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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中国作家团访问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没有人让他这么干，这源于他性格里的憨厚
在某宿舍楼卫生间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年轻人在水龙头下的洗手盆上垫了一块木板，双腿斜蹬着地面，用左臂支撑着前倾的身子，上身趴在木板上，忘我地写着东西，以致有人上厕所从身边经过他都浑然不觉……每晚熄灯铃响过以后，他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里。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年轻人就是刚刚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而他27年前在卫生间写下的，就是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这个故事，文坛知道的人并不多，曾经执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黄宪国在1990年秋天的一次文学讲习班上作为励志的例子给学员讲述了这个细节，而我就曾是那届学员中的一个。
黄宪国说莫言那种写作的劲儿是成就一个好作家必不可少的，他料定莫言将来必成气候，只是那会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2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他学生中常躲在卫生间写作的那一个。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读莫老师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时那种奇妙的感觉，第一次从文字中产生强烈的共鸣，犹如醍醐灌顶。他的语言那么神秘和轻盈，似乎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随时都能从纸上飞翔起来。一颗孤独的少年之心第一次在文学中得到了呼应，从此我迷上了莫老师的小说，这些年读完了能买到或搜罗到的他所有的作品。
回想起来，自己曾经做过两件荒唐的事，都和莫老师有关。一件是电影《红高粱》热播那年，我曾坐长途车从临沂去高密寻找莫言笔下的那片高粱地，结果大失所望，觉得让莫老师给骗了；还有就是年轻时在一次文友聚会上因为对莫言小说的好恶差点和别人动起手来。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的一批作家、诗人大都是莫言作品的忠实粉丝，我也不例外，只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离莫老师那么近，他不仅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还成为我的同事，我所供职杂志的名誉主编。
许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站在莫老师面前，说句实话，他完全颠覆了我心目中文学大师的形象。
一袭布衣的他那么平易，憨态可掬，像个老小孩。我丝毫也没感觉到是第一次见他，仿佛好多年前早就熟悉了。他呵呵笑着说，“小老乡，刚在《人民文学》读了你一组诗，你在《方圆》写的那些文章我也看过，不错。”我突然受到了夸赞，有点囧，像调皮学生突然被揪到了班主任面前。
接下来的日子，我自然多了不少见到莫老师的机会。譬如，主编让我给莫老师送去一些资料或编审费，或者去拿回托莫老师为检察系统作者作的序和题写的书名。每次去，莫老师都会提前泡好一壶茶，一进门一杯热腾腾的茶就能捧在手中。喝茶的功夫，往往是听莫老师谈文学的最佳时机。
我惊异于莫老师的细致与平和，像他这样的大家竟然对什么时候哪个省又冒出一个有潜力的新作者，哪个刊物又发出一篇不错的小说如数家珍。莫老师曾鼓励我尝试写一点非虚构作品，他说你既是诗人又是记者，两种问题一综合，没准就能搞一个有影响的非虚构文本出来。正是在莫老师的鼓励下，我拿出了第一个非虚构长篇《看房记》的梗概：以我漂在北京8次搬家的租房经历和打算买房长达一年的看房经历，结合跟踪采访海淀区一宗涉及70户的房产诈骗案的历程，意欲反映一个人和一群人在这个时代因一套房子所折射出的命运的荒诞性。我的非虚构长篇写作计划获得了2012年度人民文学“大地写作计划”的扶持，计划明年写完，也算是我向莫老师第一次交上的小说作业。
这些年莫老师突然迷上了书法，我曾在《书法》杂志上看到他的一幅手札，敦厚中透着率性洒脱，文气中透着高古清雅之气。一天下午，我去拜访莫老师，正好碰上山东日照老乡王爱红去莫老师家求字，我有幸现场目睹了莫老师的左手书法，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莫老师左手扣着右手腕，慢慢把墨研匀，然后凝神屏气，悬腕捉笔，一气呵成。写到得意处，莫老师抿着嘴，右手扶腰，额头上都是汗，样子特别可爱，写下的似乎不只是几个汉字，而是认真完成了一套对古汉语拜祭的仪式。
知道莫老师写字，求字的人也就蜂拥而至，圈子里的作家、诗人，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以前的战友、同事……莫老师从不忍拒绝人，总是笑呵呵应承，哪怕耽误了自己的写作进程也没有怨言。莫老师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定义：善良、懦弱，不伤害人。
我知道莫老师忙，虽然喜欢却不好意思开口索字。一天，他让报社领导给我捎来一幅字，内容是专门写给我的一首打油诗：沂蒙山上红旗飘，儿女英雄志气高。赤手空拳擒虎豹，三步诗成敬二曹。莫道方圆天地小，能使大众块垒消。
一个曾采访过莫老师的记者这样回忆，“结束采访在茶馆里出来后，他坚持先给我拦一辆出租车让我先走。”
我们偶尔和莫老师聚会，他从不让人接送，而是自己骑着一辆破旧的大轮自行车，从平安里一直骑到后海的孔乙己酒店或南锣鼓巷深处的某个小馆。说好的时间他是从不迟到的，总是按点赶到。鲁国人那些最美好的品质在莫老师的骨头里珍藏着，在他血液里流淌着……
进入2012年9月，诺贝尔奖的事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莫老师为了躲清静回山东高密去了。
这个月，也是我和莫老师联系最频繁的一段。因为杂志社的一些活动，也因为一些其他的琐事。
我怕影响他写作，一般都是短信，很少打电话。2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莫老师的电话，说他去了我的家乡临沂，一个人去沂南县汉墓博物馆看汉画像去了。我想联系老家的文友陪他，他不让。说等10月份都回京再聚。
莫老师获诺贝尔奖的消息是我出差山西的途中看到的。之后的几天，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莫老师一个人的荣誉几乎变成了中国所有作家诗人的快乐。这是他的人品和人缘所决定的。
老作家丛维熙曾对莫言有这样的描述：“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出自他的行为本能，源于他性格里具有的憨厚。”
在某宿舍楼卫生间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年轻人在水龙头下的洗手盆上垫了一块木板，双腿斜蹬着地面，用左臂支撑着前倾的身子，上身趴在木板上，忘我地写着东西，以致有人上厕所从身边经过他都浑然不觉……每晚熄灯铃响过以后，他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里。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年轻人就是刚刚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而他27年前在卫生间写下的，就是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这个故事，文坛知道的人并不多，曾经执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黄宪国在1990年秋天的一次文学讲习班上作为励志的例子给学员讲述了这个细节，而我就曾是那届学员中的一个。
黄宪国说莫言那种写作的劲儿是成就一个好作家必不可少的，他料定莫言将来必成气候，只是那会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2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他学生中常躲在卫生间写作的那一个。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读莫老师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时那种奇妙的感觉，第一次从文字中产生强烈的共鸣，犹如醍醐灌顶。他的语言那么神秘和轻盈，似乎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随时都能从纸上飞翔起来。一颗孤独的少年之心第一次在文学中得到了呼应，从此我迷上了莫老师的小说，这些年读完了能买到或搜罗到的他所有的作品。
回想起来，自己曾经做过两件荒唐的事，都和莫老师有关。一件是电影《红高粱》热播那年，我曾坐长途车从临沂去高密寻找莫言笔下的那片高粱地，结果大失所望，觉得让莫老师给骗了；还有就是年轻时在一次文友聚会上因为对莫言小说的好恶差点和别人动起手来。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的一批作家、诗人大都是莫言作品的忠实粉丝，我也不例外，只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离莫老师那么近，他不仅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还成为我的同事，我所供职杂志的名誉主编。
许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站在莫老师面前，说句实话，他完全颠覆了我心目中文学大师的形象。
一袭布衣的他那么平易，憨态可掬，像个老小孩。我丝毫也没感觉到是第一次见他，仿佛好多年前早就熟悉了。他呵呵笑着说，“小老乡，刚在《人民文学》读了你一组诗，你在《方圆》写的那些文章我也看过，不错。”我突然受到了夸赞，有点囧，像调皮学生突然被揪到了班主任面前。
接下来的日子，我自然多了不少见到莫老师的机会。譬如，主编让我给莫老师送去一些资料或编审费，或者去拿回托莫老师为检察系统作者作的序和题写的书名。每次去，莫老师都会提前泡好一壶茶，一进门一杯热腾腾的茶就能捧在手中。喝茶的功夫，往往是听莫老师谈文学的最佳时机。
我惊异于莫老师的细致与平和，像他这样的大家竟然对什么时候哪个省又冒出一个有潜力的新作者，哪个刊物又发出一篇不错的小说如数家珍。莫老师曾鼓励我尝试写一点非虚构作品，他说你既是诗人又是记者，两种问题一综合，没准就能搞一个有影响的非虚构文本出来。正是在莫老师的鼓励下，我拿出了第一个非虚构长篇《看房记》的梗概：以我漂在北京8次搬家的租房经历和打算买房长达一年的看房经历，结合跟踪采访海淀区一宗涉及70户的房产诈骗案的历程，意欲反映一个人和一群人在这个时代因一套房子所折射出的命运的荒诞性。我的非虚构长篇写作计划获得了2012年度人民文学“大地写作计划”的扶持，计划明年写完，也算是我向莫老师第一次交上的小说作业。
这些年莫老师突然迷上了书法，我曾在《书法》杂志上看到他的一幅手札，敦厚中透着率性洒脱，文气中透着高古清雅之气。一天下午，我去拜访莫老师，正好碰上山东日照老乡王爱红去莫老师家求字，我有幸现场目睹了莫老师的左手书法，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莫老师左手扣着右手腕，慢慢把墨研匀，然后凝神屏气，悬腕捉笔，一气呵成。写到得意处，莫老师抿着嘴，右手扶腰，额头上都是汗，样子特别可爱，写下的似乎不只是几个汉字，而是认真完成了一套对古汉语拜祭的仪式。
知道莫老师写字，求字的人也就蜂拥而至，圈子里的作家、诗人，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以前的战友、同事……莫老师从不忍拒绝人，总是笑呵呵应承，哪怕耽误了自己的写作进程也没有怨言。莫老师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定义：善良、懦弱，不伤害人。
我知道莫老师忙，虽然喜欢却不好意思开口索字。一天，他让报社领导给我捎来一幅字，内容是专门写给我的一首打油诗：沂蒙山上红旗飘，儿女英雄志气高。赤手空拳擒虎豹，三步诗成敬二曹。莫道方圆天地小，能使大众块垒消。
一个曾采访过莫老师的记者这样回忆，“结束采访在茶馆里出来后，他坚持先给我拦一辆出租车让我先走。”
我们偶尔和莫老师聚会，他从不让人接送，而是自己骑着一辆破旧的大轮自行车，从平安里一直骑到后海的孔乙己酒店或南锣鼓巷深处的某个小馆。说好的时间他是从不迟到的，总是按点赶到。鲁国人那些最美好的品质在莫老师的骨头里珍藏着，在他血液里流淌着……
进入2012年9月，诺贝尔奖的事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莫老师为了躲清静回山东高密去了。
这个月，也是我和莫老师联系最频繁的一段。因为杂志社的一些活动，也因为一些其他的琐事。
我怕影响他写作，一般都是短信，很少打电话。2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莫老师的电话，说他去了我的家乡临沂，一个人去沂南县汉墓博物馆看汉画像去了。我想联系老家的文友陪他，他不让。说等10月份都回京再聚。
莫老师获诺贝尔奖的消息是我出差山西的途中看到的。之后的几天，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莫老师一个人的荣誉几乎变成了中国所有作家诗人的快乐。这是他的人品和人缘所决定的。
老作家丛维熙曾对莫言有这样的描述：“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出自他的行为本能，源于他性格里具有的憨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