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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
你应明白我已离开
你可以听见
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
一百英里，一百英里
一百英里，一百英里
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是美国民谣《五百里》（500 Miles）的歌词。
青葱岁月，我和同学们乘着火车离开生活多年的京城时还不知道火车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一百里，二百里，五百里，锃亮的铁轨永不交叉地铺展着，火车突突地冒着白烟，鸣着决绝的汽笛，带着成百上千少男少女，呼啸远去。
车还没有到丰台，刚才还是哭声一片的站台，此刻的车厢里却热闹非凡。说笑的，打扑克牌的，吃东西的，懵懂无知的少年迅疾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场。四五十年后，远离家园的疏离，不知要去多远的远方的迷茫早已成为过去不知为何，听到这首《五百里》竟然泪流满面。
多少个一百里开外，那些白烟和汽笛，那些风景、树木、人和物都像车窗里的倒影般消逝。就像米沃什所言，“甚至那些曾经活过的人的记忆也在消亡，只有很少几个人会保留他们关于最亲密的亲戚和朋友的记忆，但即使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面孔、手势和话语也在逐渐消逝”。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每逢春节过后或者再晚些时候，照例是我们返回农村的日子，一旦大地回暖就要开始春耕播种。临行前的叮咛一遍又一遍，手提包装得满满的。除了糖果点心以外，北京知青会带着一大瓶炸好的黄酱，上海知青则是一大罐豬油。除了吃的，还要带衣物鞋袜生活用品，恨不能带够大半年的东西。
晚走的同学会去北京火车站送行，帮助拿包裹之类的东西。长安街的夜晚街上人很少，偶有几辆大链套自行车的转铃叮铃铃响起，送行的知青飞驰而过。春种秋收一年过去，便又到了返城的日子，这回该是知青们惦记着给家里捎东西。我们所在的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土特产是大豆，芸豆，土豆（东北土豆比北京的白薯还要大），其他没有什么稀罕。
带得多的时候有五六个手提包，手提肩背，好像长途贩运。一般都是结伴上车，分工合作。车门一开，身强力壮、能挤会挤的男知青一马当先，抢先挤上去就近打开车窗，车下的人把捎带的手提包从车窗塞进去，然后人托人、人拉人，一个个爬进车窗钻进车厢。没有座位的立刻询问周围乘客有没有近处下车的，提前预约，先下手为强把座占下。实在找不着座位的，就钻到长座位下面头朝里睡下，经常是一觉睡到天亮。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北京开出的列车，车厢里都要播放《东方红》，返回北京进站前要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据说是铁路部门的规定，但谁也没见过文件。火车一开，《东方红》的音乐自然就从车厢喇叭里传出来，这意味着再次回家要等一年，听得人心烦也没人敢吱声。相反，《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北京知青爱听的曲子，因为只要这个曲调一响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北京站了。
进行曲的速度十分适合行驶的列车，只要火车没完全进站，它就一遍一遍响个没完。高亢嘹亮的管弦乐，给人一种“凯旋”的感觉。知青第一次返家探亲时心情最复杂，即将重逢的欣喜中带着苦中作乐的酸涩。谁都知道，短短的探亲假后还得返回农村。那个时候都号召扎根农村，没人知道要在他乡异地待多久。随着火车的开出与返回，我们的心情也就随之失落与兴奋。久而久之，这两支曲子便成了回家与离家的符号，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仪式曲。
火车成了知青连接家与边远农村的纽带。无论是北去还是南归的夜车里，对面列车急速驶来的灯光让人难以入睡，千篇一律的“咣当，咣当”铁轨的撞击，总带有几分思念与孤寂。每次回家火车进北京站的那一刻，都希望是最后一次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样的话，生活就会永远地“定格”在家里。
作为时代的漂泊者，无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在《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间，我们不断地出发与到达，告别与重逢，确定与未知。我们无法摆脱这些音乐的追逐与纷扰，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它们都会在上车和下车时进入我们的耳鼓。即便是在农村，除了样板戏和鼓动干劲儿的歌曲，也很难听到其他的音乐。“无论人愿意与否，人总是处在声音世界的某一圈子里，因为人无法做到不听，因此人总是处于被声音笼罩的状态”，这就是京特·安德森所说的无处不在的“声音之绳”。
直到有消息确认返回北京的那一天，最后一次坐上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火车，我们才告别了上山下乡的岁月。记得那是个冬天，当火车驶入北京站，最后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播放显得格外隆重，至此，流浪的青春脚步才停了下来。
1978年后，我们的“火车之歌”所负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便是尽人皆知的30年大变局的肇始。人们的个人生活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曾经的歌曲成了尘封的往事。新的火车之旅换了新歌曲，北往南来的乘客有了新的生活。
我的一个杭州朋友1980年代初期在皖南当兵，说到乘火车的时光，他只记得一个歌曲，名字叫《的的喀喀湖》。他清楚地记得，演唱者是当时走红的上海歌唱家田鸣。歌中有这样几句让他记忆深刻：“我什么都不关心，我什么都不想，我只要清晨的一杯咖啡。”
新时代的的列车把往昔抛在了历史的隧道，曾几何时那些的震天动地的音乐也成了昨日的喧嚣。普通的人要过平常的日子，不想早上起来向谁请示，晚上掌灯十分向谁汇报。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心情，只要晴明的早上有一杯沁着香气的咖啡。游子已然归乡，夜深人静时分不再有火车的“咣当”声和特殊的晨昏曲仪式，广播电台也更换了节目表，调幅调频立体声把我们的耳朵调整到别样的频道。
你应明白我已离开
你可以听见
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
一百英里，一百英里
一百英里，一百英里
你可以听见一百英里外飘来的汽笛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是美国民谣《五百里》（500 Miles）的歌词。
青葱岁月，我和同学们乘着火车离开生活多年的京城时还不知道火车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一百里，二百里，五百里，锃亮的铁轨永不交叉地铺展着，火车突突地冒着白烟，鸣着决绝的汽笛，带着成百上千少男少女，呼啸远去。
车还没有到丰台，刚才还是哭声一片的站台，此刻的车厢里却热闹非凡。说笑的，打扑克牌的，吃东西的，懵懂无知的少年迅疾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场。四五十年后，远离家园的疏离，不知要去多远的远方的迷茫早已成为过去不知为何，听到这首《五百里》竟然泪流满面。
多少个一百里开外，那些白烟和汽笛，那些风景、树木、人和物都像车窗里的倒影般消逝。就像米沃什所言，“甚至那些曾经活过的人的记忆也在消亡，只有很少几个人会保留他们关于最亲密的亲戚和朋友的记忆，但即使在这些人的意识里，面孔、手势和话语也在逐渐消逝”。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每逢春节过后或者再晚些时候，照例是我们返回农村的日子，一旦大地回暖就要开始春耕播种。临行前的叮咛一遍又一遍，手提包装得满满的。除了糖果点心以外，北京知青会带着一大瓶炸好的黄酱，上海知青则是一大罐豬油。除了吃的，还要带衣物鞋袜生活用品，恨不能带够大半年的东西。
晚走的同学会去北京火车站送行，帮助拿包裹之类的东西。长安街的夜晚街上人很少，偶有几辆大链套自行车的转铃叮铃铃响起，送行的知青飞驰而过。春种秋收一年过去，便又到了返城的日子，这回该是知青们惦记着给家里捎东西。我们所在的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土特产是大豆，芸豆，土豆（东北土豆比北京的白薯还要大），其他没有什么稀罕。
带得多的时候有五六个手提包，手提肩背，好像长途贩运。一般都是结伴上车，分工合作。车门一开，身强力壮、能挤会挤的男知青一马当先，抢先挤上去就近打开车窗，车下的人把捎带的手提包从车窗塞进去，然后人托人、人拉人，一个个爬进车窗钻进车厢。没有座位的立刻询问周围乘客有没有近处下车的，提前预约，先下手为强把座占下。实在找不着座位的，就钻到长座位下面头朝里睡下，经常是一觉睡到天亮。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北京开出的列车，车厢里都要播放《东方红》，返回北京进站前要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据说是铁路部门的规定，但谁也没见过文件。火车一开，《东方红》的音乐自然就从车厢喇叭里传出来，这意味着再次回家要等一年，听得人心烦也没人敢吱声。相反，《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北京知青爱听的曲子，因为只要这个曲调一响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北京站了。
进行曲的速度十分适合行驶的列车，只要火车没完全进站，它就一遍一遍响个没完。高亢嘹亮的管弦乐，给人一种“凯旋”的感觉。知青第一次返家探亲时心情最复杂，即将重逢的欣喜中带着苦中作乐的酸涩。谁都知道，短短的探亲假后还得返回农村。那个时候都号召扎根农村，没人知道要在他乡异地待多久。随着火车的开出与返回，我们的心情也就随之失落与兴奋。久而久之，这两支曲子便成了回家与离家的符号，自然也就成了一种仪式曲。
火车成了知青连接家与边远农村的纽带。无论是北去还是南归的夜车里，对面列车急速驶来的灯光让人难以入睡，千篇一律的“咣当，咣当”铁轨的撞击，总带有几分思念与孤寂。每次回家火车进北京站的那一刻，都希望是最后一次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样的话，生活就会永远地“定格”在家里。
作为时代的漂泊者，无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在《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间，我们不断地出发与到达，告别与重逢，确定与未知。我们无法摆脱这些音乐的追逐与纷扰，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它们都会在上车和下车时进入我们的耳鼓。即便是在农村，除了样板戏和鼓动干劲儿的歌曲，也很难听到其他的音乐。“无论人愿意与否，人总是处在声音世界的某一圈子里，因为人无法做到不听，因此人总是处于被声音笼罩的状态”，这就是京特·安德森所说的无处不在的“声音之绳”。
直到有消息确认返回北京的那一天，最后一次坐上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火车，我们才告别了上山下乡的岁月。记得那是个冬天，当火车驶入北京站，最后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播放显得格外隆重，至此，流浪的青春脚步才停了下来。
1978年后，我们的“火车之歌”所负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便是尽人皆知的30年大变局的肇始。人们的个人生活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曾经的歌曲成了尘封的往事。新的火车之旅换了新歌曲，北往南来的乘客有了新的生活。
我的一个杭州朋友1980年代初期在皖南当兵，说到乘火车的时光，他只记得一个歌曲，名字叫《的的喀喀湖》。他清楚地记得，演唱者是当时走红的上海歌唱家田鸣。歌中有这样几句让他记忆深刻：“我什么都不关心，我什么都不想，我只要清晨的一杯咖啡。”
新时代的的列车把往昔抛在了历史的隧道，曾几何时那些的震天动地的音乐也成了昨日的喧嚣。普通的人要过平常的日子，不想早上起来向谁请示，晚上掌灯十分向谁汇报。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心情，只要晴明的早上有一杯沁着香气的咖啡。游子已然归乡，夜深人静时分不再有火车的“咣当”声和特殊的晨昏曲仪式，广播电台也更换了节目表，调幅调频立体声把我们的耳朵调整到别样的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