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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中张良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掷秦一椎’，下联是‘辞汉万户’，橫批是‘知止’。这幅对联是对西汉重臣张良一生的写照。张良为汉朝建立立下的功劳， 是尽人皆知的， 但他不伐其功， 不矜其能， 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李洪峰先生在《中国廉政史鉴》的书评《以史为鉴资政商人》中称赞张良“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中国廉政史鉴》我没读过，不知道书中是怎样写张良的，没有评论资格，但对李洪峰先生的说法，不敢苟同。
在楚汉战争中，张良每每为汉王刘邦筹划奇谋良策，排忧解难，最终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创建汉室江山社稷。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年），张良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讎强秦，天下振动（此指“掷秦一椎” ）。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这就是李文所说的“张良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的依据。其实，张良在这里说的并非真心话，他的“退隐”，有难言的苦衷。
《史记·吕太后本纪》说刘邦要废太子，立如意。其实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是因为后妃争宠固位而引起的。刘邦深知太子“仁弱”“不类我”，难以当国，而“如意类我”，是理想的接班人，立如意对巩固刘氏汉室江山社稷有利，这才是他屡次想易太子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国古代维护世袭统治的传统是由嫡长子继位的宗法制。刘邦想废太子、立如意，违背传统，所以遭到群臣反对，一时难以实现。
吕后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太子地位，指使建成侯吕泽劫张良问计。吕后依计而行，请出商山四晧辅佐太子。汉高祖十一年秋七月，黥布造反。刘邦染病在身，“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皓闻讯，揭穿了刘邦的心计。太子将兵平叛，有功则不过还当太子，无功则成为废太子的理由。太子统率的将领，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枭将，现在太子统率他们，就像让羊指挥狼一样，都不肯尽力，平叛肯定不能成功。到那时候，刘邦再提出废太子，立如意，群臣就无法反对。刘邦的主意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怎么应对呢？四晧告诉建成侯吕泽：“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 。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刘邦率兵东征，“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就这样，张良配合四晧暂时化解了太子的危机。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冬十月，刘邦与黥布战于蕲西，黥布败逃。刘邦中流矢，令别将追击。黥布被长沙王臣诱而诛之。十一月，刘邦回到长安，病情加重，更想易太子。张良劝谏，刘邦不听，张良称病不再赴职管事。叔孙通“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
刘邦想易太子，首先考虑的是太子“为人仁弱”“不类我”，说白了，就是太子没有当皇帝的能力;其次是担心太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预见到自己死后，太子继位，吕后会专权，汉室江山有改姓的危险。刘邦有远见卓识，而且有主意、有办法。为了防止吕氏篡汉，他与心腹重臣，刑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历史证明，孝惠帝无能，吕后专权，毒死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为“人彘”;吕后驾崩，诸吕阴谋篡汉危刘氏，卒赖陈平、周勃铲除诸吕，保住刘氏汉室江山社稷。刘邦真可谓料事如神，他想易太子主要是从国家前途命运着眼的。
在封建时代，做臣子的所谓“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就是为巩固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禝出主意，想办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还是投机钻营，专为个人谋私利的问题。张良足智多谋，为刘邦夺取天下建立奇功。令人不解的是，太子的无能，吕后的专橫，难道他一点都没看出来吗？对吕氏篡汉的危险一点都没有预料吗？另外，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重能力总比尊传统，由嫡长子继位更合理，以张良的智力，难道对此毫无认识吗？然而在太子的废立上，张良竭力维护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将汉室江山社稷置于危险中，没有尽心于君国，这难道是为“公”吗？当四晧保住太子职位后，张良向汉高祖提出退隐，他所说的“愿弃人間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纯属假话;“乃学辟谷，道引轻身”，是制造假象。张良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知刘邦喉下有逆鳞，触动不得;倘若刘邦得知招引四晧护太子是自己的主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张良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在刘邦病重时，有人说：大将樊哙党于吕氏，一旦皇上晏驾，欲以兵诛赵王如意。刘邦大怒，立刻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驰传载勃代哙将，至军，即斩哙头。”早在沛县起义之前，樊哙与刘邦就是狗肉朋友，鸿门宴上樊哙有护驾之功，他跟刘邦又是连襟，刘邦对樊哙下手之狠，令人惊讶！而张良与刘邦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假使刘邦知道招来四皓护太子是张良的主意，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良的退隐，历来被称赞为“勇于自持知止”典范，而实际上却是为个人利益，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张良不是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在太子废立上，张良处理不当，君臣意见分歧，关系出现裂痕，为保护个人性命，采取退隐的策略，使自己的智慧不能继续为国家服务，这样的结局是一幕悲剧，当不起什么“知止”的“美名”。幸运的是，张良退隐不久，汉高祖刘邦驾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又重食人间烟火，活了八年之久。在此期间，闭门不出，不问国事。假设刘邦能够活得再长久些，得知招引四皓护太子是张良的主意，张良还能享受安逸平静的生活吗？在处理公和私的关系上，张良的做法难称典范，不值得称赞。
（摘自《中华读书报》）
在楚汉战争中，张良每每为汉王刘邦筹划奇谋良策，排忧解难，最终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创建汉室江山社稷。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年），张良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讎强秦，天下振动（此指“掷秦一椎” ）。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这就是李文所说的“张良以勇于自持知止而留下千古美名”的依据。其实，张良在这里说的并非真心话，他的“退隐”，有难言的苦衷。
《史记·吕太后本纪》说刘邦要废太子，立如意。其实这个想法并不完全是因为后妃争宠固位而引起的。刘邦深知太子“仁弱”“不类我”，难以当国，而“如意类我”，是理想的接班人，立如意对巩固刘氏汉室江山社稷有利，这才是他屡次想易太子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国古代维护世袭统治的传统是由嫡长子继位的宗法制。刘邦想废太子、立如意，违背传统，所以遭到群臣反对，一时难以实现。
吕后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太子地位，指使建成侯吕泽劫张良问计。吕后依计而行，请出商山四晧辅佐太子。汉高祖十一年秋七月，黥布造反。刘邦染病在身，“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皓闻讯，揭穿了刘邦的心计。太子将兵平叛，有功则不过还当太子，无功则成为废太子的理由。太子统率的将领，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枭将，现在太子统率他们，就像让羊指挥狼一样，都不肯尽力，平叛肯定不能成功。到那时候，刘邦再提出废太子，立如意，群臣就无法反对。刘邦的主意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怎么应对呢？四晧告诉建成侯吕泽：“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 。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刘邦率兵东征，“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就这样，张良配合四晧暂时化解了太子的危机。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冬十月，刘邦与黥布战于蕲西，黥布败逃。刘邦中流矢，令别将追击。黥布被长沙王臣诱而诛之。十一月，刘邦回到长安，病情加重，更想易太子。张良劝谏，刘邦不听，张良称病不再赴职管事。叔孙通“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
刘邦想易太子，首先考虑的是太子“为人仁弱”“不类我”，说白了，就是太子没有当皇帝的能力;其次是担心太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预见到自己死后，太子继位，吕后会专权，汉室江山有改姓的危险。刘邦有远见卓识，而且有主意、有办法。为了防止吕氏篡汉，他与心腹重臣，刑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历史证明，孝惠帝无能，吕后专权，毒死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为“人彘”;吕后驾崩，诸吕阴谋篡汉危刘氏，卒赖陈平、周勃铲除诸吕，保住刘氏汉室江山社稷。刘邦真可谓料事如神，他想易太子主要是从国家前途命运着眼的。
在封建时代，做臣子的所谓“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就是为巩固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禝出主意，想办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还是投机钻营，专为个人谋私利的问题。张良足智多谋，为刘邦夺取天下建立奇功。令人不解的是，太子的无能，吕后的专橫，难道他一点都没看出来吗？对吕氏篡汉的危险一点都没有预料吗？另外，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重能力总比尊传统，由嫡长子继位更合理，以张良的智力，难道对此毫无认识吗？然而在太子的废立上，张良竭力维护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将汉室江山社稷置于危险中，没有尽心于君国，这难道是为“公”吗？当四晧保住太子职位后，张良向汉高祖提出退隐，他所说的“愿弃人間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纯属假话;“乃学辟谷，道引轻身”，是制造假象。张良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深知刘邦喉下有逆鳞，触动不得;倘若刘邦得知招引四晧护太子是自己的主意，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张良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在刘邦病重时，有人说：大将樊哙党于吕氏，一旦皇上晏驾，欲以兵诛赵王如意。刘邦大怒，立刻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驰传载勃代哙将，至军，即斩哙头。”早在沛县起义之前，樊哙与刘邦就是狗肉朋友，鸿门宴上樊哙有护驾之功，他跟刘邦又是连襟，刘邦对樊哙下手之狠，令人惊讶！而张良与刘邦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假使刘邦知道招来四皓护太子是张良的主意，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张良的退隐，历来被称赞为“勇于自持知止”典范，而实际上却是为个人利益，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张良不是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在太子废立上，张良处理不当，君臣意见分歧，关系出现裂痕，为保护个人性命，采取退隐的策略，使自己的智慧不能继续为国家服务，这样的结局是一幕悲剧，当不起什么“知止”的“美名”。幸运的是，张良退隐不久，汉高祖刘邦驾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又重食人间烟火，活了八年之久。在此期间，闭门不出，不问国事。假设刘邦能够活得再长久些，得知招引四皓护太子是张良的主意，张良还能享受安逸平静的生活吗？在处理公和私的关系上，张良的做法难称典范，不值得称赞。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