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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美国女作家格蕾斯·佩蕾擅长用“拼贴”这一后现代手法，在她的短篇小说里把支离破碎的情景变成完整的情节，她“拼贴”父女之间的对话、男女之间的感情、一个声音响亮的女孩对未来的设想。佩蕾的故事情节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呈现出碎片状态及时空上的交错，小说情节几乎都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串联起来的，佩蕾将她对女性的生存能力、对女性未来的希望都涵盖在了对话之中，实现了她对女性生活的多元化设计。
关键词：格蕾斯·佩蕾 女性生活 多元化设想
当代美国犹太女作家格蕾斯·佩蕾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颇受美国文学界关注的作家和女权主义者。佩蕾于192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俄裔犹太移民家庭，她的父母年轻时都曾是积极的社会主义运动支持者，父母的政治观念对佩蕾的成长有着强烈的影响。青年时代的佩蕾对学院式教育非常反感，所以她才从纽约大学退学嫁给了一个电影摄影师。中年时的佩蕾离婚后积极投身到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佩蕾自称为“有点好斗的和平主义者和又能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有点小烦恼的人》于1959年出版后，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重视。苏珊·桑塔格评论说：“（佩蕾）有着与众不同的很本真的声音的作家——滑稽、悲哀、谦虚、有力、尖锐。”菲利普·罗斯评论说：佩蕾“有着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坚忍不拔的风格，只有一个有着极大勇气的真正作家才具备这些。”篇幅短小，但创作手法颇具实验性的佩蕾曾于1970年获“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短篇小说创作奖，1988年佩蕾被纽约州立法机构指定为第一个官方的纽约州作家。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格蕾斯·佩蕾用典型的后现代叙述手法表现着女性人物的细腻丰富的内心。佩蕾擅长于用“拼贴”这一后现代手法把支离破碎的情景变成完整的情节，她“拼贴”父女之间的对话、男女之间的感情、一个声音响亮的女孩对未来的设想。在故事套故事的讲述模式里，佩蕾的故事情节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呈现出碎片状态及时空上的交错，小说的情节几乎都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串联起来，佩蕾将她对女性的生存能力、女性的自我设计、女性对未来的希望都涵盖在对话之中，而正是在这种“拼贴”之中，女作家佩蕾对于女性生活的多元化设计得以实现。
一 《和父亲的对话》：女性生活的多元化设计
“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看你这次能说些什么”，是佩蕾的短篇小说《和父亲的对话》中的一句经典对白，也是佩蕾不断修改女性生存模式的一种叙述动力。在这个小说里，用一种看似随意的“拼贴”笔法随心所欲地涂改着生活，用挑剔的目光来看待自己所写下的故事，成了佩蕾短篇小说《和父亲的对话》的主题指向。
文学上颇具创造力的佩蕾认为：“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是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所以佩蕾在小说里所看重的就是叙述行为本身，只有叙述行为的存在，才使叙述者有了虚构的历史环境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设计，以及女性对自我生命进行重组的行动。在《和父亲的对话》这篇小说中，86岁的父亲想让叙述者“写一个小故事……就是莫泊桑、契诃夫写的那种，你过去常写的那种。就是一些小人物，然后写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叙述者就按照父亲的要求虚拟了一个“发生在几年前的街对面的故事”，还有一个“用吸毒的方式来拯救儿子”的母亲。在父亲对故事情节的一再挑剔与否定之中，叙述者一次次地修改着“街对面女人”的生活轨迹，让她从最初的“为了与吸毒的儿子继续保持亲密关系，母亲也成了吸毒者”，“男孩彻底戒了毒，并离开了这座令他深感厌恶的城市和他的母亲。母亲在无助和孤独中哭泣着”的可怜虫，变成了一个“相貌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编辑着一本《人类仅靠面包生存》的极具竞争力的杂志，但还是无力抗拒儿子离家出走的悲伤，当儿子离家出走之后，这位母亲只能在家里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然后，痛哭流涕，面目全非，哭啊，哭啊。”作为上一代人的代表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又作几十年的艺术家”的父亲，父亲所渴望是自己的女儿一代有着完美的生命定义和生活内涵，当然不是这种悲剧式的结局。在父亲的敦促之下，叙述者只得再一次地重组“街对面女子”的人生，将其改变成：“她成了东村社区诊疗所的一名接待员”，参与着街区的青年教育工作，她的生活看起来光明了许多。
在多次地对小说人物的重组与改动之中，小说的写作行为似乎成了一种空洞指向，只有讲故事本身才是小说的中心意向。这是一种人文叙述的方式，生活中的佩蕾曾多次尝试着对女性的生活进行多元化的阐释，也曾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而身陷囹圄。而在《和父亲的对话》中，佩蕾尽自己最大想象力去为女性设计未来，她让读者抛开了情节本身，从小说中去透视当代女性自我创造的无限可能性。所以，佩蕾有意地让这位无助的母亲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力量面对自己的生活。佩蕾正是要通过创作小说去创造女性的生活，去构建新一代女性的未来图式。于是，即使在故事已有了三重越来越完美的结局时，佩蕾仍然要给它更多元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指街对面的女人）可能有100种不同的选择。”
二 《移民故事》：夫妻的多种情感模式
佩蕾曾说过：“人们应该在相互关心和帮助中生活，倾听彼此的故事。这是人们应该做的。”佩蕾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这么做的，他们拥挤于现代的都市里，不断地面对着犹太民族经历了大屠杀之后的心灵重创、移民美国后的各种艰辛，以及与美国主流文化融合之中的焦虑。所以新一代的犹太人不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还会去倾听别人的故事。《移民故事》又是一个讲故事与听故事的故事，故事里充满大量的来路不明的对话，却只有一个“父亲睡在童床上”的真实细节。正是这个细节使作者展开了对犹太女性人生的虚拟：一对生活于美国的犹太夫妻，父亲睡在小童床上，“就像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灰色胎儿一样”，在这个含意不清的细节里，母亲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她可以从床上驱走父亲，也可以掌控着家庭和夫妻情感的局面。因此作者为这对夫妻设计了相互矛盾的三重生活：一是让他们的生活矛盾重重，夫妻相互仇恨而不得不分居；二是由于叙述者“总是看到光明的一面”，而把这件事情想象成：“父亲睡在童床上的原因是因为通常睡童床的你和你妹妹得了猩红热，需要大些的床和空间出汗才能度过这个危机。”三是这对夫妻二人在饥饿中结识，并一起经历着他们平静而恩爱的生活：“他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回了家。除了去工作或去杂货店之外，他们从不单独去任何其他地方。在桌边坐下来吃饭时他们总是握着彼此的手。”作者用这个全新的结尾否定了前面的多重叙述，呈现给读者一幅恬静优雅的家庭画面。很显然，这对苦难而贫穷的夫妻是恩爱和谐的，故事结尾处的情景就是他们恩爱的见证：“在黑暗之中孩童时的我吃晚餐、做作业，然后上床睡觉。”作者有意把这样的情景放在小说结尾，并用它颠覆了前面的种种设计，这样做除了使小说的叙述显得更加多元化之外，还有一种对平静家庭生活的推崇与美化。尽管小说一直没有对“父亲睡在童床上”的细节做出正面的答案，但作者的意图已在结尾中呈现：佩蕾希望历经了苦难的犹太女性都有一个平静的归宿，让她们在家中抚养儿女，并受到丈夫的呵护与关爱。这一设计似乎与佩蕾的政治家与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有所偏离，但恰恰表明了身为女性的佩蕾渴望真实而简单的生活，因此佩蕾要用这样的期待控制着全局，在一个可多方透视的视角之下，描绘着佩蕾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我相信我把世界同你看得一样清楚，我说；看看世界，光明并不见得比黑暗坏。” 三 《响亮的声音》：用声音找到自己的未来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把佩蕾小说翻译成日语的人，村上春树非常崇拜佩蕾，他曾亲耳聆听过七十多岁的佩蕾的个人作品朗诵会，在佩蕾小说的译者后记里，他将佩蕾的声音描绘为“温暖而有力的声音”：“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但却还可以用响亮的、穿透力很强的声音爽朗地朗读数篇自创的短篇小说。……也许是由于在数个大学教授创作，并且经常在政治性集会上发表演讲的原因，对朗读这项活动已经非常上手。声音的抑扬掌握得恰如分寸，配以丰富的眼神变化，在合适的时机逗听众发笑，在需要的时候也能迅速让会场安静下来。我也得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在场所有听众热心倾听她的声音，用心感受她的小说时所传来的那种亲密的氛围。”很显然，有着许多演讲经历的佩蕾深知优雅的女性声音对于外界的作用，也非常娴熟地运用自己的清亮的声音掌控着会场气氛，所以，声音成了她掌控环境的手段，女性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对于她的成长意义重大。
在短篇小说《最亮的声音》里，佩蕾把声音当成了设计女性未来的一种手段，一个仅有10岁的女孩雪莉·阿布拉莫维茨因为有“一副相当响亮、清晰的嗓门，而且朗读时很有表情”，命运给予了她成长的契机。雪莉的父亲是亲身经历了对犹太人的大迫害的场景的人，他坚持认为：“要雪莉学会大声说话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所以，也许有一天，她不会过这种在厨房和糖果店之间奔波的日子了。她不是傻瓜。”雪莉用她清亮的声音走进了学校的圣诞节剧组，她在舞台上“高谈阔论着爱、上帝和人类，声音悲痛而洪亮”，她用声音控制着全场的气氛，传递着自己的心声：“在这个房子中，这个城市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将永生。”
和佩蕾其他小说里的人物相比，《最亮的声音》里的雪莉是比较幸运的，她的生命里没有苦难，祖辈所经历的那些“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会把你活活埋掉。欧洲有屠杀行动，阿根廷到处是印第安人”、“为了逃避暴君到了一个新的国家，而且陷入了屠杀”的可怕历史早已远去，故事里只有刚刚从感恩节的气氛里跳出来、又要欢乐地排练圣诞节演出的孩子，还有母亲们夸张的评论与叫喊。女孩雪莉自己也沉浸在对自己声音所创造的丰富想象里，并渐渐学会用响亮的声音管理剧组。所以，在《最亮的声音》里，佩蕾坚定地说：“每一扇窗户都有母亲的声音。”在这里，女性的声音是这条街上最响亮的声音，也是让人震惊和沉静下来的声音：“我记得，我记得，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女性的声音就是一扇打开的窗户，正向所有的人发出召唤，请人们进来，请人们接受，请人们注意新一代女性的改变。
总之，在处理着“现代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佩蕾的短篇小说体现出的是对女性的关注与人文的关怀。佩蕾用她的开放式的叙述结构和多元化的结局给了女性以希望和想象的空间，留给女性更多的把握未来、设计未来的力量。所以，佩蕾在小说里表达的是对女性未来多彩的规划，实现的是女性对世界的创造力。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为：2012B202。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李德恩：《后现代主义文学导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英]克里斯·加勒特：《视读后现代主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 刘建华：《危机与探索 后现代美国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张杰，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格蕾斯·佩蕾 女性生活 多元化设想
当代美国犹太女作家格蕾斯·佩蕾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颇受美国文学界关注的作家和女权主义者。佩蕾于192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俄裔犹太移民家庭，她的父母年轻时都曾是积极的社会主义运动支持者，父母的政治观念对佩蕾的成长有着强烈的影响。青年时代的佩蕾对学院式教育非常反感，所以她才从纽约大学退学嫁给了一个电影摄影师。中年时的佩蕾离婚后积极投身到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佩蕾自称为“有点好斗的和平主义者和又能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有点小烦恼的人》于1959年出版后，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重视。苏珊·桑塔格评论说：“（佩蕾）有着与众不同的很本真的声音的作家——滑稽、悲哀、谦虚、有力、尖锐。”菲利普·罗斯评论说：佩蕾“有着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坚忍不拔的风格，只有一个有着极大勇气的真正作家才具备这些。”篇幅短小，但创作手法颇具实验性的佩蕾曾于1970年获“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短篇小说创作奖，1988年佩蕾被纽约州立法机构指定为第一个官方的纽约州作家。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格蕾斯·佩蕾用典型的后现代叙述手法表现着女性人物的细腻丰富的内心。佩蕾擅长于用“拼贴”这一后现代手法把支离破碎的情景变成完整的情节，她“拼贴”父女之间的对话、男女之间的感情、一个声音响亮的女孩对未来的设想。在故事套故事的讲述模式里，佩蕾的故事情节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呈现出碎片状态及时空上的交错，小说的情节几乎都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串联起来，佩蕾将她对女性的生存能力、女性的自我设计、女性对未来的希望都涵盖在对话之中，而正是在这种“拼贴”之中，女作家佩蕾对于女性生活的多元化设计得以实现。
一 《和父亲的对话》：女性生活的多元化设计
“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看你这次能说些什么”，是佩蕾的短篇小说《和父亲的对话》中的一句经典对白，也是佩蕾不断修改女性生存模式的一种叙述动力。在这个小说里，用一种看似随意的“拼贴”笔法随心所欲地涂改着生活，用挑剔的目光来看待自己所写下的故事，成了佩蕾短篇小说《和父亲的对话》的主题指向。
文学上颇具创造力的佩蕾认为：“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是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所以佩蕾在小说里所看重的就是叙述行为本身，只有叙述行为的存在，才使叙述者有了虚构的历史环境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设计，以及女性对自我生命进行重组的行动。在《和父亲的对话》这篇小说中，86岁的父亲想让叙述者“写一个小故事……就是莫泊桑、契诃夫写的那种，你过去常写的那种。就是一些小人物，然后写写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叙述者就按照父亲的要求虚拟了一个“发生在几年前的街对面的故事”，还有一个“用吸毒的方式来拯救儿子”的母亲。在父亲对故事情节的一再挑剔与否定之中，叙述者一次次地修改着“街对面女人”的生活轨迹，让她从最初的“为了与吸毒的儿子继续保持亲密关系，母亲也成了吸毒者”，“男孩彻底戒了毒，并离开了这座令他深感厌恶的城市和他的母亲。母亲在无助和孤独中哭泣着”的可怜虫，变成了一个“相貌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编辑着一本《人类仅靠面包生存》的极具竞争力的杂志，但还是无力抗拒儿子离家出走的悲伤，当儿子离家出走之后，这位母亲只能在家里哭喊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然后，痛哭流涕，面目全非，哭啊，哭啊。”作为上一代人的代表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又作几十年的艺术家”的父亲，父亲所渴望是自己的女儿一代有着完美的生命定义和生活内涵，当然不是这种悲剧式的结局。在父亲的敦促之下，叙述者只得再一次地重组“街对面女子”的人生，将其改变成：“她成了东村社区诊疗所的一名接待员”，参与着街区的青年教育工作，她的生活看起来光明了许多。
在多次地对小说人物的重组与改动之中，小说的写作行为似乎成了一种空洞指向，只有讲故事本身才是小说的中心意向。这是一种人文叙述的方式，生活中的佩蕾曾多次尝试着对女性的生活进行多元化的阐释，也曾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而身陷囹圄。而在《和父亲的对话》中，佩蕾尽自己最大想象力去为女性设计未来，她让读者抛开了情节本身，从小说中去透视当代女性自我创造的无限可能性。所以，佩蕾有意地让这位无助的母亲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力量面对自己的生活。佩蕾正是要通过创作小说去创造女性的生活，去构建新一代女性的未来图式。于是，即使在故事已有了三重越来越完美的结局时，佩蕾仍然要给它更多元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指街对面的女人）可能有100种不同的选择。”
二 《移民故事》：夫妻的多种情感模式
佩蕾曾说过：“人们应该在相互关心和帮助中生活，倾听彼此的故事。这是人们应该做的。”佩蕾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这么做的，他们拥挤于现代的都市里，不断地面对着犹太民族经历了大屠杀之后的心灵重创、移民美国后的各种艰辛，以及与美国主流文化融合之中的焦虑。所以新一代的犹太人不仅要讲述自己的故事，还会去倾听别人的故事。《移民故事》又是一个讲故事与听故事的故事，故事里充满大量的来路不明的对话，却只有一个“父亲睡在童床上”的真实细节。正是这个细节使作者展开了对犹太女性人生的虚拟：一对生活于美国的犹太夫妻，父亲睡在小童床上，“就像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灰色胎儿一样”，在这个含意不清的细节里，母亲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她可以从床上驱走父亲，也可以掌控着家庭和夫妻情感的局面。因此作者为这对夫妻设计了相互矛盾的三重生活：一是让他们的生活矛盾重重，夫妻相互仇恨而不得不分居；二是由于叙述者“总是看到光明的一面”，而把这件事情想象成：“父亲睡在童床上的原因是因为通常睡童床的你和你妹妹得了猩红热，需要大些的床和空间出汗才能度过这个危机。”三是这对夫妻二人在饥饿中结识，并一起经历着他们平静而恩爱的生活：“他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回了家。除了去工作或去杂货店之外，他们从不单独去任何其他地方。在桌边坐下来吃饭时他们总是握着彼此的手。”作者用这个全新的结尾否定了前面的多重叙述，呈现给读者一幅恬静优雅的家庭画面。很显然，这对苦难而贫穷的夫妻是恩爱和谐的，故事结尾处的情景就是他们恩爱的见证：“在黑暗之中孩童时的我吃晚餐、做作业，然后上床睡觉。”作者有意把这样的情景放在小说结尾，并用它颠覆了前面的种种设计，这样做除了使小说的叙述显得更加多元化之外，还有一种对平静家庭生活的推崇与美化。尽管小说一直没有对“父亲睡在童床上”的细节做出正面的答案，但作者的意图已在结尾中呈现：佩蕾希望历经了苦难的犹太女性都有一个平静的归宿，让她们在家中抚养儿女，并受到丈夫的呵护与关爱。这一设计似乎与佩蕾的政治家与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有所偏离，但恰恰表明了身为女性的佩蕾渴望真实而简单的生活，因此佩蕾要用这样的期待控制着全局，在一个可多方透视的视角之下，描绘着佩蕾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我相信我把世界同你看得一样清楚，我说；看看世界，光明并不见得比黑暗坏。” 三 《响亮的声音》：用声音找到自己的未来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把佩蕾小说翻译成日语的人，村上春树非常崇拜佩蕾，他曾亲耳聆听过七十多岁的佩蕾的个人作品朗诵会，在佩蕾小说的译者后记里，他将佩蕾的声音描绘为“温暖而有力的声音”：“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但却还可以用响亮的、穿透力很强的声音爽朗地朗读数篇自创的短篇小说。……也许是由于在数个大学教授创作，并且经常在政治性集会上发表演讲的原因，对朗读这项活动已经非常上手。声音的抑扬掌握得恰如分寸，配以丰富的眼神变化，在合适的时机逗听众发笑，在需要的时候也能迅速让会场安静下来。我也得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在场所有听众热心倾听她的声音，用心感受她的小说时所传来的那种亲密的氛围。”很显然，有着许多演讲经历的佩蕾深知优雅的女性声音对于外界的作用，也非常娴熟地运用自己的清亮的声音掌控着会场气氛，所以，声音成了她掌控环境的手段，女性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对于她的成长意义重大。
在短篇小说《最亮的声音》里，佩蕾把声音当成了设计女性未来的一种手段，一个仅有10岁的女孩雪莉·阿布拉莫维茨因为有“一副相当响亮、清晰的嗓门，而且朗读时很有表情”，命运给予了她成长的契机。雪莉的父亲是亲身经历了对犹太人的大迫害的场景的人，他坚持认为：“要雪莉学会大声说话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所以，也许有一天，她不会过这种在厨房和糖果店之间奔波的日子了。她不是傻瓜。”雪莉用她清亮的声音走进了学校的圣诞节剧组，她在舞台上“高谈阔论着爱、上帝和人类，声音悲痛而洪亮”，她用声音控制着全场的气氛，传递着自己的心声：“在这个房子中，这个城市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将永生。”
和佩蕾其他小说里的人物相比，《最亮的声音》里的雪莉是比较幸运的，她的生命里没有苦难，祖辈所经历的那些“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会把你活活埋掉。欧洲有屠杀行动，阿根廷到处是印第安人”、“为了逃避暴君到了一个新的国家，而且陷入了屠杀”的可怕历史早已远去，故事里只有刚刚从感恩节的气氛里跳出来、又要欢乐地排练圣诞节演出的孩子，还有母亲们夸张的评论与叫喊。女孩雪莉自己也沉浸在对自己声音所创造的丰富想象里，并渐渐学会用响亮的声音管理剧组。所以，在《最亮的声音》里，佩蕾坚定地说：“每一扇窗户都有母亲的声音。”在这里，女性的声音是这条街上最响亮的声音，也是让人震惊和沉静下来的声音：“我记得，我记得，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女性的声音就是一扇打开的窗户，正向所有的人发出召唤，请人们进来，请人们接受，请人们注意新一代女性的改变。
总之，在处理着“现代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佩蕾的短篇小说体现出的是对女性的关注与人文的关怀。佩蕾用她的开放式的叙述结构和多元化的结局给了女性以希望和想象的空间，留给女性更多的把握未来、设计未来的力量。所以，佩蕾在小说里表达的是对女性未来多彩的规划，实现的是女性对世界的创造力。
注：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为：2012B202。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李德恩：《后现代主义文学导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英]克里斯·加勒特：《视读后现代主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 刘建华：《危机与探索 后现代美国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张杰，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