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晚，离朱维铮先生过世几个钟头，自书架上抽出先生的几本书——《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二集》，在重读里同先生告别。
　　《走出中世纪二集》是先生送我“雅正”的，划线和圈点表明我以前读过它，但在第317页，忽然发现一个以前没留意的细节，在“均为可以公表”的“为”字上方，有一个淡淡的“谓”字，是朱先生的笔迹。一见之下，心跳略快，仿佛先生同我讲话：“喏，这个字印错了。”
　　翌日跟李天纲说起，李说，这么多年，朱先生送人书都是这样的：先校正，再题款。那一辈学者，大多是这样的。
　　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李天纲教授1980年在复旦历史系读本科时开始听朱先生讲课，1983年念碩士研究生时，有些课还是朱先生上。七八年课听下来，两个人谈过学（收在《音调未定的传统》里），不久前联名编过书（《徐光启全集》），师生之谊一订30年。
　　自30年代起，复旦文科的老教授们发明了一种集旧式私塾和英式导师制于一炉的教法，既古老又现代。亲炙弟子，不限于课堂上有限的交流，见了面，来，讲讲这星期你读了哪些书，全面考察学生的记忆、表述、综合能力。这种教法，沿着周谷诚、谭其骧、周予同，一路传到朱维铮。李天纲说，朱先生是自觉继承，60年代他就是这样带学生的。这种教法，现在不大有了。
　　朱先生是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经历过80年代文化热的人，大概都读过朱先生编的书，比如他主持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一本。他主持过一个会议，会议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收录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影响深远。他和钱锺书先生合作编辑的近现代名著系列也是很多人的心爱，他的序，写得真好。
　　朱先生的编书水平，中西书局的张安庆可以作证。朱先生最后一本著作《重读近代史》是中西书局出的，八十多篇文章编辑先排序，交给朱先生过目。朱先生没说什么，自己重新排了一个，编辑拿到手，眼前一亮，感觉从60、70分一下拔到95分。2010年7月，交出为此书所作的序和跋，朱先生查出患了肺癌。
　　朱先生年轻时是才子。因为才华，被有才识的主政者看中，作为“白专典型”吸收进“罗思鼎”，曾跟姚文元共用一张办公桌起草文章。朱先生从不讳言这段历史，他向来直面、直言，有些反思相当到位。
　　在学问上，朱先生对史料系统、细致的开掘，对史德的坚守，加上扎实的功底，令他在史学界有一席之地。《走出中世纪》第51页开始的那些历史人物述评，短短百余字，将一个人的来龙去脉、命运和疑点一一点明，实在是把史书读通读透了。
　　朱先生眼睛里有是非，因而会就《论语》向某人开炮，尽管圈内同侪劝他何必当真，犯不着对不入流者动真气，但他偏要示人以真正学者的态度。
　　复旦有几位先生的课是要提前占座位的，坐满后，会有人站着听讲；演讲起来更是爆棚——朱先生是其中一位。听过朱先生课的人都有印象，他喜欢骂人。李天纲说，他的骂，相当于佛家所谓“当头棒喝”，令闻者“醍醐灌顶”乃至“觉悟”；是引导学生摆脱从众、流俗、偏见，建立独立思想的开始。
　　朱维铮的父母是医生，夫人是医生，堂弟还是中山医院的名医。自查明病况，他自己看书研究，积极配合，自费做昂贵的放疗，直到去年还照常同师友会面、吃饭，照常给学生上课，照常谈笑风生——50年代复旦校园百米冠军的体魄，魏晋风度。
　　去年12月，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校园碰到朱先生的学生，问，你们老师情况怎样了。学生说，情况不大好，但先生还在给我们上课，是拄了拐杖来的。最后一堂课，他拄着拐杖爬上三楼，在休息室里足足坐了半个钟头，才缓过来。
　　今年春节一过，张安庆去看望朱先生，先是看他多了一副拐杖，不久又换成了轮椅，觉得情况不妙。情况不妙的时候，先生不乐意别人去看望他。历史教研室几位当年的学生今日的同事高希、廖梅跑得最勤，他却不希望留给她们另一种记忆。李天纲说，朱先生是要强的，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从不跟人谈生死，但心里很清楚；他不想离开，他还没有准备好。
　　去世前一周，朱先生同意做口述资料。李天纲做了第一次，谈的是复旦历届校长。
　　上海2月，连绵阴雨。张安庆几次去新华医院，都是雨天。先生一点一点萎顿了，有时话讲一半，会闭上眼睛，缓过劲来才能接着说。那是76岁的老人在与疼痛过招。3月7日，张安庆与朱维铮签了一份新书合同，书名叫《近代学术导论》。几小时后，他陷入了昏迷。
　　3月10日下午3点52分，朱维铮先生走了。李天纲望着他，容颜没有大的变化，样子也还安详，体面，有尊严。
　　中国人的尊严往往还体现在盖棺之时，于是复旦大学的讣告里加了这样一行：他是坚持实事求是，不懈追求真理的纯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