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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3月是《党建》杂志创刊25周年纪念。本刊创办人之一、中宣部离休干部、本刊原副总编辑江兰同志满怀深情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党务工作者的热切期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为适应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几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和创办了党员教育刊物，有的地方还办了城市版、农村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加起来约有40多种。“中央宣传部应该办一份党员教育刊物”，不少党务工作者表达了这样的心声。
终于，这种心愿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87年，经中宣部领导同志批准，中宣部宣传局和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社合办《党建文汇》月刊。这份杂志在宣传和研究党员教育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久，一些党务工作者仍然希望以中宣部的名义单独办一份党员教育刊物，以便更迅速、准确地传递中央的精神，加强党员教育。1987年7月，宣传局开始酝酿依靠自身的力量，创办一份党员教育刊物。考虑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刻不容缓，办一份这样的刊物是很必要的，就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到了9月初，各种条件基本成熟，经部领导批准，决定1988年1月出版创刊号，定名为《党建》，正式刊物，内部发行。9月上旬，在新闻出版署履行了期刊登记手续。
1987年9月11日，中宣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创办(党建)月刊的通知》。关于刊物的特性，是这样提的：“该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保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及其两个基本点为宗旨，以宣传和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组织的活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为主要内容，并适当介绍世界共运的情况，将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研讨和宣传党的建设的一个广阔园地。”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个刊物，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并请中央一些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推荐一位负责党员教育的处级干部或有关同志为联络员。
《党建》杂志的创办，就这样迅速行动起来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殷嘱托
当我们着手《党建》杂志编辑工作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请邓小平同志为《党建》题写刊名，请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刊物题词。他们德高望重，深受全党的敬爱，要是能为《党建》题字，或写几句寄托希望的话，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极大的鼓舞，对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也是极大的激励。我们字斟句酌，寻找着最能表达心愿的语言。1987年10月，一封封措辞恳切的信送出去了。
很快，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回话了，没有拒绝我们的请求，只是让我们不要等，先办起来。陈云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也回话了，说能满足我们的请求，过些时候就将题词送来。彭真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也回话了，等委员长外出视察回来再说。徐向前同志、聂荣臻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回话说，两位老帅都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聂荣臻同志还特地捎话来，说他听说中宣部创办《党建》杂志，心里很高兴。邓颖超同志让身边工作人员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说她染病在身，没法题词了。
1987年11月，一幅幅题词送到了杂志社。83岁高龄的陈云同志握笔写下了“提高党员素质，搞好党的建设”的题词。
彭真同志赶在外出视察以前，写好“发挥党员在社会主义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模范带头作用”的题词，请人送来。
徐向前同志欣然提笔，写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的题词。
聂荣臻同志的题词是：“宣传党的路线，振奋党员精神。”
这些题词都刊登在《党建》杂志创刊号上。
我们及时将《党建》创刊号送到了邓小平同志那里。
1988年1月23日，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那天，我们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送来的一个大大的信封。拆开一看，正是邓小平同志在一张宣纸上题写的刊名。“党建”二字，显得那么刚劲有力，端庄大气！
1988年2月6日，李先念同志应杂志社的请求，送来“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锋战士”的题词。
接着，杨尚昆同志送来了“增强党性锻炼”的题词。
从1988年第3期起，《党建》就用上了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刊名。在这一期上，又刊出了李先念、杨尚昆同志的题词。字字句句，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建设的重视和关心，体现了对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期望和教导。我们《党建》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决心遵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把刊物办好。
广大党员干部、读者群众的热情支持
在《党建》杂志创刊号上登出的《发刊词》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党建》杂志的问世，“饱含了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饱含了有关部门、兄弟刊物的帮助和支持，也饱含了共产党员和读者们的热情期待和美好祝愿，这些都激励着我们编辑部的同志要努力把它办好”。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党建》杂志的创刊，虽然有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但是从决定办刊到进行期刊登记，从期刊登记到开展编辑、发行工作，时间是十分紧迫的。在一些环节上遇到了困难。
办刊的经费从哪儿来？当时，中宣部的办公经费十分紧张，靠着相关单位支援的2万元钱，以及黑龙江省《党的生活》杂志社借给《党建》的2万元，《党建》杂志印刷、发出了数以万计的征订单，编辑人员也有了差旅费，开始了采访活动。
办刊力量从哪儿来？当时，想了三个办法：一是宣传局内部进行调剂，调进两位同志从事编务、发行工作；二是从兄弟党刊借用几名编辑。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社先后派来两名同志，陕西《共产党人》杂志社派来一名同志。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编辑业务水平，能够独当一面地工作。三是聘请了两名离退休老同志，起用了两位临时工，协助进行编辑、发行、财会工作。时任中宣部宣传局局长的王树人兼任第一任总编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一些大城市的党委宣传部门也给予支持，很快报来联络员名单，大多为党员教育处处长。到1987年12月中旬，人员达40多位，《党建》杂志开始走上了依靠全党办刊的道路。 使我们感动的是，许多热情的读者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创刊初期，征订工作主要依靠广泛邮发征订单，但很快有了回音。第一位到发行部订阅《党建》杂志的，是离杂志社不远的一家企业的党组织。接着，每天不仅有人上门订刊，发行部还可以收到一摞一摞的信函，里面既有订阅《党建》杂志的数字，又有热情洋溢的话语。记得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党建》的创刊，使他们有了一份面向全国的党员教育刊物，犹如“雪中送炭”。
《党建》真正开展征订工作，是在1987年10月，时间明显晚了，又是自办发行，条件是不利的。当初反馈的订阅数字，大多是零零星星的，订阅几十份、上百份就算大户了。起初我们只指望订数达到5万份，然而，到了12月中旬，订数即达12万份，而且继续向上升。最后决定第一期的印数为17万份。结果还是不够，又进行了加印。这说明《党建》杂志的创刊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欢迎，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紧张忙碌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到了1987年11月，编辑工作、发行工作都已进入极为紧张繁忙的时期，尽管当时杂志社人手很紧张，但每个人都想着把杂志编好，把发行搞上去，工作进行得高效而有序。
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社派来的一位编辑同志，丢下行装，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开始设计栏目、草拟约稿信、编辑稿件。稍稍安排妥帖，又匆匆赶到湖北，采写该省一名办公厅副主任因受贿罪被捕下狱的反面典型。他深入剖析这个党员干部犯罪的原因，自己写通讯，自己写编者按，从出差到完稿，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最后以《双重考验下的失足者》为题，刊登在《党建》创刊号上。发完创刊号稿件，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编辑第2期稿件，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钟。
陕西《共产党人》杂志社派来的一位编辑同志，为增强刊物的理论色彩，“盯”在了资料室。他浏览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研究党建理论的热点问题，摘录下各种论点，以《怎样认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党性》、《怎样科学地认识党风问题》等为题，编辑成一组又一组的稿件，刊登在《供你思考》的专栏中。在编辑工作的间隙，他又南下福建，采写了《厦门特区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党建问题》、《“关系网”网来了蛀虫》等稿件，丰富了版面。他为了《党建》的问世，同样夜以继日，连续加班加点。
发行部的同志，为了及时、准确地统计出订阅数字，忘记了下班时间，已经是夜深人静，他们还在工作。
在工作量如此饱和的情况下，大家并不满足，总想着要开拓新局面。
1988年1月26日至30日，《党建》杂志社历史上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山西省运城地区召开。总编辑王树人工作十分忙碌，在驶往运城的列车上，他紧张地赶写会议的讲话稿。我当时任副总编辑，也不轻松，几乎刚刚放下手中的稿件，就上了列车，在列车上赶写宣传报道提纲。这时候，《党建》的联络员又增加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67人，其中21人是组织部门的同志。
说起这次会议，我们应该感谢宋平、吕枫同志。他们派当时中组部副秘书长郑科扬出席了会议。郑科扬在会上说：“我来参加会议，部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表示对《党建》杂志的支持。组织部门要支持《党建》，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把刊物办好。”他又说：“怎么支持？我想了四句话：提供信息，撰写稿件，推动发行，搞好阅读。”他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
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维澄主管宣传局的工作，他对《党建》的创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派宣传局副局长戴舟代表他到会讲话，对各地联络员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办好《党建》，用好《党建》。
在这次联络员会议以后，杂志社又开展了一次征订工作。到1988年3月，订数达到30多万份。由于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应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中宣部决定，从1988年3月起，《党建》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3月16日，《人民日报》以《〈党建〉杂志本月向全国发行》为题，发了消息。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消息。
随着和煦的春风，《党建》杂志问世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责任编辑：王锦慧）
党务工作者的热切期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为适应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几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和创办了党员教育刊物，有的地方还办了城市版、农村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加起来约有40多种。“中央宣传部应该办一份党员教育刊物”，不少党务工作者表达了这样的心声。
终于，这种心愿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87年，经中宣部领导同志批准，中宣部宣传局和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社合办《党建文汇》月刊。这份杂志在宣传和研究党员教育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久，一些党务工作者仍然希望以中宣部的名义单独办一份党员教育刊物，以便更迅速、准确地传递中央的精神，加强党员教育。1987年7月，宣传局开始酝酿依靠自身的力量，创办一份党员教育刊物。考虑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刻不容缓，办一份这样的刊物是很必要的，就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到了9月初，各种条件基本成熟，经部领导批准，决定1988年1月出版创刊号，定名为《党建》，正式刊物，内部发行。9月上旬，在新闻出版署履行了期刊登记手续。
1987年9月11日，中宣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创办(党建)月刊的通知》。关于刊物的特性，是这样提的：“该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保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及其两个基本点为宗旨，以宣传和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组织的活力，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为主要内容，并适当介绍世界共运的情况，将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研讨和宣传党的建设的一个广阔园地。”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个刊物，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并请中央一些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推荐一位负责党员教育的处级干部或有关同志为联络员。
《党建》杂志的创办，就这样迅速行动起来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殷嘱托
当我们着手《党建》杂志编辑工作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请邓小平同志为《党建》题写刊名，请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刊物题词。他们德高望重，深受全党的敬爱，要是能为《党建》题字，或写几句寄托希望的话，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极大的鼓舞，对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也是极大的激励。我们字斟句酌，寻找着最能表达心愿的语言。1987年10月，一封封措辞恳切的信送出去了。
很快，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回话了，没有拒绝我们的请求，只是让我们不要等，先办起来。陈云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也回话了，说能满足我们的请求，过些时候就将题词送来。彭真同志身边工作人员也回话了，等委员长外出视察回来再说。徐向前同志、聂荣臻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回话说，两位老帅都答应了我们的请求。聂荣臻同志还特地捎话来，说他听说中宣部创办《党建》杂志，心里很高兴。邓颖超同志让身边工作人员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说她染病在身，没法题词了。
1987年11月，一幅幅题词送到了杂志社。83岁高龄的陈云同志握笔写下了“提高党员素质，搞好党的建设”的题词。
彭真同志赶在外出视察以前，写好“发挥党员在社会主义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模范带头作用”的题词，请人送来。
徐向前同志欣然提笔，写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的题词。
聂荣臻同志的题词是：“宣传党的路线，振奋党员精神。”
这些题词都刊登在《党建》杂志创刊号上。
我们及时将《党建》创刊号送到了邓小平同志那里。
1988年1月23日，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那天，我们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送来的一个大大的信封。拆开一看，正是邓小平同志在一张宣纸上题写的刊名。“党建”二字，显得那么刚劲有力，端庄大气！
1988年2月6日，李先念同志应杂志社的请求，送来“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锋战士”的题词。
接着，杨尚昆同志送来了“增强党性锻炼”的题词。
从1988年第3期起，《党建》就用上了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刊名。在这一期上，又刊出了李先念、杨尚昆同志的题词。字字句句，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建设的重视和关心，体现了对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期望和教导。我们《党建》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决心遵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把刊物办好。
广大党员干部、读者群众的热情支持
在《党建》杂志创刊号上登出的《发刊词》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党建》杂志的问世，“饱含了中央和各地领导同志的关怀和鼓励，饱含了有关部门、兄弟刊物的帮助和支持，也饱含了共产党员和读者们的热情期待和美好祝愿，这些都激励着我们编辑部的同志要努力把它办好”。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党建》杂志的创刊，虽然有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但是从决定办刊到进行期刊登记，从期刊登记到开展编辑、发行工作，时间是十分紧迫的。在一些环节上遇到了困难。
办刊的经费从哪儿来？当时，中宣部的办公经费十分紧张，靠着相关单位支援的2万元钱，以及黑龙江省《党的生活》杂志社借给《党建》的2万元，《党建》杂志印刷、发出了数以万计的征订单，编辑人员也有了差旅费，开始了采访活动。
办刊力量从哪儿来？当时，想了三个办法：一是宣传局内部进行调剂，调进两位同志从事编务、发行工作；二是从兄弟党刊借用几名编辑。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社先后派来两名同志，陕西《共产党人》杂志社派来一名同志。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编辑业务水平，能够独当一面地工作。三是聘请了两名离退休老同志，起用了两位临时工，协助进行编辑、发行、财会工作。时任中宣部宣传局局长的王树人兼任第一任总编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一些大城市的党委宣传部门也给予支持，很快报来联络员名单，大多为党员教育处处长。到1987年12月中旬，人员达40多位，《党建》杂志开始走上了依靠全党办刊的道路。 使我们感动的是，许多热情的读者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创刊初期，征订工作主要依靠广泛邮发征订单，但很快有了回音。第一位到发行部订阅《党建》杂志的，是离杂志社不远的一家企业的党组织。接着，每天不仅有人上门订刊，发行部还可以收到一摞一摞的信函，里面既有订阅《党建》杂志的数字，又有热情洋溢的话语。记得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党建》的创刊，使他们有了一份面向全国的党员教育刊物，犹如“雪中送炭”。
《党建》真正开展征订工作，是在1987年10月，时间明显晚了，又是自办发行，条件是不利的。当初反馈的订阅数字，大多是零零星星的，订阅几十份、上百份就算大户了。起初我们只指望订数达到5万份，然而，到了12月中旬，订数即达12万份，而且继续向上升。最后决定第一期的印数为17万份。结果还是不够，又进行了加印。这说明《党建》杂志的创刊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欢迎，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紧张忙碌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到了1987年11月，编辑工作、发行工作都已进入极为紧张繁忙的时期，尽管当时杂志社人手很紧张，但每个人都想着把杂志编好，把发行搞上去，工作进行得高效而有序。
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社派来的一位编辑同志，丢下行装，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开始设计栏目、草拟约稿信、编辑稿件。稍稍安排妥帖，又匆匆赶到湖北，采写该省一名办公厅副主任因受贿罪被捕下狱的反面典型。他深入剖析这个党员干部犯罪的原因，自己写通讯，自己写编者按，从出差到完稿，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最后以《双重考验下的失足者》为题，刊登在《党建》创刊号上。发完创刊号稿件，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编辑第2期稿件，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钟。
陕西《共产党人》杂志社派来的一位编辑同志，为增强刊物的理论色彩，“盯”在了资料室。他浏览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研究党建理论的热点问题，摘录下各种论点，以《怎样认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党性》、《怎样科学地认识党风问题》等为题，编辑成一组又一组的稿件，刊登在《供你思考》的专栏中。在编辑工作的间隙，他又南下福建，采写了《厦门特区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党建问题》、《“关系网”网来了蛀虫》等稿件，丰富了版面。他为了《党建》的问世，同样夜以继日，连续加班加点。
发行部的同志，为了及时、准确地统计出订阅数字，忘记了下班时间，已经是夜深人静，他们还在工作。
在工作量如此饱和的情况下，大家并不满足，总想着要开拓新局面。
1988年1月26日至30日，《党建》杂志社历史上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山西省运城地区召开。总编辑王树人工作十分忙碌，在驶往运城的列车上，他紧张地赶写会议的讲话稿。我当时任副总编辑，也不轻松，几乎刚刚放下手中的稿件，就上了列车，在列车上赶写宣传报道提纲。这时候，《党建》的联络员又增加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67人，其中21人是组织部门的同志。
说起这次会议，我们应该感谢宋平、吕枫同志。他们派当时中组部副秘书长郑科扬出席了会议。郑科扬在会上说：“我来参加会议，部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表示对《党建》杂志的支持。组织部门要支持《党建》，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把刊物办好。”他又说：“怎么支持？我想了四句话：提供信息，撰写稿件，推动发行，搞好阅读。”他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
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维澄主管宣传局的工作，他对《党建》的创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派宣传局副局长戴舟代表他到会讲话，对各地联络员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办好《党建》，用好《党建》。
在这次联络员会议以后，杂志社又开展了一次征订工作。到1988年3月，订数达到30多万份。由于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应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中宣部决定，从1988年3月起，《党建》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3月16日，《人民日报》以《〈党建〉杂志本月向全国发行》为题，发了消息。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消息。
随着和煦的春风，《党建》杂志问世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