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婴儿奶粉、氨水泡制的粉丝、敌敌畏浸泡的火腿、工业漂白剂漂白的大米、添加工业冰醋酸的老陈醋、“福尔马林”浸泡的水发食品、工业盐腌制的四川泡菜、用色素养出来的红心鸡蛋……
　　如果检视最近三年的新闻资讯，你会发现，几乎食用任何一种食品都有可能遭到“黑心商人”的毒害。3月1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我国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
　　
　　不必仰视跨国公司
　　
　　食品安全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从几年前的“疯牛病”到近几年的“禽流感”，无不是关系到病从口入，“转基因”食品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危险”话题，更不用说劣质油，残留农药等等，似乎我们可以怀疑一切可以入口的食品，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惶恐应运而生。
　　消费者的信心变得如此脆弱，企业在成为信任危机的罪魁同时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当肯德基的生意在一夜之间变得冷清，当立顿红茶急急展开危机公关，当雀巢为其产品涉嫌转基因而跟消费者对簿公堂，我们看到是，那些曾经让我们信任的大企业头上的光环在渐渐失去光彩。
　　一个品牌的信任缺失会导致一个企业多个环节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似的恶性循环。肯德基被发现苏丹红之后，麦当劳反应强烈，很快做出降低产品价格的决定。虽然麦当劳最终也未能逃脱“红网”，降价也有趁人之危争夺消费者之嫌，但其种种反应不难看出麦当劳对“受牵连”的担心。2003年四五月“非典”流行期间，甚至还有人会说，只有吃“洋快餐”才是安全的；在“涉红”事件之后，两大快餐企业是否还能获得这样的信任，令人怀疑。
　　尼采认为，人类追逐的不是快乐，而是权力，这也是商场斗争的现实。市场占有率和财富的增加是商人们增加权力（控制力）的手段。尼采相信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真理和解释真理的权威。跨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巨大的利润成为他们“可信赖”的资本，“名气”和“声誉”几乎成为同义词。
　　“这些事件改变了消费者对跨国公司的仰视，让他们更理性了。”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对《中国新时代》说：“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只有挑剔的消费者，才有优秀的产品。”
　　信任的脆弱
　　如果我们将商业社会的信任缺失全部归咎于企业的不负责任，也未免片面。分析信任缺失的原因，我们发现，“知情”率的提升是导致信任脆弱的直接原因之一。不论是“转基因”还是“苏丹红”，信息的更加通畅让舆论和相关部门的反应效率都大大提高。
　　“知情”对于公众是有益的，为什么还会造成大众信任的恐慌？
　　“这是因为在消息畅通的同时，没有一个好的公共舆论的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专家毛寿龙对《中国新时代》说：“当一个信息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有专业的组织来定义、鉴定，给出公共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谣言’的产生，也会安抚公众的心理。”
　　可以肯定的是，在食品安全引起的恐慌中，政府没有很好地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当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缺席的时候，如果有专业化的消费者协会或行业协会给出专业的公共的声音，就会在极大程度上弥补第三方信息的缺失，而不信任的心理正是由于没有全方位的信息造成的。
　　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到位也是产生公众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关部门的政府职能还没有从关心温饱过渡到重视食品安全，到目前为止，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还没有正式的赔偿制度。
　　对监管制度的质疑，一直是类似事件发生时人们发出的最多的疑问。而事实上，政府在“监管”的位置上处境尴尬。如果由它来负全责，习惯于“一刀切”的政府很可能会为了解决某个个案问题，将所有相关产品的完全封杀。
　　“龙口粉丝”事件就是一例。联合行业协会或者消费者协会实施监督是被证明的科学的方法，而目前中国政府对中介机构和NGO组织的力量的不信任，以及未能充分调动这些组织的积极性，也是造成政府在此类事件中处境尴尬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目前的法律中尚没有关于食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相应条款，法律对生命的低估，更让公共增加了不安全感，信任的脆弱也由此而生。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侯若石教授认为：“缺乏信任已经侵蚀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
　　信任的缺乏，让公众与企业的关系变得紧张。商业活动中任何涉及不诚信的举动都会触动人们敏感的信任神经。刚刚被《财富》杂志评为2005年度全美最受尊敬的公司的戴尔，就是因为信任出现危机而陷入麻烦。美国Seeger Weiss LLP律师事务所日前代表全美相应客户向纽约地区法院提交诉状，指控戴尔公司使用欺骗手段，首先以低成本融资吸引客户，然后再要求客户接受高利率计划。
　　人际关系中的“不信任”也集中反映在了商业领域中。“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为防止恐怖袭击，很多企业采取特别的安全措施，增加了成本，这些都损害了生产体系，而成本的增加最终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造成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