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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21日，慈禧重新训政—— 这意味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后，开始对戊戌党人进行整肃。因为清末革新思潮的风起云涌，在这场整肃中，除了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清廷很多官员受到牵连。
晚清“中兴名臣”之一的李鸿章受到了慈禧的当面质问，而左宗棠及曾国藩虽已去世，但他们的后人与维新志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因此也面临不同的命运。
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改变原定和光绪一起回颐和园的计划，继续留宿西苑 （今中南海）。第二天，慈禧重新训政—— 第三次垂帘听政，并开始对戊戌党人进行整肃。
慈禧的整肃可谓雷厉风行、心狠手辣，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问斩“戊戌六君子”之外，还将一大批支持新政的官员纳入“戊戌党”，毫不留情地予以罢免、处分：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因推荐康有为而被革职、永不叙用；介绍康有為给翁同龢的户部侍郎张荫桓，是慈禧最恨的人之一，虽经外国人施压而免于死刑，但被发往新疆，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屡次上新政奏议的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此外，还有礼部尚书李端棻、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刑部主事张元济、候补四品京堂王照、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等数十人，因被慈禧认为是戊戌党人，或被缉拿，或被革职，或被下狱。
百多年来，随着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深入，上述戊戌变法主角的命运已为公众所熟知。而一般人多不了解的是，慈禧的这番整肃，还波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三位“同光中兴”名臣—— 李鸿章亲历其间，甚至被指为“康党”（即康有为一伙）；曾国藩、左宗棠虽分别于“戊戌变法”前的1873年和1885年逝世，其儿孙辈却牵连其中。
慈禧重新训政，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被认为是首先发难者：1898年9月18日，杨崇伊奏请慈禧太后垂帘训政，引发了慈禧21日的政变，导致了维新变法的失败。
说起来，杨崇伊与李鸿章还是姻亲。早年间，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李经方与刘氏所生的女儿嫁给了杨崇伊的儿子杨圻；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娶了杨崇伊之女。
此前，杨崇伊已多次对维新派发难：1895年，杨崇伊补江西道监察御史，上任后第一疏即奏严禁京师强学会，慈禧借此强迫光绪下令封闭强学会，查禁 《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和 《强学报》 也随即被张之洞封禁；1896年杨崇伊弹劾主张维新变法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使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
但历史学家考证，杨崇伊所上这些弹章，纯属个人行为，与李鸿章毫无关系。相反，李鸿章一直在慈禧和维新派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1895年8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由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推动维新变法。李鸿章对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表示赞赏，不仅默许强学会将会址设在自己倡建的安徽会馆，而且“自愿捐金二千入会”。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 《强学报》，李鸿章又捐银一千两。
但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光绪帝的变法主张、政策，李鸿章并未或极少直接参与实际活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为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投闲京师。出国游历一番回国后，1896年只被安排在总理衙门行走，并无实权，李鸿章自诩为“伴食宰相”。因此，他既未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活动，也没有同情并设法救援光绪的言行。
当慈禧镇压维新志士时，李鸿章曾在暗中设法保护他们：张荫桓为李鸿章的死对头—— 李鸿章一直认为，自己在慈禧训政前的1898年9月7日被免除总署大臣职务，是张荫桓从中作祟。但是当慈禧训政后，张荫桓一开始被定为死罪，李鸿章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刑部主事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革职，李鸿章派幕友于式枚前去慰问，后来还通过盛宣怀为张元济安排工作；李鸿章既秉承慈禧旨意在宴请伊藤博文时要求日本引渡康有为、梁启超，又通过伊藤博文以及日本驻天津领事等三次向梁启超转达慰问之意，希望梁启超“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以至于梁启超后来在 《清代学术概论》 中说：对于维新变法，“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
当然，李鸿章的这些举动，自然会被密报到慈禧耳中。慈禧训政两年后，即190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前往广东赴任时，李鸿章曾向自己的侄婿孙宝谊说起他向慈禧陛辞的情形。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废立之事”指的是幽禁光绪、废其帝位之事。李鸿章先在慈禧最为紧张的这件大事上表明立场，接着偷换了“康党”的定义—— 在慈禧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当初鼓动变法，是想谋害于她、还政光绪，故污蔑康有为是“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则采康有为主张变法之义加以引申，巧妙应对，化险为夷。
如此左右逢源，充分展示了混迹官场多年的李鸿章之老成持重、老谋深算和老奸巨猾。
曾广钧为曾纪鸿之子、曾国藩长孙，自幼聪慧，“凡是他要学的，则无所不能”。父亲曾纪鸿去世后，年仅16岁的曾广钧被特授举人，24岁即中进士，入翰林，弥补了曾纪鸿未能会试上榜的遗憾，也成了当时翰林院中最年轻者。甲午战争期间，曾广钧作为记名出使大臣、湘鄂四十九营翼长，统领刚武军马炮队5000人赴援朝鲜战场。虽说因不久中日议和他没有参与多少战事，但毕竟有一段武人生涯。
曾广钧在生活上没能始终恪守持俭守朴的祖训，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地位的提高，曾广钧成了公子哥，号称“湖南四公子”之一。但即便如此，对于大清王朝的日暮途穷，他还是有所体察，并有革新国政的愿望，以致有赞同甚至参与维新的迹象。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曾广钧就列名其中。1898戊戌维新时，曾广钧更是在北京加入了新党，梁启超 《广诗中八贤歌》 中，有“湘乡曾广钧重伯……其狂率类此”等赞美之句。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广钧为广西武鸣府知府，但当时他在北京，幸亏其母郭筠安排其先行出京，才免遭慈禧整肃。 据曾广钧女儿曾宝荪回忆，“戊戌六君子”菜市口遇害那天，他们家的气氛相当紧张，“家中叔父们还有听差的出出进进，往来奔走，有时大声呼叫，有时附耳细语”。当时，还是郭筠有先见之明，早早就让儿子曾广钟去湖广会馆，把门簿拿去烧了，“否则按图索骥，不知道会株连多少人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出逃。行前，慈禧太后指使太监残酷地处死珍妃。曾广钧因此还写了 《庚子落叶词》 十二首，以吊这位不幸的皇妃。诗中既有“帝子精诚化鸟归……渐台持节召真妃”诗句称赏光绪、珍妃的爱情，也有“汉家法度天难问，敌国文明佛不知”等对慈禧的嘲讽，备受时人赞赏。敢做这种有忤“老佛爷”的冒险事，恐怕与他同情和赞助维新的情感分不开。
李鸿章、奕劻等与八国联军和谈成功后，慈禧一行自西安回銮北京时，曾广钧也曾参与迎驾。此后不久，他便离开京城，绝意仕途，专心于振兴农矿实业，1929年在上海去世。值得一提的是，曾广钧之女曾宝荪是曾家出洋留学第一人，1916年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著有 《曾宝荪回忆录》。
而曾国荃幼孙、也是曾国藩侄孙的曾广河则没有这么幸运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没多久，他在刑部员外郎任内突然去世，年仅24岁。
曾国荃生前为一等威毅伯、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赠太傅、谥忠襄。1890年曾国荃去世时，两子曾纪瑞、曾纪官已亡故。朝廷因此下旨曾国荃的长孙曾广汉承袭一等伯爵，次孙曾广江赏举人。曾广河则蒙祖荫特赏从五品的员外郎，后分在刑部供职。
曾广河与军机章京谭嗣同交往甚密、情谊良深。关于其死因，《曾宝荪回忆录》 中说是服毒自尽：“戊戌政变我虽然很小，但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是戊戌八月里的一天……听说我们忠襄公 （曾国荃谥号） 房下的百航 （广河字） 三叔服毒自尽，可见我们曾家也是新党。”曾宝荪这番记述，在近人朱德裳的 《三十年闻见录》 书中也得到印证。朱德裳在该书 《戊戌四军机章京之死及株连》 一节中写道，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禁后，和日本驻华使馆关系颇好的谭嗣同和曾广河商议下一步行动。
曾广河问谭嗣同：你能走自然好，但光绪帝能同你一起走吗？谭回答说不能。曾广河又问时为湖北巡抚的谭嗣同之父谭继洵能一起走吗？谭嗣同说也不能。曾广河连珠炮式的两个问题，更坚定了谭嗣同留在京城之决心，也因此为慈禧所擒。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之日，当时住在北京骡马市大街贾家胡同的曾广河前往观看。谭嗣同看到了他，“以目示意告别”。曾广河回到家后，十分悲痛，说“复生 （嗣同字） 之死，实我杀之也。”
在曾广河看来，谭嗣同本有机会逃生，但因为自己的责问而放弃了。于是，在未策动谭嗣同及时逃走避难的自责以及害怕事后慈禧追查同党殃及家族的顾虑中，曾广河服毒自尽，成为曾国藩家族中为戊戌变法献身者。
左宗棠去世后，原为禀贡生的四子左孝同被恩赏举人、授候选道 （即候补道员）。戊戌变法前后，左孝同在长沙主持湖南保卫局。保卫局是个什么机构呢？这得从维新派黄遵宪说起。
黄遵宪先后任清政府驻美、日、英等国使馆官员，这使他有机会了解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特别是警察制度。他认为：“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希望在中国创立警察机构的想法可谓于兹有年。
1897年8月，黄遵宪出任湖南长宝盐道。由于湖南按察使李经羲赴京陛见，他得以署理湖南按察使一职，主管一省的政法工作。这为他创办湖南保卫局提供了便利。
当时，湖南本有保甲局，它是民间自保、互保组织。在同为维新派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大约从1897年年底开始，黄遵宪着手筹建湖南保卫局：他亲自制订了 《保卫局章程》，多方筹措经费，物色员绅人选—— 先后邀周谓斋、刘稚泉、汤聘珍等入局协办，但都被对方拒绝。最后，他坚邀左孝同入局会办，“局中一切事务皆黄遵宪一人主持，惟委绅多由左孝同选用”。换言之，湖南保卫局是个官绅合办机构：官吏的使用和推荐，由黄遵宪负责；乡绅的使用和推荐，由左孝同负责。最终由黄遵宪抓总。
1898年3月保卫局成立，7月正式开局。机构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总局。总局设总办一人，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札委黃遵宪出任；又设会办员、会办绅各一人，会办员、会办绅下面又设委员和委绅各四人，以分掌文案、审理核器物钱粮等事务。第二级是大分局，共六个，大分局设局长和副局长各一人。第三级是32个小分局，分别隶属于六大分局，每个小分局都有固定的辖地范围，设理事委员和副理事委绅各一人。
按照 《保卫局章程》，保卫局的职责主要是清查户籍、巡查街巷、侦查探案、清疏交通、处理偶发事件、调解纠纷。此外还附设有迁善所，以收容无业游民、关押轻罪犯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各项新政相继遭到守旧势力的摧残和破坏，保卫局也不例外。1898年10月6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奏请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一并裁撤，以端风化，而厚人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出于维护省城长沙治安考虑，上报了“裁撤总局、合并分局并纳入保甲局”的折中方案。如此一来，保卫局实际上已改为保甲局。即使如此，守旧派仍不满足。11月27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上奏说“保卫局余毒犹留”。因此，慈禧下旨令俞廉三“将分局员绅暨巡查人等全行裁竣”。至此，保卫局被完全废除了。
湖南保卫局从1898年3月设立总局始，到1898年年底“全行裁竣”止，存在时间不足一年，真正履行其职责不过几个月时间。但从上述主要职能看，保卫局显然不同于传统的保甲组织，而与西方各类警察机构的职能相似。传统中国没有警察，警察的职能由驻军和衙役捕快共同担任。作为新生事物，保卫局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仿效西方而建立的警察机构。此外，湖南的保卫局是官绅合办—— 既有官方的授权，也有民间自治的性质，成为维新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造封建官僚制度、实践其“地方自治”理论的尝试。 由于湖南保卫局的维新改革性质，也由于湖南保卫局的首创意义，参与其中的左孝同，事后被整肃，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慈禧训政、湖南维新变法成果陆续被裁撤后，左孝同命运如何？这点，此前少有记载。笔者近来找到相关清宫档案，使这段空白得以补全：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7年11月，左孝同就被人参劾，说他把持局务、和戊戌党人往来过密。27日，慈禧下旨，要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确切查明“左孝同有无把持局务、依附奸邪实迹”，据实上奏。
这对左孝同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所谓“依附奸邪”指的就是和戊戌党人交往。如果左孝同被认定和戊戌党人有牵连，至少也难逃“或被革职，或被下狱”的命运。所幸，俞廉三对保卫局印象颇佳，当初就曾设法保留以维护治安，因此没有趁机落井下石，而是奏报“查明：道员左孝同实无把持局务及依附奸邪实迹”。
但此事并未结束。1899年6月，左孝同再度被参为“勋阀子弟怙恶不悛”。慈禧重翻旧账，又让俞廉三访查“左孝同从前是否钻附革抚陈宝箴、交结黄遵宪梁启超，有无主张民权、擅易冠服情事？该道现在出游江浙等处，是否与革员文廷式、宋伯鲁往来？”
陈宝箴、梁启超、黄遵宪、文廷式、宋伯鲁等都是“戊戌变法”中被严处的对象，因此这次参劾情况更为严重。从弹章能具体指出左孝同在江浙游歷这点来看，举报者对左孝同的行踪、事迹十分了解。还好，俞廉三再次为左孝同开脱，奏报说左孝同被参各节，均无实据，只是由于左孝同“赋性忼爽，易招物议”。甚至，俞廉三建议不必处分，觉得加以历练，左孝同将不失为有用之才。
否极泰来。1902年后，左孝同官运亨通——先是1902年5月获得慈禧的召见；之后至1907年，左孝同从四品京堂候补升至从二品的按察使，连升四级，历任光禄寺卿、宗人府府丞、河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在当时，左孝同没有军功，亦非科甲出身，只是恩赏的举人，能如此顺利升迁，实属不易。
左孝同最后官至署江苏布政使，从二品。1912年清亡后移居上海，1924年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生前均被清廷赠封侯伯之爵，其后人自然不可能起而反对清廷的统治。他们同情、支持维新派，是希望清廷能变革图强。而这些诗礼簪缨的公侯之家，或同情、或支持、或参与戊戌变法，更说明维新运动在当时深得人心。
（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5月21日）
晚清“中兴名臣”之一的李鸿章受到了慈禧的当面质问，而左宗棠及曾国藩虽已去世，但他们的后人与维新志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因此也面临不同的命运。
慈禧当面问李鸿章是否为“康党”
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改变原定和光绪一起回颐和园的计划，继续留宿西苑 （今中南海）。第二天，慈禧重新训政—— 第三次垂帘听政，并开始对戊戌党人进行整肃。
慈禧的整肃可谓雷厉风行、心狠手辣，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问斩“戊戌六君子”之外，还将一大批支持新政的官员纳入“戊戌党”，毫不留情地予以罢免、处分：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因推荐康有为而被革职、永不叙用；介绍康有為给翁同龢的户部侍郎张荫桓，是慈禧最恨的人之一，虽经外国人施压而免于死刑，但被发往新疆，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屡次上新政奏议的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此外，还有礼部尚书李端棻、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刑部主事张元济、候补四品京堂王照、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等数十人，因被慈禧认为是戊戌党人，或被缉拿，或被革职，或被下狱。
百多年来，随着对戊戌变法研究的深入，上述戊戌变法主角的命运已为公众所熟知。而一般人多不了解的是，慈禧的这番整肃，还波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三位“同光中兴”名臣—— 李鸿章亲历其间，甚至被指为“康党”（即康有为一伙）；曾国藩、左宗棠虽分别于“戊戌变法”前的1873年和1885年逝世，其儿孙辈却牵连其中。
慈禧重新训政，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被认为是首先发难者：1898年9月18日，杨崇伊奏请慈禧太后垂帘训政，引发了慈禧21日的政变，导致了维新变法的失败。
说起来，杨崇伊与李鸿章还是姻亲。早年间，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李经方与刘氏所生的女儿嫁给了杨崇伊的儿子杨圻；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娶了杨崇伊之女。
此前，杨崇伊已多次对维新派发难：1895年，杨崇伊补江西道监察御史，上任后第一疏即奏严禁京师强学会，慈禧借此强迫光绪下令封闭强学会，查禁 《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和 《强学报》 也随即被张之洞封禁；1896年杨崇伊弹劾主张维新变法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使文廷式被革职，永不叙用。
但历史学家考证，杨崇伊所上这些弹章，纯属个人行为，与李鸿章毫无关系。相反，李鸿章一直在慈禧和维新派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1895年8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由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推动维新变法。李鸿章对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表示赞赏，不仅默许强学会将会址设在自己倡建的安徽会馆，而且“自愿捐金二千入会”。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 《强学报》，李鸿章又捐银一千两。
但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光绪帝的变法主张、政策，李鸿章并未或极少直接参与实际活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为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投闲京师。出国游历一番回国后，1896年只被安排在总理衙门行走，并无实权，李鸿章自诩为“伴食宰相”。因此，他既未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活动，也没有同情并设法救援光绪的言行。
当慈禧镇压维新志士时，李鸿章曾在暗中设法保护他们：张荫桓为李鸿章的死对头—— 李鸿章一直认为，自己在慈禧训政前的1898年9月7日被免除总署大臣职务，是张荫桓从中作祟。但是当慈禧训政后，张荫桓一开始被定为死罪，李鸿章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刑部主事张元济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革职，李鸿章派幕友于式枚前去慰问，后来还通过盛宣怀为张元济安排工作；李鸿章既秉承慈禧旨意在宴请伊藤博文时要求日本引渡康有为、梁启超，又通过伊藤博文以及日本驻天津领事等三次向梁启超转达慰问之意，希望梁启超“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以至于梁启超后来在 《清代学术概论》 中说：对于维新变法，“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
当然，李鸿章的这些举动，自然会被密报到慈禧耳中。慈禧训政两年后，即190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途经上海前往广东赴任时，李鸿章曾向自己的侄婿孙宝谊说起他向慈禧陛辞的情形。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废立之事”指的是幽禁光绪、废其帝位之事。李鸿章先在慈禧最为紧张的这件大事上表明立场，接着偷换了“康党”的定义—— 在慈禧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当初鼓动变法，是想谋害于她、还政光绪，故污蔑康有为是“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则采康有为主张变法之义加以引申，巧妙应对，化险为夷。
如此左右逢源，充分展示了混迹官场多年的李鸿章之老成持重、老谋深算和老奸巨猾。
曾国藩家族有人为变法“献身”
曾广钧为曾纪鸿之子、曾国藩长孙，自幼聪慧，“凡是他要学的，则无所不能”。父亲曾纪鸿去世后，年仅16岁的曾广钧被特授举人，24岁即中进士，入翰林，弥补了曾纪鸿未能会试上榜的遗憾，也成了当时翰林院中最年轻者。甲午战争期间，曾广钧作为记名出使大臣、湘鄂四十九营翼长，统领刚武军马炮队5000人赴援朝鲜战场。虽说因不久中日议和他没有参与多少战事，但毕竟有一段武人生涯。
曾广钧在生活上没能始终恪守持俭守朴的祖训，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地位的提高，曾广钧成了公子哥，号称“湖南四公子”之一。但即便如此，对于大清王朝的日暮途穷，他还是有所体察，并有革新国政的愿望，以致有赞同甚至参与维新的迹象。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曾广钧就列名其中。1898戊戌维新时，曾广钧更是在北京加入了新党，梁启超 《广诗中八贤歌》 中，有“湘乡曾广钧重伯……其狂率类此”等赞美之句。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广钧为广西武鸣府知府，但当时他在北京，幸亏其母郭筠安排其先行出京，才免遭慈禧整肃。 据曾广钧女儿曾宝荪回忆，“戊戌六君子”菜市口遇害那天，他们家的气氛相当紧张，“家中叔父们还有听差的出出进进，往来奔走，有时大声呼叫，有时附耳细语”。当时，还是郭筠有先见之明，早早就让儿子曾广钟去湖广会馆，把门簿拿去烧了，“否则按图索骥，不知道会株连多少人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出逃。行前，慈禧太后指使太监残酷地处死珍妃。曾广钧因此还写了 《庚子落叶词》 十二首，以吊这位不幸的皇妃。诗中既有“帝子精诚化鸟归……渐台持节召真妃”诗句称赏光绪、珍妃的爱情，也有“汉家法度天难问，敌国文明佛不知”等对慈禧的嘲讽，备受时人赞赏。敢做这种有忤“老佛爷”的冒险事，恐怕与他同情和赞助维新的情感分不开。
李鸿章、奕劻等与八国联军和谈成功后，慈禧一行自西安回銮北京时，曾广钧也曾参与迎驾。此后不久，他便离开京城，绝意仕途，专心于振兴农矿实业，1929年在上海去世。值得一提的是，曾广钧之女曾宝荪是曾家出洋留学第一人，1916年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著有 《曾宝荪回忆录》。
而曾国荃幼孙、也是曾国藩侄孙的曾广河则没有这么幸运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没多久，他在刑部员外郎任内突然去世，年仅24岁。
曾国荃生前为一等威毅伯、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赠太傅、谥忠襄。1890年曾国荃去世时，两子曾纪瑞、曾纪官已亡故。朝廷因此下旨曾国荃的长孙曾广汉承袭一等伯爵，次孙曾广江赏举人。曾广河则蒙祖荫特赏从五品的员外郎，后分在刑部供职。
曾广河与军机章京谭嗣同交往甚密、情谊良深。关于其死因，《曾宝荪回忆录》 中说是服毒自尽：“戊戌政变我虽然很小，但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是戊戌八月里的一天……听说我们忠襄公 （曾国荃谥号） 房下的百航 （广河字） 三叔服毒自尽，可见我们曾家也是新党。”曾宝荪这番记述，在近人朱德裳的 《三十年闻见录》 书中也得到印证。朱德裳在该书 《戊戌四军机章京之死及株连》 一节中写道，变法失败、光绪被囚禁后，和日本驻华使馆关系颇好的谭嗣同和曾广河商议下一步行动。
曾广河问谭嗣同：你能走自然好，但光绪帝能同你一起走吗？谭回答说不能。曾广河又问时为湖北巡抚的谭嗣同之父谭继洵能一起走吗？谭嗣同说也不能。曾广河连珠炮式的两个问题，更坚定了谭嗣同留在京城之决心，也因此为慈禧所擒。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之日，当时住在北京骡马市大街贾家胡同的曾广河前往观看。谭嗣同看到了他，“以目示意告别”。曾广河回到家后，十分悲痛，说“复生 （嗣同字） 之死，实我杀之也。”
在曾广河看来，谭嗣同本有机会逃生，但因为自己的责问而放弃了。于是，在未策动谭嗣同及时逃走避难的自责以及害怕事后慈禧追查同党殃及家族的顾虑中，曾广河服毒自尽，成为曾国藩家族中为戊戌变法献身者。
左宗棠第四子两度被参为“新党”
左宗棠去世后，原为禀贡生的四子左孝同被恩赏举人、授候选道 （即候补道员）。戊戌变法前后，左孝同在长沙主持湖南保卫局。保卫局是个什么机构呢？这得从维新派黄遵宪说起。
黄遵宪先后任清政府驻美、日、英等国使馆官员，这使他有机会了解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特别是警察制度。他认为：“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希望在中国创立警察机构的想法可谓于兹有年。
1897年8月，黄遵宪出任湖南长宝盐道。由于湖南按察使李经羲赴京陛见，他得以署理湖南按察使一职，主管一省的政法工作。这为他创办湖南保卫局提供了便利。
当时，湖南本有保甲局，它是民间自保、互保组织。在同为维新派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大约从1897年年底开始，黄遵宪着手筹建湖南保卫局：他亲自制订了 《保卫局章程》，多方筹措经费，物色员绅人选—— 先后邀周谓斋、刘稚泉、汤聘珍等入局协办，但都被对方拒绝。最后，他坚邀左孝同入局会办，“局中一切事务皆黄遵宪一人主持，惟委绅多由左孝同选用”。换言之，湖南保卫局是个官绅合办机构：官吏的使用和推荐，由黄遵宪负责；乡绅的使用和推荐，由左孝同负责。最终由黄遵宪抓总。
1898年3月保卫局成立，7月正式开局。机构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总局。总局设总办一人，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札委黃遵宪出任；又设会办员、会办绅各一人，会办员、会办绅下面又设委员和委绅各四人，以分掌文案、审理核器物钱粮等事务。第二级是大分局，共六个，大分局设局长和副局长各一人。第三级是32个小分局，分别隶属于六大分局，每个小分局都有固定的辖地范围，设理事委员和副理事委绅各一人。
按照 《保卫局章程》，保卫局的职责主要是清查户籍、巡查街巷、侦查探案、清疏交通、处理偶发事件、调解纠纷。此外还附设有迁善所，以收容无业游民、关押轻罪犯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各项新政相继遭到守旧势力的摧残和破坏，保卫局也不例外。1898年10月6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奏请将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一并裁撤，以端风化，而厚人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出于维护省城长沙治安考虑，上报了“裁撤总局、合并分局并纳入保甲局”的折中方案。如此一来，保卫局实际上已改为保甲局。即使如此，守旧派仍不满足。11月27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上奏说“保卫局余毒犹留”。因此，慈禧下旨令俞廉三“将分局员绅暨巡查人等全行裁竣”。至此，保卫局被完全废除了。
湖南保卫局从1898年3月设立总局始，到1898年年底“全行裁竣”止，存在时间不足一年，真正履行其职责不过几个月时间。但从上述主要职能看，保卫局显然不同于传统的保甲组织，而与西方各类警察机构的职能相似。传统中国没有警察，警察的职能由驻军和衙役捕快共同担任。作为新生事物，保卫局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仿效西方而建立的警察机构。此外，湖南的保卫局是官绅合办—— 既有官方的授权，也有民间自治的性质，成为维新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造封建官僚制度、实践其“地方自治”理论的尝试。 由于湖南保卫局的维新改革性质，也由于湖南保卫局的首创意义，参与其中的左孝同，事后被整肃，也就自然而然了。但慈禧训政、湖南维新变法成果陆续被裁撤后，左孝同命运如何？这点，此前少有记载。笔者近来找到相关清宫档案，使这段空白得以补全：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7年11月，左孝同就被人参劾，说他把持局务、和戊戌党人往来过密。27日，慈禧下旨，要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确切查明“左孝同有无把持局务、依附奸邪实迹”，据实上奏。
这对左孝同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所谓“依附奸邪”指的就是和戊戌党人交往。如果左孝同被认定和戊戌党人有牵连，至少也难逃“或被革职，或被下狱”的命运。所幸，俞廉三对保卫局印象颇佳，当初就曾设法保留以维护治安，因此没有趁机落井下石，而是奏报“查明：道员左孝同实无把持局务及依附奸邪实迹”。
但此事并未结束。1899年6月，左孝同再度被参为“勋阀子弟怙恶不悛”。慈禧重翻旧账，又让俞廉三访查“左孝同从前是否钻附革抚陈宝箴、交结黄遵宪梁启超，有无主张民权、擅易冠服情事？该道现在出游江浙等处，是否与革员文廷式、宋伯鲁往来？”
陈宝箴、梁启超、黄遵宪、文廷式、宋伯鲁等都是“戊戌变法”中被严处的对象，因此这次参劾情况更为严重。从弹章能具体指出左孝同在江浙游歷这点来看，举报者对左孝同的行踪、事迹十分了解。还好，俞廉三再次为左孝同开脱，奏报说左孝同被参各节，均无实据，只是由于左孝同“赋性忼爽，易招物议”。甚至，俞廉三建议不必处分，觉得加以历练，左孝同将不失为有用之才。
否极泰来。1902年后，左孝同官运亨通——先是1902年5月获得慈禧的召见；之后至1907年，左孝同从四品京堂候补升至从二品的按察使，连升四级，历任光禄寺卿、宗人府府丞、河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在当时，左孝同没有军功，亦非科甲出身，只是恩赏的举人，能如此顺利升迁，实属不易。
左孝同最后官至署江苏布政使，从二品。1912年清亡后移居上海，1924年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生前均被清廷赠封侯伯之爵，其后人自然不可能起而反对清廷的统治。他们同情、支持维新派，是希望清廷能变革图强。而这些诗礼簪缨的公侯之家，或同情、或支持、或参与戊戌变法，更说明维新运动在当时深得人心。
（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