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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整个东北地区被逐步纳入了分封制与行省制的体系之内，这使得元代的东北统治既可折射朝廷、诸王等多种政治势力的混存交织，又体现出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与若干特色。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地位，元代的东北统治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元代，东北，统治，诸王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38—04
在中国历代王朝对东北的统治中，元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元帝国将整个东北地区分别纳入了分封制和行省制的体系之内。这使得元代的东北统治既可折射朝廷、诸王等多种政治势力的混存交织，又体现出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与若干特色。目前，学者们对元代东北统治的很多方面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受史料、研究角度等限制，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缺少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出发对东北统治的宏观阐述和分析。
一、元代东北统治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大蒙古国对东北的征服与统治构成了元代东北统治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蒙古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征服，在保留、调整金朝东北路州的基础上，设立北京等路都元帅府、北京行省都元帅、北京路征收课税所等机构或官员对东北地区进行统治。其中，设立于1215年的北京等路都元帅府是蒙廷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军事统治机构。北京(治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毗邻蒙古本土，又是幽燕进入东北的喉襟之地，因此从一开始蒙古就把北京作为控制东北的基地和跳板。1241年吾也而被任命为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元帅。
在蒙古国时期，东北很多地区成为蒙古东道诸王的领地或势力范围。始封地在大兴安岭西麓的成吉思汗诸弟即蒙古东道诸王不仅参与了蒙古大汗对东北的征服，还独自向东北地区扩展自己的领地。其实，蒙廷对东北的大规模征伐实际上仅限于辽水东西之地以及女真人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至于东北地区中北部的大片地区基本是由东道诸王征伐并控制的。
(二)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到至元二十四年辽阳行省的稳定建立为元代东北统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元世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东北统治的措施，这其中既包括对东北统治机构的调整，又包括对东北诸王的限制。
元世祖朝前期、中期，东北地区行省与宣慰司的设置迭兴迭废，体现了元廷对东北地方统治模式的不断探索。元廷强化东北统治的努力势必与东道诸王的势力产生矛盾。而东北诸王又是元帝国所倚重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因此，元世祖在附会汉法、强化东北统治之时既要兼顾东北诸王贵族的利益，又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以上政策反映到元廷在东北设置的主要统治机构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元世祖一方面派遣藩府旧臣担任行省或宣慰司的主要官员，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蒙古勋臣贵族、东道诸王的家臣进入这些统治机构。以北京宣慰司的设置为例，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元廷任命畏兀儿人撒吉思和汉人柴祯同时担任北京宣慰使。身为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王傅官的撒吉思和柴祯应是分别代表东道诸王和元廷两种势力。
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二月东京(治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行省的设立最终引发了东道诸王的反叛。此次元廷一改过去在北京置省的惯例，而置省于更靠近东道诸王封地的东京一带，显示了元廷对东道诸王的积极限制或强硬态势。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讲，东京行省设立后，“一时东道诸王多不自安”。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屠寄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尽管元廷为了暂时缓解与东道诸王的紧张关系，随即废罢东京行省，但势力强大的东道诸王已决意要挑战忽必烈的权威。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以斡赤斤家族首领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发动叛乱。这样，在忽必烈政权内部，东道诸王与元廷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而这种矛盾实际上也是忽必烈附会汉法、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政策与蒙古旧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关利益分配的冲突。乃颜之乱爆发后，忽必烈亲自统军征伐，平定叛乱。以平定东道诸王之乱为契机，元廷大大强化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至元二十四年十月辽阳行省的稳定建立。
(三)自辽阳行省的稳定建立直到元末为元代东北统治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辽阳行省成为元廷控制东北的主要力量，元廷进一步强化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元末吾者野人、女真水达达的叛乱以及红巾起义军进入东北均削弱了元廷在东北的统治。
元文宗朝天历之变是元廷强化东北统治的重要转折点。文宗朝东北诸王辽王脱脱、札刺亦儿部首领朵罗台国王以及镇戍东北的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的军队，均因支持在上都即位的泰定帝后王而遭到惩罚。辽王脱脱与札剌亦儿部首领朵罗台均被杀害。天历二年(1329年)原来隶属于辽阳行省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以及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都被划入了枢密院直辖的侍卫亲军系统。在元文宗朝以后，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长期由中央官员兼领，而非直接隶属于辽阳行省。至于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的情况自元文宗朝以后就不见于史料，估计是被废罢了。
二、东北地区蒙古诸王与高丽人势力
元代东北地区分布着以东道诸王和五投下为主的蒙古诸王，构成了蒙古的东藩。自蒙古国时期开始，东道诸王就不断向东北地区扩展自己的领地或势力范围，尤其是拥有最多领地和封民的斡赤斤家族更是担当了镇戍东北的使命。元世祖朝乃颜之乱后，斡赤斤家族仍然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斡赤斤家族的统治中心到元代中后期也从东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东迁至位于东北的泰宁路一带。
东北蒙古诸王既是蒙古统治的重要根基，又是元廷控制东北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因此，元廷各项东北统治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考虑东北诸王尤其是东道诸王的态度和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元廷强化东北统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的过程。
利用东北诸王相互制衡也是元廷控制东北地区的重要政策。在漠南、辽西一带有蒙古五投下贵族的牧地，蒙古五投下是指蒙古弘吉剌、亦乞列思、札剌亦儿、兀鲁、忙兀五部。自蒙古国时期直至元朝末年，五投下一直是元廷所倚重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五投下部族在“列镇此方，以为藩屏”的同时，其军事力量也是对东北东道诸王势力的牵制。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道诸王乃颜之乱爆发后，五投下就参与了元廷平定乃颜之乱的战斗。
不仅如此，蒙古五投下还广泛参与到东北的一些主要统治机构之中，例如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中就有不少属于五投下之一的札剌亦儿部。元世祖朝札刺亦儿部人塔出曾长期担任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之后，塔出之子答兰帖木儿也曾担任辽阳行省参知政事。元顺帝朝辽阳行省左 丞相乃蛮台、朵儿只，以及平章政事朵尔直班均属于蒙古札剌亦儿部。蒙古札刺亦儿部人出任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应该是元廷为控制东北政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1214年蒙古札刺亦儿部首领、左手万户木华黎奉命统军征伐辽西、辽东，自此以后，蒙古基本控制了东北地区。元世祖朝初期札刺亦儿部的领地又东迁至辽西一带。正是由于札剌亦儿部在蒙元征服、控制东北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与五投下中的其他各部相比，札剌亦儿部人更多地参与到元廷在东北的统治机构中。
除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外，元代不时有一些蒙古诸王、蒙古部民迁入东北地区，尤其是在东北政局动荡过后，这一进程又特别明显。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辽阳诸王老的、蛮子台诸部扰民，敕枢密院、宗正府及行省，每岁遣官偕往巡问，以治其狱讼”。诸王老的为元世祖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蛮子台则属于蒙古五投下之一的弘吉刺部。至顺二年三月，“寿王脱里出、阳翟王帖木儿赤、西平王管不八、昌王八剌失里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告饥，命辽阳行省发近境仓粮赈两月”。元文宗至顺年间元廷对东北诸王、蒙古部民的赈济，表明除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外，另有一些蒙古诸王和大量蒙古部民迁至东北地区。在元文宗朝天历之变后，大批蒙古诸王、蒙古部民迁入东北地区无疑有增强该地区的军事镇戍和监控东北其他蒙古诸王的政治背景。为加强对东北的控制，至顺三年十一月壬申元廷“命郯王彻彻秃镇辽阳”。郯王为元宪宗蒙哥三子玉龙答失大王的后裔。
东北地区长期存在高丽人的势力。同属高丽洪福源家族的洪茶丘、洪君祥、洪重喜Ⅲ倦以及高丽人兀爱、奇辙、李承庆均担任过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笔者认为元廷任用高丽人担任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境内有大量的高丽人，辽阳行省沈阳路、双城总管府一带均是高丽人的聚居区；另一方面这也是元廷控制高丽政局的需要。由于辽阳行省毗邻高丽，辽阳行省在监控高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元设辽阳等路，建行中书省于懿州，总统诸路，并统高丽”。东北统治呈现出几种不同统治方式
首先，元廷在蒙古诸王领地实行的是分封制，大量蒙古部民的迁入，已经使得东北一些地区成为准蒙古地区。在这些地区更多地保留了蒙古草原旧制。即便是元廷在一些主要蒙古宗王的领地建立了直隶中书省的路级官府，即应昌路、全宁路、宁昌路、泰宁路，但其隶属关系仍以宗王为主，元廷并不过多干预宗王对领地属民的管理。
其次，在辽阳行省辖下东北中南部的很多地区，元廷实行的是汉地式的统治方式，即完全纳入了行省、路、府、州、县的统治体系之内。这些地区主要居住着从事农耕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
另外，在极东北一些渔猎部族的居地，实行的是较为松散的万户、千户制。尽管宣慰司、路、万户府以及驿站的设立彰显了元廷对极东北地区统治的强化，但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更多的是因俗而治。正因为此，元朝后期东北地区政局的动荡始于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的反叛。
(二)元代东北地区统治机构的建立与调整既是蒙元朝廷对地方统治模式不断探索的结果，又与东北政局的变动密切相关
在蒙古最初征服东北的过程中，很多统治机构往往是“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官职的名称多是因袭金代。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附会汉法、加强中央集权，在限制北京等路都元帅府权力的同时，开始探索设置宣慰司(宣抚司)、行省等机构统治东北的新模式。元廷在东北地区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遭到了来自东北蒙古诸王的阻力，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东道诸王叛乱。不过，东北政局的变动却成为元廷加强对东北政治军事统治的契机。自此之后，元廷以稳定设立辽阳行省为重点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东道诸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如前所述，元中期天历之变也是元廷强化对东北政治军事控制的转折点。元朝后期，东北地区爆发了吾者野人、女真水达达等边疆部族的叛乱。为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至正七年(1347年)正月丁巳，“复立东路都蒙古军都元帅府”。元廷在基本平定叛乱后，至正十五年八月设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位于今黑龙江下游阿纽依河流入黑龙江处)之地。另外，为应对东北政局的变动，元顺帝朝在开元路设置了海西辽东道宣慰司。
(三)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笔者以东道诸王中居支配地位的斡赤斤家族为例简要论述之。自蒙古国时期直到元世祖朝东道诸王之乱前，斡赤斤家族一直在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领地并负责东北的军事镇戍。乃颜之乱后，元世祖虽惩罚了参与反叛的蒙古东道诸王，但并没有废除东道诸王兀鲁思(ulus，蒙语“人众”“国家”之义)。复旦大学的姚大力先生认为乃颜之乱后，斡赤斤家族的统治权就交给了未参加叛乱的乃颜的伯父、塔察儿的长子乃蛮带。随着与元廷关系的改善，斡赤斤家族在东北甚至整个元朝政局中继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直至元朝末年，斡赤斤家族一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1。可以说，控制、安抚、利用斡赤斤家族始终是元廷的既定政策。推而广之，有元一代，元廷在不断安抚、利用东北诸王的同时，又不时采取措施限制东北诸王的种种特权以及专擅、扰民等行为。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薛磊蒙古汗国时期东道诸王东北领地考述[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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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屠寄，蒙兀儿史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4.
[5]史卫民元代军事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6]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A]，王国维遗书(第13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7]叶新民斡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2).
[8]贾敬颜，五投下的遗民——兼说“塔布囊”一词[J].民族研究，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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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程尼娜，元朝对黑龙江下游女真水达达地区统辖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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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姚大力，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点考释[A].中国史论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元代，东北，统治，诸王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38—04
在中国历代王朝对东北的统治中，元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元帝国将整个东北地区分别纳入了分封制和行省制的体系之内。这使得元代的东北统治既可折射朝廷、诸王等多种政治势力的混存交织，又体现出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与若干特色。目前，学者们对元代东北统治的很多方面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受史料、研究角度等限制，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缺少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出发对东北统治的宏观阐述和分析。
一、元代东北统治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大蒙古国对东北的征服与统治构成了元代东北统治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蒙古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征服，在保留、调整金朝东北路州的基础上，设立北京等路都元帅府、北京行省都元帅、北京路征收课税所等机构或官员对东北地区进行统治。其中，设立于1215年的北京等路都元帅府是蒙廷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军事统治机构。北京(治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毗邻蒙古本土，又是幽燕进入东北的喉襟之地，因此从一开始蒙古就把北京作为控制东北的基地和跳板。1241年吾也而被任命为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元帅。
在蒙古国时期，东北很多地区成为蒙古东道诸王的领地或势力范围。始封地在大兴安岭西麓的成吉思汗诸弟即蒙古东道诸王不仅参与了蒙古大汗对东北的征服，还独自向东北地区扩展自己的领地。其实，蒙廷对东北的大规模征伐实际上仅限于辽水东西之地以及女真人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至于东北地区中北部的大片地区基本是由东道诸王征伐并控制的。
(二)自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到至元二十四年辽阳行省的稳定建立为元代东北统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元世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东北统治的措施，这其中既包括对东北统治机构的调整，又包括对东北诸王的限制。
元世祖朝前期、中期，东北地区行省与宣慰司的设置迭兴迭废，体现了元廷对东北地方统治模式的不断探索。元廷强化东北统治的努力势必与东道诸王的势力产生矛盾。而东北诸王又是元帝国所倚重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因此，元世祖在附会汉法、强化东北统治之时既要兼顾东北诸王贵族的利益，又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以上政策反映到元廷在东北设置的主要统治机构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元世祖一方面派遣藩府旧臣担任行省或宣慰司的主要官员，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蒙古勋臣贵族、东道诸王的家臣进入这些统治机构。以北京宣慰司的设置为例，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元廷任命畏兀儿人撒吉思和汉人柴祯同时担任北京宣慰使。身为东道诸王斡赤斤家族王傅官的撒吉思和柴祯应是分别代表东道诸王和元廷两种势力。
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二月东京(治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行省的设立最终引发了东道诸王的反叛。此次元廷一改过去在北京置省的惯例，而置省于更靠近东道诸王封地的东京一带，显示了元廷对东道诸王的积极限制或强硬态势。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讲，东京行省设立后，“一时东道诸王多不自安”。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屠寄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尽管元廷为了暂时缓解与东道诸王的紧张关系，随即废罢东京行省，但势力强大的东道诸王已决意要挑战忽必烈的权威。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以斡赤斤家族首领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发动叛乱。这样，在忽必烈政权内部，东道诸王与元廷之间的矛盾终于激化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而这种矛盾实际上也是忽必烈附会汉法、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政策与蒙古旧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关利益分配的冲突。乃颜之乱爆发后，忽必烈亲自统军征伐，平定叛乱。以平定东道诸王之乱为契机，元廷大大强化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至元二十四年十月辽阳行省的稳定建立。
(三)自辽阳行省的稳定建立直到元末为元代东北统治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辽阳行省成为元廷控制东北的主要力量，元廷进一步强化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控制。元末吾者野人、女真水达达的叛乱以及红巾起义军进入东北均削弱了元廷在东北的统治。
元文宗朝天历之变是元廷强化东北统治的重要转折点。文宗朝东北诸王辽王脱脱、札刺亦儿部首领朵罗台国王以及镇戍东北的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的军队，均因支持在上都即位的泰定帝后王而遭到惩罚。辽王脱脱与札剌亦儿部首领朵罗台均被杀害。天历二年(1329年)原来隶属于辽阳行省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以及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都被划入了枢密院直辖的侍卫亲军系统。在元文宗朝以后，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长期由中央官员兼领，而非直接隶属于辽阳行省。至于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的情况自元文宗朝以后就不见于史料，估计是被废罢了。
二、东北地区蒙古诸王与高丽人势力
元代东北地区分布着以东道诸王和五投下为主的蒙古诸王，构成了蒙古的东藩。自蒙古国时期开始，东道诸王就不断向东北地区扩展自己的领地或势力范围，尤其是拥有最多领地和封民的斡赤斤家族更是担当了镇戍东北的使命。元世祖朝乃颜之乱后，斡赤斤家族仍然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斡赤斤家族的统治中心到元代中后期也从东蒙古的哈拉哈河流域东迁至位于东北的泰宁路一带。
东北蒙古诸王既是蒙古统治的重要根基，又是元廷控制东北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因此，元廷各项东北统治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考虑东北诸王尤其是东道诸王的态度和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元廷强化东北统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的过程。
利用东北诸王相互制衡也是元廷控制东北地区的重要政策。在漠南、辽西一带有蒙古五投下贵族的牧地，蒙古五投下是指蒙古弘吉剌、亦乞列思、札剌亦儿、兀鲁、忙兀五部。自蒙古国时期直至元朝末年，五投下一直是元廷所倚重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五投下部族在“列镇此方，以为藩屏”的同时，其军事力量也是对东北东道诸王势力的牵制。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道诸王乃颜之乱爆发后，五投下就参与了元廷平定乃颜之乱的战斗。
不仅如此，蒙古五投下还广泛参与到东北的一些主要统治机构之中，例如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中就有不少属于五投下之一的札剌亦儿部。元世祖朝札刺亦儿部人塔出曾长期担任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之后，塔出之子答兰帖木儿也曾担任辽阳行省参知政事。元顺帝朝辽阳行省左 丞相乃蛮台、朵儿只，以及平章政事朵尔直班均属于蒙古札剌亦儿部。蒙古札刺亦儿部人出任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应该是元廷为控制东北政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1214年蒙古札刺亦儿部首领、左手万户木华黎奉命统军征伐辽西、辽东，自此以后，蒙古基本控制了东北地区。元世祖朝初期札刺亦儿部的领地又东迁至辽西一带。正是由于札剌亦儿部在蒙元征服、控制东北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与五投下中的其他各部相比，札剌亦儿部人更多地参与到元廷在东北的统治机构中。
除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外，元代不时有一些蒙古诸王、蒙古部民迁入东北地区，尤其是在东北政局动荡过后，这一进程又特别明显。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辽阳诸王老的、蛮子台诸部扰民，敕枢密院、宗正府及行省，每岁遣官偕往巡问，以治其狱讼”。诸王老的为元世祖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蛮子台则属于蒙古五投下之一的弘吉刺部。至顺二年三月，“寿王脱里出、阳翟王帖木儿赤、西平王管不八、昌王八剌失里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告饥，命辽阳行省发近境仓粮赈两月”。元文宗至顺年间元廷对东北诸王、蒙古部民的赈济，表明除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外，另有一些蒙古诸王和大量蒙古部民迁至东北地区。在元文宗朝天历之变后，大批蒙古诸王、蒙古部民迁入东北地区无疑有增强该地区的军事镇戍和监控东北其他蒙古诸王的政治背景。为加强对东北的控制，至顺三年十一月壬申元廷“命郯王彻彻秃镇辽阳”。郯王为元宪宗蒙哥三子玉龙答失大王的后裔。
东北地区长期存在高丽人的势力。同属高丽洪福源家族的洪茶丘、洪君祥、洪重喜Ⅲ倦以及高丽人兀爱、奇辙、李承庆均担任过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笔者认为元廷任用高丽人担任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境内有大量的高丽人，辽阳行省沈阳路、双城总管府一带均是高丽人的聚居区；另一方面这也是元廷控制高丽政局的需要。由于辽阳行省毗邻高丽，辽阳行省在监控高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元设辽阳等路，建行中书省于懿州，总统诸路，并统高丽”。东北统治呈现出几种不同统治方式
首先，元廷在蒙古诸王领地实行的是分封制，大量蒙古部民的迁入，已经使得东北一些地区成为准蒙古地区。在这些地区更多地保留了蒙古草原旧制。即便是元廷在一些主要蒙古宗王的领地建立了直隶中书省的路级官府，即应昌路、全宁路、宁昌路、泰宁路，但其隶属关系仍以宗王为主，元廷并不过多干预宗王对领地属民的管理。
其次，在辽阳行省辖下东北中南部的很多地区，元廷实行的是汉地式的统治方式，即完全纳入了行省、路、府、州、县的统治体系之内。这些地区主要居住着从事农耕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
另外，在极东北一些渔猎部族的居地，实行的是较为松散的万户、千户制。尽管宣慰司、路、万户府以及驿站的设立彰显了元廷对极东北地区统治的强化，但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更多的是因俗而治。正因为此，元朝后期东北地区政局的动荡始于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的反叛。
(二)元代东北地区统治机构的建立与调整既是蒙元朝廷对地方统治模式不断探索的结果，又与东北政局的变动密切相关
在蒙古最初征服东北的过程中，很多统治机构往往是“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官职的名称多是因袭金代。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为附会汉法、加强中央集权，在限制北京等路都元帅府权力的同时，开始探索设置宣慰司(宣抚司)、行省等机构统治东北的新模式。元廷在东北地区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遭到了来自东北蒙古诸王的阻力，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东道诸王叛乱。不过，东北政局的变动却成为元廷加强对东北政治军事统治的契机。自此之后，元廷以稳定设立辽阳行省为重点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东道诸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如前所述，元中期天历之变也是元廷强化对东北政治军事控制的转折点。元朝后期，东北地区爆发了吾者野人、女真水达达等边疆部族的叛乱。为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至正七年(1347年)正月丁巳，“复立东路都蒙古军都元帅府”。元廷在基本平定叛乱后，至正十五年八月设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位于今黑龙江下游阿纽依河流入黑龙江处)之地。另外，为应对东北政局的变动，元顺帝朝在开元路设置了海西辽东道宣慰司。
(三)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笔者以东道诸王中居支配地位的斡赤斤家族为例简要论述之。自蒙古国时期直到元世祖朝东道诸王之乱前，斡赤斤家族一直在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领地并负责东北的军事镇戍。乃颜之乱后，元世祖虽惩罚了参与反叛的蒙古东道诸王，但并没有废除东道诸王兀鲁思(ulus，蒙语“人众”“国家”之义)。复旦大学的姚大力先生认为乃颜之乱后，斡赤斤家族的统治权就交给了未参加叛乱的乃颜的伯父、塔察儿的长子乃蛮带。随着与元廷关系的改善，斡赤斤家族在东北甚至整个元朝政局中继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直至元朝末年，斡赤斤家族一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1。可以说，控制、安抚、利用斡赤斤家族始终是元廷的既定政策。推而广之，有元一代，元廷在不断安抚、利用东北诸王的同时，又不时采取措施限制东北诸王的种种特权以及专擅、扰民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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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