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但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就连“民国”的招牌也岌岌可危，反动复古逆流尘嚣日上。1912年10月，张勋等在上海发起孔教会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宣扬欲存中国，非赖孔教在对戊戌变法失败和辛亥革命流产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敬告青年》一文即发表在该刊上。
　　《敬告青年》是《新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文章署名陈独秀。陈独秀将革命的重任寄托在一代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他充满激情赞美青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对于社会，青年更是发展的“细胞”，构筑着社会的新陈代谢，“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就从这时对青年由关注重视到辅导改造，构成了陈思想的一个新视野，因此不久的将来陈被誉为“青年人的导师”。
　　怎样使一代青年“新鲜活泼”，“有以自觉而奋斗”呢？在《敬告青年》中他以敏锐的目光，一往无前的勇气，首先否定箝制国人数千年的纲常名教，“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它与现实世界的差距“几及千载”，尽管它们是祖宗所“遗留”，圣人所“重教”，政府所“提倡”，社会所“崇尚”，皆“一文不值”，“皆陈腐朽败者”，要“吐弃殆尽”。那么，陈独秀所希望的这种“自觉而奋斗”的新青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从六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作者谈到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失去自由权利的奴隶是具有血气的人所不能接受的。随后他介绍了近代欧洲的“解放历史”，即政治解放，破坏君权；宗教解放，否认教权；经济解放，均产说兴；男权解放，女子参政。所谓“解放”，即脱离奴隶思想的束缚，成为自主自由的人。他写道，“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接着，他批判那种“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的奴隶思想道德。指出，究竟是自主还是奴隶，这是个原则问题，首先要分清二者的区别，才谈的了“立德立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作者引用中国古人的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指出这也是宇宙发展的根本原则。进而说道，“以人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然而我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扭曲拙，而可与当世争衡？”他认为，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不是封建制度的遗物，跟同时代先进国家比较，“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如果不作改进之图，则将被驱逐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像奴隶牛马一般地生活于黑暗沟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适应不了环境的竞争而被天然淘汰，“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文章指出，有一种言论，说目前社会“恶流奔进”，如果邀一些自好之士洁身引退，不失为一种“希世彭德”。作者不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继而指出，“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这是导致东西民族强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慷慨陈情，“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作者认为，我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已发生密切的联系，世界是互相影响的。“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窗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因此，一个国家的兴废存亡，不仅要看国内的政治，还要看国际的影响。例如‘日本勃兴”，促进了中国维新运动的开展，欧战发生，日本乘机对我国提出要求。因此指出，“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竟进。”他还说，无论国家多么富强，都不能漠视外情。中国有句话，“闭门造车，出门未必合辙”，而今造车者，不但闭户，而且想以中国几千年前的制式，用于当今欧美的道路上，这样的结果，岂止是不合辙而已！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作者认为理想的社会应注重实用，不搞虚空的繁文褥节。作者接着回顾我国历史，认为最初的民俗，乃“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空”，然而周礼崇尚虚文，汉代又罢默百家而独尊儒道，这就使得今天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不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如果不改弦更张，国家就难以振兴，社会也永无宁日。如果“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都是“谊人之事”，即使是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圣贤所垂教的，甚至是政府所提倡的，社会所崇尚的，“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其他民族，科学的功劳不在人权说之下。二者就像“车之有两轮”。当前，中国最缺的就是科学的精神，“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唯识周取近利……”。‘如果国人想要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就应当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最后他说，“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终无寸进”，并以此勉励青年人。
　　以上六个方面，是当时中西文化的差异之所在，也是作者对新青年的殷切要求。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努力，都是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和中国文化这两个核心目标的。陈独秀不但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格的人，这一点就像历史上那些身兼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身份的人。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于他们或许不是强项，但他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概括力，以及革命初期所需要的最初号召力。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却是直接切入话题的核心，舍弃讨论，直接呼吁。它更像一篇战前的檄文。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无法将它作为某种理论甚至只是某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来讨论和分析。它只是一篇情绪激昂的“社论”。它的任务并不是向读者介绍和推广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些西方思想的进步面。它的任务在于表明一种态度，营造一个局势。在成为“导师”之前，先做一个“号手”。
　　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四年，当时的中国革命还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可以说这篇“檄文”在激励号召青年同过去决裂的时候，还未指明决裂之后的方向。摆脱了过去，又该何去何从，这个答案，则自然留给了其后的革命来回答了。
　　作者简介：张雪，女，汉族，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