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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5、16日，广东省义务教育历史学科教师培训在珠海隆重举行。作为培训活动的议程之一，我们有幸代表东莞历史教研团队，进行以“文景之治”内容为依托，“国家一统，人民至上”为主题的片段教学展示。
一、在教学追求中寻找突破方法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体，同时参与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他们不仅创造社会财富，而且创造并变革社会生活。”[1]与人民群众的存在紧密联系的杰出人物，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具有特殊性。但杰出人物的出现及其作用，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势造成的，即“时势造英雄”。我们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时，既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也要肯定杰出人物的作用。
“文景之治”是统编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11课“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的子目。教材主论汉文帝，兼叙汉景帝，两位有为之君勵精图治、共同开创的治世局面，史称“文景之治”，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治世典范”。在落实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如何审视盛世局面形成中，君主个人善治与人民群众推动作用的关系，深化“文景之治”的内涵，彰显“国家一统，人民至上”的主题，是首要思考的根本问题。
“文景之治”出现于汉初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背后处处活跃着“人”的身影，既有颇具韬略、显性引领的杰出人物，更有默默付出、隐性推动的人民群众，反映了君与民的互动，显现出国与家的牵连，凝聚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充分挖掘历史人物鲜活的生平故事和丰富的情感世界，通过人物的微观视角，透视宏观的治世图景，引领学生从感性认知上升为理性认知，理解“治世典范”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笔者将达成教学主题的突破方法凝练为：“治世典范”背后的叙史见人。
二、在故事探秘中形成理性思辨
“治世典范”背后的叙史见人，需要在教学中梳理“文景之治”相关史实，聚焦文帝治国理政的故事，创设情境，展开探秘之旅，引导学生通过文帝的视角，体察“文景之治”的丰富内涵，探寻“文景之治”的治世“密码”，涵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唯物史观素养，形成理性思辨。
1.以德服人，怀柔安边
汉文帝刘恒，作为汉高祖刘邦的侧室之子，本继统无望。但在诡谲多变的政治乱流之中，于公元前180年被拥立为帝。时局艰险，作为继位新君，文帝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对手——赵佗，如能妥善应对，化解政治症结，不失为宣传治国理念、树立政治威望的绝佳良机。
材料一：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史记》
赵佗，原是秦朝南海郡将领，后来趁乱叛秦，兼并邻郡，行不忠不义之举，割据一方，自立为南越王。刘邦徐图抚之，吕后则欲急起杀之，奈何兴兵无果，徒增伤亡靡费。至此，恩抚则威不足慑，剿杀却力有不逮，南越国遂成边疆大患，悬而未决，陷文帝于政治僵局之中。为打破僵局，收安边之效，文帝采取了“惊人”举措。
材料二：（文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
——《史记》
材料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文帝）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汉书》
文帝派人修坟扫墓，祭拜赵佗父母，并以后生晚辈自居，亲切问候赵佗。赵佗虽为边疆叛臣，但文帝没有挟天子之威，乘国力之势，反而处处彰显谦下之风。最终，在文帝的怀柔“攻势”下，赵佗心悦诚服，称臣纳贡，镇守边疆，终其一生再无叛汉之举。一个“恐”字尽展文帝之风范：将坦荡胸怀与若水柔德的君王形象映衬得生动光辉，把“以德服人，怀柔安边”的治国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文帝为何要选择德治招抚，而非武力征服的方式来处理南越国问题呢？看似“意料之外”的惊人举动，实则是“情理之中”的充分考量。文帝不费一兵一卒，便有效化解了困扰汉朝多年的边疆症结。“以德治国”，一方面是吸取了秦朝因暴政而亡的教训，另一方面是沿袭西周“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进一步彰显汉朝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争端，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利于汉初社会民生的恢复和发展。至此，透过文帝以德服人的政治行为，深刻认知汉朝“以德治国”理念的价值所在，自是水到渠成。
2.仁爱宽厚，省刑化民
身居君位，文帝面对过无数棘手的难题，既有展现政治智慧、迎刃而解之时;也有陷入两难境地、抉择艰难之际。缇萦救父，便是摆在文帝面前的一大难题：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年仅15岁的缇萦因父亲被判肉刑（主要包括刺面、割鼻、砍脚等）而上书陈情。
材料四：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史记》
缇萦力陈肉刑的残酷性，甚至愿意代父受刑。其言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肉刑自古有之，缇萦的一纸短书，自是道尽了缇萦的拳拳孝心，更是诉不完天下百姓对肉刑的控诉心声。舆情甚于虎，对于安不忘危的文帝而言，堪比一次公关危机。是否批准缇萦的请求，竟令文帝陷入法与孝的两难境地：倘若批准，则法律权威无存，动摇国家法治根基;如若拒绝，则孝道意义全失，违背以孝治国的传统。站在治国之君的立场上，审视缇萦的请求，不禁发人深思。在与朝臣反复商议之后，文帝颁布诏令：
材料五：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史记》
面对受肉刑戕害的子民，文帝“甚怜之”，感其“楚痛”，强调绝非“为民父母之意”。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般，文帝对子民为刑所累感同身受，怜悯、不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最终，文帝顺应舆情，赦免缇萦之父，并毅然废除肉刑！文帝敢于改革的魄力和关爱子民的善行，既保缇萦一家之安，更谋天下子民之福，诠释了仁君应有的责任担当，充分彰显了“以仁治国”的理念。在肉刑废除的背后，隐约可见人民对文帝治国理政的推动作用。 3.躬行节俭，依山为陵
公元前157年，文帝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死后被葬入霸陵。古人崇信“事死如事生”，陵墓作为皇帝最重要的形象工程之一，纵使极尽奢华也属正常之举。因此，聚焦霸陵，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和维度来体察文帝的治国理念。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帝陵的修建征用了数十万民夫，至二世皇帝胡亥继位后才最终完工，以封土堆为中心，周围陪葬区分布众多，规模极其宏大。相比之下，文帝的霸陵却显得尤为“寒酸”。
材料六：霸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依山凿穴为玄宫的帝陵，对后世帝陵依山为陵的建制影响极大。
——纪录片《帝陵·西汉帝陵》解说词
材料七：（文帝遗诏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史记》
文帝摒弃人工建陵的传统墓葬形式，选择把陵墓深藏在大山之中，开创皇帝“依山为陵”的先例。临终之时，文帝甚至将节俭的理念写入遗诏，告诫后人厉行薄葬，不得用金银铜锡作为霸陵的陪葬品。遗诏中的一字一句，皆是这位克勤克俭之君向天下百姓传递的价值导向，既彰显教化之意，更显明志之心。
“成由勤俭败由奢”，居安思危的文帝，始终把节俭作为治国安民之大道，而视奢侈浪费为祸国殃民之畏途。可我们不禁疑惑：普通人尚有追求享乐的欲望，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呢？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文帝依然严守节俭的红线，强调薄葬，究竟是何因素在无形之中制约着他呢？要解开这一谜团，就必须回到汉初的历史“现场”。
材料八：（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汉书》
汉朝建立之初，经济凋敝，执政者不得不遵从民心，节约民力，克己尚俭。“民心”、“民力”堪比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制约着汉初君臣的治国理政。文帝在秉承先辈遗志的同时，始终一心为民，恪守“以俭治国”的理念。故而，当我们再次回望朴实无华的霸陵时，不禁心生敬意，感受到一份“奢华”的厚重！
纵观文帝的一生，既有德才兼备的超凡，亦有躬亲自省的可贵，又有防微杜渐的敏锐，堪称君王楷模。“德”、“仁”、“俭”，不仅是文帝奉行如一的治国理念，更是后世所宣扬推崇的治国智慧。细细体察，无不聚焦于“人”：以民为本、重视人民、关注民生，人民始终作为一股力量，若隐若现地“主宰”着文帝的治國理政行为，推动着汉初历史的发展，最终开创治世局面。作为治国之君，唯有遵奉“人民至上”，方能实现“国家一统”。
三、在历史评价中感悟治世典范
文帝、景帝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治国智慧，在继承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作为，适时改革，治下的四十余年间，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盛世华章，呈现出令人着迷的时代风采。
材料九：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史记》
材料十：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书》
文景时期，社会政治清明，粮食丰足，财政收入增加，马匹增多，家给人足，史称“文景之治”，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历史上有确切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隐藏着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治世“密码”，受到历代史学家和执政者的推崇，成为治国守成的典范，美誉流传千载。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2]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至上”的理念置于治国理政的核心地位，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3]。时至今日，当我们回溯“文景之治”，依旧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和教育意义。
对此，笔者设计如下结语：“我们所看到的治世，无不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土壤之中，镌刻着深深的时代印记，是中华民族追求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康的生动写照和薪火相传。治世的出现，固然离不开执政者等杰出人物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治国智慧，但更离不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付出与推动。正因为如此，‘文景之治’才成为历朝历代、乃至今天依然备受推崇的‘治世典范’，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与璀璨智慧。”基于唯物史观的引领，透过“治世典范”、叙史见人，有助于认知“人民至上”的深邃意蕴，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聚力托举伟大中国梦的万里苍穹。
【注释】
[1]萧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
[2]（汉）刘安著，刘少影译注：《淮南子》卷13《氾论训》，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04/c_1122783997.htm，2018年5月4日。
一、在教学追求中寻找突破方法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体，同时参与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他们不仅创造社会财富，而且创造并变革社会生活。”[1]与人民群众的存在紧密联系的杰出人物，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具有特殊性。但杰出人物的出现及其作用，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势造成的，即“时势造英雄”。我们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时，既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也要肯定杰出人物的作用。
“文景之治”是统编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11课“西汉建立和‘文景之治’”的子目。教材主论汉文帝，兼叙汉景帝，两位有为之君勵精图治、共同开创的治世局面，史称“文景之治”，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治世典范”。在落实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如何审视盛世局面形成中，君主个人善治与人民群众推动作用的关系，深化“文景之治”的内涵，彰显“国家一统，人民至上”的主题，是首要思考的根本问题。
“文景之治”出现于汉初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背后处处活跃着“人”的身影，既有颇具韬略、显性引领的杰出人物，更有默默付出、隐性推动的人民群众，反映了君与民的互动，显现出国与家的牵连，凝聚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充分挖掘历史人物鲜活的生平故事和丰富的情感世界，通过人物的微观视角，透视宏观的治世图景，引领学生从感性认知上升为理性认知，理解“治世典范”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笔者将达成教学主题的突破方法凝练为：“治世典范”背后的叙史见人。
二、在故事探秘中形成理性思辨
“治世典范”背后的叙史见人，需要在教学中梳理“文景之治”相关史实，聚焦文帝治国理政的故事，创设情境，展开探秘之旅，引导学生通过文帝的视角，体察“文景之治”的丰富内涵，探寻“文景之治”的治世“密码”，涵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唯物史观素养，形成理性思辨。
1.以德服人，怀柔安边
汉文帝刘恒，作为汉高祖刘邦的侧室之子，本继统无望。但在诡谲多变的政治乱流之中，于公元前180年被拥立为帝。时局艰险，作为继位新君，文帝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对手——赵佗，如能妥善应对，化解政治症结，不失为宣传治国理念、树立政治威望的绝佳良机。
材料一：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史记》
赵佗，原是秦朝南海郡将领，后来趁乱叛秦，兼并邻郡，行不忠不义之举，割据一方，自立为南越王。刘邦徐图抚之，吕后则欲急起杀之，奈何兴兵无果，徒增伤亡靡费。至此，恩抚则威不足慑，剿杀却力有不逮，南越国遂成边疆大患，悬而未决，陷文帝于政治僵局之中。为打破僵局，收安边之效，文帝采取了“惊人”举措。
材料二：（文帝）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
——《史记》
材料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文帝）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汉书》
文帝派人修坟扫墓，祭拜赵佗父母，并以后生晚辈自居，亲切问候赵佗。赵佗虽为边疆叛臣，但文帝没有挟天子之威，乘国力之势，反而处处彰显谦下之风。最终，在文帝的怀柔“攻势”下，赵佗心悦诚服，称臣纳贡，镇守边疆，终其一生再无叛汉之举。一个“恐”字尽展文帝之风范：将坦荡胸怀与若水柔德的君王形象映衬得生动光辉，把“以德服人，怀柔安边”的治国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文帝为何要选择德治招抚，而非武力征服的方式来处理南越国问题呢？看似“意料之外”的惊人举动，实则是“情理之中”的充分考量。文帝不费一兵一卒，便有效化解了困扰汉朝多年的边疆症结。“以德治国”，一方面是吸取了秦朝因暴政而亡的教训，另一方面是沿袭西周“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进一步彰显汉朝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与此同时，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争端，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利于汉初社会民生的恢复和发展。至此，透过文帝以德服人的政治行为，深刻认知汉朝“以德治国”理念的价值所在，自是水到渠成。
2.仁爱宽厚，省刑化民
身居君位，文帝面对过无数棘手的难题，既有展现政治智慧、迎刃而解之时;也有陷入两难境地、抉择艰难之际。缇萦救父，便是摆在文帝面前的一大难题：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年仅15岁的缇萦因父亲被判肉刑（主要包括刺面、割鼻、砍脚等）而上书陈情。
材料四：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史记》
缇萦力陈肉刑的残酷性，甚至愿意代父受刑。其言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肉刑自古有之，缇萦的一纸短书，自是道尽了缇萦的拳拳孝心，更是诉不完天下百姓对肉刑的控诉心声。舆情甚于虎，对于安不忘危的文帝而言，堪比一次公关危机。是否批准缇萦的请求，竟令文帝陷入法与孝的两难境地：倘若批准，则法律权威无存，动摇国家法治根基;如若拒绝，则孝道意义全失，违背以孝治国的传统。站在治国之君的立场上，审视缇萦的请求，不禁发人深思。在与朝臣反复商议之后，文帝颁布诏令：
材料五：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史记》
面对受肉刑戕害的子民，文帝“甚怜之”，感其“楚痛”，强调绝非“为民父母之意”。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般，文帝对子民为刑所累感同身受，怜悯、不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最终，文帝顺应舆情，赦免缇萦之父，并毅然废除肉刑！文帝敢于改革的魄力和关爱子民的善行，既保缇萦一家之安，更谋天下子民之福，诠释了仁君应有的责任担当，充分彰显了“以仁治国”的理念。在肉刑废除的背后，隐约可见人民对文帝治国理政的推动作用。 3.躬行节俭，依山为陵
公元前157年，文帝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死后被葬入霸陵。古人崇信“事死如事生”，陵墓作为皇帝最重要的形象工程之一，纵使极尽奢华也属正常之举。因此，聚焦霸陵，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和维度来体察文帝的治国理念。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帝陵的修建征用了数十万民夫，至二世皇帝胡亥继位后才最终完工，以封土堆为中心，周围陪葬区分布众多，规模极其宏大。相比之下，文帝的霸陵却显得尤为“寒酸”。
材料六：霸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依山凿穴为玄宫的帝陵，对后世帝陵依山为陵的建制影响极大。
——纪录片《帝陵·西汉帝陵》解说词
材料七：（文帝遗诏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史记》
文帝摒弃人工建陵的传统墓葬形式，选择把陵墓深藏在大山之中，开创皇帝“依山为陵”的先例。临终之时，文帝甚至将节俭的理念写入遗诏，告诫后人厉行薄葬，不得用金银铜锡作为霸陵的陪葬品。遗诏中的一字一句，皆是这位克勤克俭之君向天下百姓传递的价值导向，既彰显教化之意，更显明志之心。
“成由勤俭败由奢”，居安思危的文帝，始终把节俭作为治国安民之大道，而视奢侈浪费为祸国殃民之畏途。可我们不禁疑惑：普通人尚有追求享乐的欲望，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呢？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文帝依然严守节俭的红线，强调薄葬，究竟是何因素在无形之中制约着他呢？要解开这一谜团，就必须回到汉初的历史“现场”。
材料八：（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汉书》
汉朝建立之初，经济凋敝，执政者不得不遵从民心，节约民力，克己尚俭。“民心”、“民力”堪比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制约着汉初君臣的治国理政。文帝在秉承先辈遗志的同时，始终一心为民，恪守“以俭治国”的理念。故而，当我们再次回望朴实无华的霸陵时，不禁心生敬意，感受到一份“奢华”的厚重！
纵观文帝的一生，既有德才兼备的超凡，亦有躬亲自省的可贵，又有防微杜渐的敏锐，堪称君王楷模。“德”、“仁”、“俭”，不仅是文帝奉行如一的治国理念，更是后世所宣扬推崇的治国智慧。细细体察，无不聚焦于“人”：以民为本、重视人民、关注民生，人民始终作为一股力量，若隐若现地“主宰”着文帝的治國理政行为，推动着汉初历史的发展，最终开创治世局面。作为治国之君，唯有遵奉“人民至上”，方能实现“国家一统”。
三、在历史评价中感悟治世典范
文帝、景帝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治国智慧，在继承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基础上，积极作为，适时改革，治下的四十余年间，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盛世华章，呈现出令人着迷的时代风采。
材料九：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史记》
材料十：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书》
文景时期，社会政治清明，粮食丰足，财政收入增加，马匹增多，家给人足，史称“文景之治”，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历史上有确切史料记载的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隐藏着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治世“密码”，受到历代史学家和执政者的推崇，成为治国守成的典范，美誉流传千载。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2]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至上”的理念置于治国理政的核心地位，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3]。时至今日，当我们回溯“文景之治”，依旧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和教育意义。
对此，笔者设计如下结语：“我们所看到的治世，无不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土壤之中，镌刻着深深的时代印记，是中华民族追求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康的生动写照和薪火相传。治世的出现，固然离不开执政者等杰出人物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治国智慧，但更离不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付出与推动。正因为如此，‘文景之治’才成为历朝历代、乃至今天依然备受推崇的‘治世典范’，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与璀璨智慧。”基于唯物史观的引领，透过“治世典范”、叙史见人，有助于认知“人民至上”的深邃意蕴，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聚力托举伟大中国梦的万里苍穹。
【注释】
[1]萧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三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
[2]（汉）刘安著，刘少影译注：《淮南子》卷13《氾论训》，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04/c_1122783997.htm，2018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