给的钱不够时，他会掏出手电筒，照照卡车后的垃圾，说这车垃圾土的水分多，清理有难度，需要多收。不过，当遇到一车建材装修垃圾时，收费就会稍微少点。他告诉记者，收费的标准要看卡车拉来的垃圾有多少利用价值，那种纯粹占有土地的就该多收点。
对于拉渣土的司机饶永胜来说，交费能少给，就尽量磨磨嘴皮子，少给点。他从清运公司那里接到运输的活儿，每一趟领的钱是固定的，如果能少给消纳站一块钱，自己的腰包里就多出一块钱。其实，为了增加收入，类似于走最快捷的运输线路、 路上节省时间，多拉一趟车等等也是他们每晚必须算计的问题。
而对于饶永胜的雇主，康盛佳园垃圾清运公司张树西来说，司机能按时将车开回来，中间不出安全事故，不遇到交警城管罚款才是最应该庆幸的事。
司机与交警城管的猫鼠游戏
十二年前，张树西独自来到北京，开一辆卡车满三环地倒渣土，他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那时三环外随处可见渣土坑，很多司机像他一样，过着“夜间独行侠”似的拉渣土生意。如今，很多司机都已退出了，剩下来的如张树西当了老板。
他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乡下人的“肯吃苦”，不是每个人都有从事拉渣土行业所必需的韧劲儿。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家渣土清运企业负责人，操心的事太多，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每天傍晚负责调运各城区的司机，规划路线。到了半夜，要随时接听各个司机在路上的状态报告。有时候渣土车出事故、纠纷或者被交警、城管扣押，都得让其出面调解。
“找我去罚款是小事，我最担心的是司机出交通事故。”张树西说，“别看我是老板，每天却过得提心吊胆。”
张树西至今还对2011年1月10日夜9点，发生在来广营北路一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感到很揪心。那天他接到电话，说一辆拉工程渣土的超载货车行驶时，与另一方向突然蹿出一辆小轿车相遇，将小轿车压在侧翻的渣土车下。
张树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看到这辆超载驾驶“福田”牌重型自卸货车不是自己公司的车时，才舒缓了口气。这场事故导致小轿车内4人身亡，汽修店临街的一间平房坍塌。
“四条人命啊，谁摊上都会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从那以后，每晚发车，他总会叮嘱司机们小心驾驶，白天多睡点，切不可疲劳驾驶。他还规定公司里的员工在中午12点前不给司机打电话，以防打扰他们休息。
张树西讲，负责拉渣土的司机大部分是长期雇用的。司机本身大多是从外地来的拉渣土个体户，基本上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别说交通安全观念不强，就是连城市人基本的礼貌素质都需要人去强调。
招司机不易，特别是招有责任心的司机，张树西感叹。目前，与张树西有长期合作的司机，分散在北京城各个区的城中村里，并且大都是来自同一省市的老乡。
7月23日晚上，《方圆》记者遇到三个来自河北邯郸的司机。很有意思的是，这三名司机车的副驾驶位子上都坐着他们的妻子。其中司机孙名路的妻子还把两岁大的外甥抱在胸前，因为留家里没人看护，索性就带上车。
张树西告诉记者，司机带上自己的妻子，一来是为了多挣点钱，因为她们可以帮忙扛运工具；二来，避免长时间开车疲倦出安全事故。不过，最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心理因素，因为按照他们家乡的习俗，开夜车的司机一定要拉上个伴，“怕遇鬼。”
司机郭侦喜给记者算了笔账，一夜平均拉两趟渣土，清运公司支付一百来块钱，同时支付自己的妻子50元，作为搬运工的酬劳，这样一个月就能增收1500元。而清运公司通常是乐意雇用他们的妻子做为搬运工，因为专门请一个男搬运工需要支付同司机一样的工资。
不过，郭侦喜的算盘只有在万无一失情况下才能如意。一旦遭遇恶劣天气，就只能拉一趟。如果运气不好，经过十字路口时就会被等候的交警、城管拦下，导致一趟未拉，那么损失就大了。特别是后者，车子被扣，需要清运公司出面缴纳罚款，才能放出。而一次罚款少则几百，多则几千。
记者问起，交警、城管拦停卡车依据什么？几个司机们纷纷发笑，“没是理由，逮住就罚，甭管你超载还是只装半车。”
交警、城管，在清运公司和拉渣土司机眼里，是除了渣土消纳坑主和建筑工地外，最常打交道的方面，这是经营清运建筑垃圾行业普遍遭遇的现实。
“有时候，开车经红绿灯停车时，一些衣着普通的人就能把我们拦下，开口就要钱。”一位司机向记者透露，这些人通常是跟填埋坑主和城管有关系。他们拦下司机的车，暗示自己跟不远处的城管很熟，可以出面调解，让城管放行，只要给他几百元的通行费。
“大多时候，当我意识到附近有城管时，我会马上换路线。”这位司机说，自己的鼻子就像老鼠一样，城管和交警就像猫，只要他们在附近巡逻，就立马能闻到。
所以，一般清运公司都把城管执法的罚款当做业务的成本来预算。如果一晚上同时派出十辆渣土车，其中有一辆被扣下，那么剩下九辆挣来的利润刚好弥补罚款。“不过，这种事不是每天都发生，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发生一次。”张树西告诉记者。
实际上，“以罚款维持正常营业”已是张树西他们干这行见怪不怪的道理。他完全自信不会因为罚款而关闭公司，在他看来，只要北京市发展一天，自己就有一天的生意。
“城里的垃圾总得要人运出来吧？即使城管交警再怎么罚钱，他们也不会天天坐地要价。”有时候，张树西觉得是自己这帮底层的垃圾从业者养肥了那些乱执法者。“把我们搞垮了，他们也没有收入来源了。”
“这是个低利润、但市场很大活儿”
在张树西看来，从事建筑垃圾清运工作，是个高尚的活儿。即使利润不高，在偌大的北京城，市场还是无限庞大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运营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我们一车一车地将北京城区的建筑渣土拉出去，每车就一百来块钱利润。遇到个重大安全事故，一下子就会前功尽弃的，保险公司是救不了的。”
张树西从事北京市建筑垃圾清运工作已有12年了，但真正有自己的清运团队，即成立康盛佳园清运公司是在2005年。张树西个人事业的扩大，除了他本人的精明和对建筑垃圾清运市场的熟悉，还离不开北京市近十几年来的城市建设狂飙式发展。
张树西认为干建筑垃圾清运这一行，守规矩难。难在行业利润低，政策要求太苛刻。每次清运都需要办理垃圾清运手续，要求不超载，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路线倒在规定的建筑消纳场里，这些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负担太大。
“如果政府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大家自然按照规定来经营，但现状是干这一行的没有谁守规则。”张树西告诉记者，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清运公司成为像市政环卫那样的正规军，可以不受政策限制，不必偷偷摸摸地只准许晚上出来经营。
“晚上把大轮车开到市内小区，很容易打扰居民休息，一旦被人举报，十几台车子就要原地熄火，干愣在那儿，损失大了。”
对作为民营清运公司身份的困境是张树西最大的苦恼，尽管自己的企业在北京市已算是有实力的，但他每次都不得不向客户解释自己的企业有多么正规。翻开张树西所在清运公司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段滚动播放的公司证照，这些证照名目繁多，既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建筑垃圾准入证、渣土消纳证，也有组织机构代码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施工企业安全资格审查证等等不下十几种。
“有时候，去施工企业竞标，对方问我们清运公司有什么证件，大家都说有。但拿出来才发现，各种证都不一样。”在张树西看来，办各种假证获取认可，已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事。
燥热的空气里，弥漫着噪音、粉尘，人们匆匆走过，很少去关心繁荣背后拆卸或剩余下来的那些钢筋水泥到哪里去了。只剩那些江湖派系式的拾荒者，为了生存，抢夺这最后被抛弃的利益空间
到处都是土方、网罩、脚手架、砂石碎砖、裸露出钢筋的混凝土、金属管线废料、木屑。
7月24日，凌晨3点左右，在北京市孙河乡的一个建筑垃圾消纳场里，十几名衣衫褴褛的中年拾荒者正挥舞着铲撬，想从刚卸下的一车建筑垃圾中找寻可卖钱的物件。他们相互吆喝，忙不停地翻动着一堆堆在他们看来很值钱的建筑物土堆。
这是盘踞在北京周边数百个垃圾消纳场中的一个。在这里，垃圾既是污染环境的祸首，又是带来利益的能源，如果不是守候了几个通宵，很难想象这里围绕着垃圾而产生的关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
正如麦克·戴维斯在《贫民窟星球》中说过：“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物品，包括空间。”
建筑垃圾·北京·拾荒者
据相关数据统计，2000年以来，随着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成功和奥运工程的相机启动，北京市建筑垃圾排放量一路攀升，已由1999年的2400万吨上升到如今的4000多万吨，高居全国建筑垃圾排放量首位。年产量约为同期全市生活固体垃圾的7倍。
尽管北京市庞大的建筑垃圾是众多人的“碍眼物”，是政府的“操心事”，是乡村景观的“破坏者”。但对开着一家建筑垃圾清运公司的老板张树西来说，它是一份永远值得投入的生意。同时，它也催生了一大批寄生于建筑垃圾之上的劳动者。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博士高世扬眼中，北京市庞大的建筑垃圾回收体制，靠帮派式的江湖法则维系着。他分析原因，谈到拾荒者大多是初次来北京打工、或趁农闲进京赚取外快的农民。他们之所以会选择拆除工地和垃圾填埋场作为拾荒的地点，主要是因为北京绝大多数小区与商场的废品回收业务都已被物业或是有人脉的废品回收商所垄断。
在孙河附近的建筑垃圾消纳场，魏永强和他的几十名四川老乡就是高世扬眼中“典型的”北京建筑垃圾的受益者。
魏永强对《方圆》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十三岁从四川来到北京投靠老乡，那时候什么都不会，没读过书、也没有技能。摆过小摊，捡过破烂，也干过小偷小摸的勾当。因为没有固定居所，经常被警察盘问、出入派出所。但自从有了这个建筑垃圾场，他可以每天固定在此挑拣废品，还介绍了一批老乡来此。
无数个像魏永强这样活跃在北京城市周边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建筑垃圾在中国的一大特色。他们是垃圾分类的执行者，常年处于城市边缘状态，凭借地缘和乡土归属心理聚集在一起，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
在位于六环和京津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的北京市通州区南火垡村，一条不太清澈的凉水河缓缓流淌，河心处泛有零星白沫。这里有个南火垡建筑垃圾消纳站，也是政府指定可以倾倒的站点。村委会负责营运消纳站的汤清海把《方圆》记者带到一处占地30多亩的低洼处，表明这就是该建筑垃圾站。建筑垃圾站在路口只设有一个低矮的平房里，里面住的人负责向来此的车辆收取80元的消纳费。平房外，砖块、石灰碎墙面、破烂的绳索跟生活垃圾堆放在一块，在阳光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
在南火垡村的东头，四川人余正强夫妇住在一间有废旧木板搭建的小屋里，靠捡附近的小填埋坑垃圾为生。这个填埋坑是村里的鱼塘，余正强告诉记者，在村的另一头同样有处低地，现在由他的一位老乡在看护。
“四月麦青忙歌谣，五月柳色染水绿”，这是诗人王泽生游历京郊的见闻，但诗里的美好农忙景象现在越来越被打折扣了。盘踞在北京市周边成百上千的村落的除了荷塘和麦田，几年间突兀地多了几百座垃圾场。
收费人与拉渣土的司机
孙河乡的垃圾消纳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密高速和机场南线高速交界处，距离地铁15号线仅500米。从远处看，它更像是一座小土丘，是建筑垃圾和渣土长年堆积的结果。
通往消纳场中心的卡车需要开足马力，越过泥泞且颇有高度的土坡，然后顺着前车留下的车辙沟印，将整车的垃圾渣土拉到消纳场的中央。当然上坡后，得首先经过一道程序——给守候一旁的人缴纳50元到100元不等的消纳费。
魏永强就是收费人。他告诉记者，这里曾经是一片砖窑厂，周边被挖出了大小不同的坑，最深的坑有几十米深。因为地势低，加上周边建筑工程、拆迁工程的启动，这里成为堆放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天然场所。近五年来，北京市区北部的装修垃圾和工程废料大都运往这里。
“这里每天都有拉渣土的大车来，有时候十几辆车连着车，不分昼夜地往这里运。”魏永强说，运来的渣土、废料被推土机和铲车最后推挤在一起。老的车辙印还没有褪去，新的痕迹又加了上来。
魏永强对现在的工作挺满意。老板给他每晚150元的工资，他只需开着面包车过来，将车停在一边，然后搬出一把竹椅子，静候着拉渣土的司机停车给他交钱。至于交多少，由他说了算。嫌司机给的钱不够时，他会掏出手电筒，照照卡车后的垃圾，说这车垃圾土的水分多，清理有难度，需要多收。不过，当遇到一车建材装修垃圾时，收费就会稍微少点。他告诉记者，收费的标准要看卡车拉来的垃圾有多少利用价值，那种纯粹占有土地的就该多收点。
对于拉渣土的司机饶永胜来说，交费能少给，就尽量磨磨嘴皮子，少给点。他从清运公司那里接到运输的活儿，每一趟领的钱是固定的，如果能少给消纳站一块钱，自己的腰包里就多出一块钱。其实，为了增加收入，类似于走最快捷的运输线路、 路上节省时间，多拉一趟车等等也是他们每晚必须算计的问题。
而对于饶永胜的雇主，康盛佳园垃圾清运公司张树西来说，司机能按时将车开回来，中间不出安全事故，不遇到交警城管罚款才是最应该庆幸的事。
司机与交警城管的猫鼠游戏
十二年前，张树西独自来到北京，开一辆卡车满三环地倒渣土，他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公司和事业。那时三环外随处可见渣土坑，很多司机像他一样，过着“夜间独行侠”似的拉渣土生意。如今，很多司机都已退出了，剩下来的如张树西当了老板。
他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乡下人的“肯吃苦”，不是每个人都有从事拉渣土行业所必需的韧劲儿。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家渣土清运企业负责人，操心的事太多，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每天傍晚负责调运各城区的司机，规划路线。到了半夜，要随时接听各个司机在路上的状态报告。有时候渣土车出事故、纠纷或者被交警、城管扣押，都得让其出面调解。
“找我去罚款是小事，我最担心的是司机出交通事故。”张树西说，“别看我是老板，每天却过得提心吊胆。”
张树西至今还对2011年1月10日夜9点，发生在来广营北路一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感到很揪心。那天他接到电话，说一辆拉工程渣土的超载货车行驶时，与另一方向突然蹿出一辆小轿车相遇，将小轿车压在侧翻的渣土车下。
张树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看到这辆超载驾驶“福田”牌重型自卸货车不是自己公司的车时，才舒缓了口气。这场事故导致小轿车内4人身亡，汽修店临街的一间平房坍塌。
“四条人命啊，谁摊上都会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从那以后，每晚发车，他总会叮嘱司机们小心驾驶，白天多睡点，切不可疲劳驾驶。他还规定公司里的员工在中午12点前不给司机打电话，以防打扰他们休息。
张树西讲，负责拉渣土的司机大部分是长期雇用的。司机本身大多是从外地来的拉渣土个体户，基本上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别说交通安全观念不强，就是连城市人基本的礼貌素质都需要人去强调。
招司机不易，特别是招有责任心的司机，张树西感叹。目前，与张树西有长期合作的司机，分散在北京城各个区的城中村里，并且大都是来自同一省市的老乡。
7月23日晚上，《方圆》记者遇到三个来自河北邯郸的司机。很有意思的是，这三名司机车的副驾驶位子上都坐着他们的妻子。其中司机孙名路的妻子还把两岁大的外甥抱在胸前，因为留家里没人看护，索性就带上车。
张树西告诉记者，司机带上自己的妻子，一来是为了多挣点钱，因为她们可以帮忙扛运工具；二来，避免长时间开车疲倦出安全事故。不过，最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心理因素，因为按照他们家乡的习俗，开夜车的司机一定要拉上个伴，“怕遇鬼。”
司机郭侦喜给记者算了笔账，一夜平均拉两趟渣土，清运公司支付一百来块钱，同时支付自己的妻子50元，作为搬运工的酬劳，这样一个月就能增收1500元。而清运公司通常是乐意雇用他们的妻子做为搬运工，因为专门请一个男搬运工需要支付同司机一样的工资。
不过，郭侦喜的算盘只有在万无一失情况下才能如意。一旦遭遇恶劣天气，就只能拉一趟。如果运气不好，经过十字路口时就会被等候的交警、城管拦下，导致一趟未拉，那么损失就大了。特别是后者，车子被扣，需要清运公司出面缴纳罚款，才能放出。而一次罚款少则几百，多则几千。
记者问起，交警、城管拦停卡车依据什么？几个司机们纷纷发笑，“没是理由，逮住就罚，甭管你超载还是只装半车。”
交警、城管，在清运公司和拉渣土司机眼里，是除了渣土消纳坑主和建筑工地外，最常打交道的方面，这是经营清运建筑垃圾行业普遍遭遇的现实。
“有时候，开车经红绿灯停车时，一些衣着普通的人就能把我们拦下，开口就要钱。”一位司机向记者透露，这些人通常是跟填埋坑主和城管有关系。他们拦下司机的车，暗示自己跟不远处的城管很熟，可以出面调解，让城管放行，只要给他几百元的通行费。
“大多时候，当我意识到附近有城管时，我会马上换路线。”这位司机说，自己的鼻子就像老鼠一样，城管和交警就像猫，只要他们在附近巡逻，就立马能闻到。
所以，一般清运公司都把城管执法的罚款当做业务的成本来预算。如果一晚上同时派出十辆渣土车，其中有一辆被扣下，那么剩下九辆挣来的利润刚好弥补罚款。“不过，这种事不是每天都发生，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发生一次。”张树西告诉记者。
实际上，“以罚款维持正常营业”已是张树西他们干这行见怪不怪的道理。他完全自信不会因为罚款而关闭公司，在他看来，只要北京市发展一天，自己就有一天的生意。
“城里的垃圾总得要人运出来吧？即使城管交警再怎么罚钱，他们也不会天天坐地要价。”有时候，张树西觉得是自己这帮底层的垃圾从业者养肥了那些乱执法者。“把我们搞垮了，他们也没有收入来源了。”
“这是个低利润、但市场很大活儿”
在张树西看来，从事建筑垃圾清运工作，是个高尚的活儿。即使利润不高，在偌大的北京城，市场还是无限庞大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能运营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我们一车一车地将北京城区的建筑渣土拉出去，每车就一百来块钱利润。遇到个重大安全事故，一下子就会前功尽弃的，保险公司是救不了的。”
张树西从事北京市建筑垃圾清运工作已有12年了，但真正有自己的清运团队，即成立康盛佳园清运公司是在2005年。张树西个人事业的扩大，除了他本人的精明和对建筑垃圾清运市场的熟悉，还离不开北京市近十几年来的城市建设狂飙式发展。
张树西认为干建筑垃圾清运这一行，守规矩难。难在行业利润低，政策要求太苛刻。每次清运都需要办理垃圾清运手续，要求不超载，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路线倒在规定的建筑消纳场里，这些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负担太大。
“如果政府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大家自然按照规定来经营，但现状是干这一行的没有谁守规则。”张树西告诉记者，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清运公司成为像市政环卫那样的正规军，可以不受政策限制，不必偷偷摸摸地只准许晚上出来经营。
“晚上把大轮车开到市内小区，很容易打扰居民休息，一旦被人举报，十几台车子就要原地熄火，干愣在那儿，损失大了。”
对作为民营清运公司身份的困境是张树西最大的苦恼，尽管自己的企业在北京市已算是有实力的，但他每次都不得不向客户解释自己的企业有多么正规。翻开张树西所在清运公司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段滚动播放的公司证照，这些证照名目繁多，既有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建筑垃圾准入证、渣土消纳证，也有组织机构代码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施工企业安全资格审查证等等不下十几种。
“有时候，去施工企业竞标，对方问我们清运公司有什么证件，大家都说有。但拿出来才发现，各种证都不一样。”在张树西看来，办各种假证获取认可，已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