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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为了维护其在华北地区以及中国大陆的既得利益，巩固其军事侵略基础，遂提倡日语教育的重要性，由此，一部分日语教育家以及他们的教学法也陆续被引进到华北地区，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和文化侵略。其中，对译法因为在华北地区有较长历史而根深蒂固，而以山口喜一郎为代表的直接法则是从台湾新传入的，两种授课方法之间的冲突自然避免不了，这样对译法和直接法之间的竞争以及日本对华政策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导致直接教学法并没有在华北地区取得像台湾和朝鲜那样的教学效果。本文通过白描侵华时期直接教学法在华北地区的执行困境，分析其原因，进而揭露日本对华实行的奴化教育。
关键词：直接法 华北地区 日语教育 执行困境
1920年代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此为开端，逐渐开始在华势力渗透，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随着战争不断扩大，日语教育也在中国大陆迅速扩展。为了维持其军事侵略基础，以及把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思想引导到亲日路线上，日军开始提倡日语教育的重要性，企图通过日语教育奴化中国人民思想。1941年“興亚院”召开的“对支日语普及协议会”决议通过了三项教育方针：第一、关于日语教育教材教法；第二、关于日语教师培养；第三、关于日语教育振兴。在日军军事侵略政策下，华北地区的日语教育十分兴盛，通过中日各机关的合作，不断推进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但是由于华北地区的特殊性，日本对华实行的日语教育并没有取得像台湾和朝鲜那样的教育效果。
1.直接法和对译法的竞争
华北地区的日语教育刚开始是以对译法为中心进行的。授课时，担当翻译的教员，除去日本人外，基本上都是留日回国的学生。授课时中国学生基本不懂日语，大部分日语教师也不懂汉语，因此采用的是“二重讲义”的间接授课方法，即是翻译人员把上课内容翻译为中国学生能懂的汉语。但这样不仅影响了上课进度，而且由于翻译的日语与原意有出入，经常会引起学生的误解。进入1930年代，随着日语教育的必要性逐渐提高，华北地区刚开始处于起步较晚阶段的日语教育也开始了日语教法的研究。
中国人学习日语的初衷很简单，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凡西学之不切要之处，东人已删节酌改之。”意思是说，西洋学问中不太重要的地方，日本事先给我们删略了，因此简便的方法就是学日本。把日语作为一种了解西方文明的简便途径，只要能看懂日文就行，学习者和教授者都专心于文字，偏向于对译法的视觉方法。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提出把日语作为“东亚通用语”的口号，因此山口喜一郎等人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把在台湾和朝鲜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直接法引入华北地区。1941年在文部省指导下编撰的『ハナシコトバ』，正是以直接法为指导而编撰的教材。
虽然直接法的教学效果已经在台湾和朝鲜得到了试验，并取得成功，但华北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关于应该采取直接法还是对译法，当时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很混乱的状态。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和教育者基本都是选择对译法，几乎不关注直接法。这种行为不仅出现在中国人身上，即使是日本的教育者也有支持对译法的。有些日本人甚至认为直接法空洞、不切实际，在短期学习中必须使用对译法。当时有些学者提出可以两种教学法同时并用，互相取长补短，但山口却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存在根本差异，如果同时使用的话，别说互相弥补了，根本就是互相妨碍。
但直接法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劣势，“华北交通会社”（1938年4月成立，主要管辖华北、蒙疆之间的水陆交通，尤其是铁路治安。）的日语教育就采用直接法，全部由日本人授课。其下属的“华北交通会社”，在一年的预科学习后，就能使学员的日语能力达到能听懂日语授课的程度，为升入本科做准备。正是基于这样的成绩，“华北交通会社”人事课代表认为，如果采取对译法的话，很难达到如此高的程度。
在台湾、朝鲜已经取得突出成绩的直接法，被引进到华北之后就遇到了执行困境，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对此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虽然妨碍日语普及的阻碍很多，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教授人员的态度。日本人特有的洁癖性和党派根性被带到中国大陆，使这里的民众在学习口语时遇到困境。建立直接法、对译法等教法上的主义、宗派，故意使两极对立，埋头于势力竞争。”其中，以山口喜一郎为首，得到益田信夫、日野成美等人支持的一派，提倡直接教学法，并把直接法用于实际授课和教材编写中。而另一方面，以藤村作为首，小泉藤三、笕见五百里为主要成员的一派，他们处于权力中心，无论对使用直接法还是对译法都采取折中态度。
2.日语教学论的多元性
华北地区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日语教育比较兴盛的地方。日本学者们面向中国学习者提出了四种教学论，分别为：山口喜一郎的直接法、大出正笃的速成法和国府种武的文化理解说，均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
山口喜一郎本来在台湾从事日语教育，之后又向华北引进其直接教育法，直到战败。1938年1月，山口在北京新民学院（培养亲日临时政府官员的学校）开始授课。翌年6月在文部省召开的“国语对策协议会”上，山口强调：“中央编写的日语教科书必须是面向直接法的，而且，编写教科书不是为了了解当地实情而编撰的国语教科书，而是教授異民族外语的日语教科书。”
大出正笃长期在中国从事日语教育和教法的研究，是当时从事日语教育者中具有指导性地位的一人。他认为，在华北地区还存在着行政政策和教科书编撰等问题，以及中国教员是初等教育的主力军的现状，因此无法取得与台湾、朝鲜一样的良好效果。而且，大出还指出直接法在大陆行不通的原因：“支那人以前学习日语不是以会话而是以理解为目的，直接接受日本人上课的机会很少，更多的是根据书本学习。因此，在日语学习中语法是最先学习的。”大出正笃编写的《標準日本語読本》教材不仅在满洲广泛使用，甚至在华北地区也很流行。
国府种武最初在台湾从事日语教学，1940年就任“北京兴亚高级中学”的校长。他认为以口语训练为主的日语学习把重点放在音声和口语上，而以文化理解为主的日语学习则把重点放在文字和文化上。但是与台湾、朝鲜、关东州相比，华北有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学习者，如果仍以台湾、朝鲜和关东州的教学法为主的话，在华北是行不通的。因此，所谓的文化理解其结果就是培养协同东亚新秩序建设精神的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关键词：直接法 华北地区 日语教育 执行困境
1920年代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此为开端，逐渐开始在华势力渗透，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正式爆发，随着战争不断扩大，日语教育也在中国大陆迅速扩展。为了维持其军事侵略基础，以及把中国人民的排日、抗日思想引导到亲日路线上，日军开始提倡日语教育的重要性，企图通过日语教育奴化中国人民思想。1941年“興亚院”召开的“对支日语普及协议会”决议通过了三项教育方针：第一、关于日语教育教材教法；第二、关于日语教师培养；第三、关于日语教育振兴。在日军军事侵略政策下，华北地区的日语教育十分兴盛，通过中日各机关的合作，不断推进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但是由于华北地区的特殊性，日本对华实行的日语教育并没有取得像台湾和朝鲜那样的教育效果。
1.直接法和对译法的竞争
华北地区的日语教育刚开始是以对译法为中心进行的。授课时，担当翻译的教员，除去日本人外，基本上都是留日回国的学生。授课时中国学生基本不懂日语，大部分日语教师也不懂汉语，因此采用的是“二重讲义”的间接授课方法，即是翻译人员把上课内容翻译为中国学生能懂的汉语。但这样不仅影响了上课进度，而且由于翻译的日语与原意有出入，经常会引起学生的误解。进入1930年代，随着日语教育的必要性逐渐提高，华北地区刚开始处于起步较晚阶段的日语教育也开始了日语教法的研究。
中国人学习日语的初衷很简单，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凡西学之不切要之处，东人已删节酌改之。”意思是说，西洋学问中不太重要的地方，日本事先给我们删略了，因此简便的方法就是学日本。把日语作为一种了解西方文明的简便途径，只要能看懂日文就行，学习者和教授者都专心于文字，偏向于对译法的视觉方法。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提出把日语作为“东亚通用语”的口号，因此山口喜一郎等人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把在台湾和朝鲜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直接法引入华北地区。1941年在文部省指导下编撰的『ハナシコトバ』，正是以直接法为指导而编撰的教材。
虽然直接法的教学效果已经在台湾和朝鲜得到了试验，并取得成功，但华北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关于应该采取直接法还是对译法，当时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是很混乱的状态。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和教育者基本都是选择对译法，几乎不关注直接法。这种行为不仅出现在中国人身上，即使是日本的教育者也有支持对译法的。有些日本人甚至认为直接法空洞、不切实际，在短期学习中必须使用对译法。当时有些学者提出可以两种教学法同时并用，互相取长补短，但山口却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教学观念上存在根本差异，如果同时使用的话，别说互相弥补了，根本就是互相妨碍。
但直接法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劣势，“华北交通会社”（1938年4月成立，主要管辖华北、蒙疆之间的水陆交通，尤其是铁路治安。）的日语教育就采用直接法，全部由日本人授课。其下属的“华北交通会社”，在一年的预科学习后，就能使学员的日语能力达到能听懂日语授课的程度，为升入本科做准备。正是基于这样的成绩，“华北交通会社”人事课代表认为，如果采取对译法的话，很难达到如此高的程度。
在台湾、朝鲜已经取得突出成绩的直接法，被引进到华北之后就遇到了执行困境，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对此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虽然妨碍日语普及的阻碍很多，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教授人员的态度。日本人特有的洁癖性和党派根性被带到中国大陆，使这里的民众在学习口语时遇到困境。建立直接法、对译法等教法上的主义、宗派，故意使两极对立，埋头于势力竞争。”其中，以山口喜一郎为首，得到益田信夫、日野成美等人支持的一派，提倡直接教学法，并把直接法用于实际授课和教材编写中。而另一方面，以藤村作为首，小泉藤三、笕见五百里为主要成员的一派，他们处于权力中心，无论对使用直接法还是对译法都采取折中态度。
2.日语教学论的多元性
华北地区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日语教育比较兴盛的地方。日本学者们面向中国学习者提出了四种教学论，分别为：山口喜一郎的直接法、大出正笃的速成法和国府种武的文化理解说，均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
山口喜一郎本来在台湾从事日语教育，之后又向华北引进其直接教育法，直到战败。1938年1月，山口在北京新民学院（培养亲日临时政府官员的学校）开始授课。翌年6月在文部省召开的“国语对策协议会”上，山口强调：“中央编写的日语教科书必须是面向直接法的，而且，编写教科书不是为了了解当地实情而编撰的国语教科书，而是教授異民族外语的日语教科书。”
大出正笃长期在中国从事日语教育和教法的研究，是当时从事日语教育者中具有指导性地位的一人。他认为，在华北地区还存在着行政政策和教科书编撰等问题，以及中国教员是初等教育的主力军的现状，因此无法取得与台湾、朝鲜一样的良好效果。而且，大出还指出直接法在大陆行不通的原因：“支那人以前学习日语不是以会话而是以理解为目的，直接接受日本人上课的机会很少，更多的是根据书本学习。因此，在日语学习中语法是最先学习的。”大出正笃编写的《標準日本語読本》教材不仅在满洲广泛使用，甚至在华北地区也很流行。
国府种武最初在台湾从事日语教学，1940年就任“北京兴亚高级中学”的校长。他认为以口语训练为主的日语学习把重点放在音声和口语上，而以文化理解为主的日语学习则把重点放在文字和文化上。但是与台湾、朝鲜、关东州相比，华北有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学习者，如果仍以台湾、朝鲜和关东州的教学法为主的话，在华北是行不通的。因此，所谓的文化理解其结果就是培养协同东亚新秩序建设精神的一种教学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