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时，红軍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突破敌军的封锁和路途的艰难，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北上抗日，迈出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最后胜利至关重要的一步。
　　“与红军突破封锁北上抗日的轰轰烈烈相比，不少在日战区突破封锁宣传抗日政策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只能默默无闻。”湖南红色档案馆馆长傅伯瑜小心翼翼地捧着该馆珍藏的《论持久战》一书，深情讲述共产党人突破日伪新闻封锁抗日的故事，“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处境，都在想方设法与日寇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抗日中流砥柱”。
　　湖南红色档案馆珍藏的《论持久战》，由上海英商《每日译报》于1938年12月10日出版，封面为从右至左竖排，右边标注黑色繁体字“每日译报时论丛刊第一种”，左边是繁体行书印刷体“论持久战”和“毛泽东著”字样。扉页竖排繁体字注明“廿七年十二月十日四版”“发行：译报图书部”“经售：全国各大书局”“每册实售国币一角二分”，底部从右至左横排繁体标注有“本报创刊  民国廿七年一月廿一日”。据了解，《论持久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先后共出版各类版本、版次约172个，这本书是较早的一种。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论持久战》，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进步的;日本正处于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它的战争是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有了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他说，“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论持久战》讲演稿整理出来后，油印成册先在党内传阅。可是油印的数量有限，不少干部特别是前线的指战员难以看到。为满足大家的需求，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正式刊出。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在全国引起了积极反响。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甚至在抗战胜利后，日本也组织力量研究《论持久战》，认为“之所以败给中国，就在于《论持久战》的战略之高明”。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样一本具有如此影响力的鸿篇巨制，为什么在毛泽东讲演之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当时已是“沦陷区”的上海公开印行？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攻陷，租界成为“孤岛”，原先在上海出版的各种报纸，绝大部分因环境险恶而被迫停刊或搬迁。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突破日伪新闻封锁，利用外国报刊在租界的合法地位，于同年12月9日出版了挂英商招牌的日报——《译报》（不久更名为《每日译报》），只登载翻译消息和文章。该报由英商大学图书公司孙特斯·斐士和拿门·鲍纳担任发行人，他们只领薪金不问具体事务。日本侵略者曾蛮横地强令租界内华人办的报刊接受“新闻检查”，但对挂上英商招牌的《每日译报》却无法钳制。
　　《每日译报》实际上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以及时向广大民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办刊方向，“特讯”“专电”等栏目常报道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和前线战况，这些都是在上海租界别的中文报纸上难以看到的。《论持久战》如此重要的著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极大关注。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协助下，《每日译报》从1938年8月23日起连续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并于同年9月4日开始在上海出版单行本。就这样，这部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底下”“脱困而出”，“如及时雨般”登陆上海。
　　《论持久战》巨大的说服力、影响力和震撼力，在当时可谓无与伦比、古今罕见，连国民党高层也为之钦佩不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中国报导》上用世界语节译了《论持久战》。傅作义在读完该书后感到“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几乎都在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答案”，即令所属各部官兵阅读，并指示各部军政干部学校开展学习。白崇禧认为《论持久战》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遂转述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作为抗日战争战略指导思想。
　　这本诞生于当时由日本占领的“孤岛”上海的《论持久战》，“带着烽火岁月的特殊印记”，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抗日战争史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