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探索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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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代诗人侯马于2015年末在《诗潮》上发表的新诗《致未来》,是其近期进行生活经验入诗的实验之作。这首看似简单的诗歌,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层层解读。揭示出其从一件生活小事入手,展开对中国当下教育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向下 中国故事 细读 教育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攀升,中国文学开始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与自觉,作家们开始写只属于中国的故事,在故事中展现只属于中国的传统,西方故事与西方传统逐渐退出中国文学的书写方式,中国式生活经验也成为作家们创作的素材。这样的变化不仅深入到小说创作也潜移默化影响着诗歌,生活经验入诗逐渐改变着诗歌内容与书写语言甚至是想象方式。一个诗人穷其一生都不可能写尽中国故事,这是人事的复杂与中国之大决定的。但若想写尽身边关切之事却是可以完成的,诗人侯马正在坚定地进行着这样的实践与信念。侯马曾说:“每个人都是人类的实验品,每个人都在他人身上辨认出自己。人类可以有一千种活法,而我只能使用一种活法,所以在有生之年,我将不可遏制地去关切我所能关切到的一切人类标本。”{1}为了这样的诗歌创作理想,侯马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出版的诗集《他手记》《大地的脚踝》一改前期诗歌的向上姿态,开始探索融生活经验入诗的道路,以诗歌叙述身边关切的人事。《致未来》是侯马2015年11月在《诗潮》上发表的一首新诗。《致未来》以口语化的方式在诗中款款叙述中国故事,讲述一个家长送孩子进寄宿学校读书的平凡故事,诗歌全文如下:
  我把孩子/送进了寄宿学校/久久徘徊在童话般的宿舍楼前/心中一千个不放心/一万个恋恋不舍/孩子表面服从/心里是他还不会表达的无奈/临走前一次又一次拥抱/他站在床上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子/说:/我就是不知道在学校该干什么?/我眼泪差点掉下来/脱口说/孩子,记住/如果你想上厕所/就一定要去上厕所
  下面以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式,对这个看似简单的诗歌文本依次进行剖析。
  我把孩子/送进了寄宿学校/久久徘徊在童话般的宿舍楼前/心中一千个不放心/一万个恋恋不舍
  这部分,交代了诗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发生地点。诗歌以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进行,“我”和“孩子”是诗中仅有的两个人物。故事发生地点是寄宿学校—— 一个文化生活全封闭的管理学校。首先可以判断诗中的“我”是孩子的家长,至于是父亲还是母亲,诗中未做详尽交代,再者可判断孩子年龄尚幼。第一句中“把”这个动词交代了二人的状态,“把”即掌握、控制之意,“我”处于主动状态,而“孩子”是被动状态。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在孩子的事情上,占据着说一不二的位置。同样,“把”字透露了孩子进寄宿学校的意愿非主动,“我”掌握着决定权。“送”与“进”两个动词传达的是一个过程与结果,“送”这个动词包含了一个中国式家长的感情与责任。龙应台在《目送》中亦阐述过母亲送儿子的故事,只不过在诗中“我”对孩子的“送”不仅仅止于目送。寄宿学校是“我”送孩子的目的地,“进”入寄宿学校亦如掉入深井,孩子将在脱离父母呵护的封闭环境中学习生活,但是对于孩子进寄宿学校,“我”并非百分百舍得与放心,于是接下来是“我”情绪泄闸的开始。“久久徘徊”奠定了“我”的感情基调,感情在徘徊中酝酿。“童话般的宿舍楼”给读者提示了两条信息:第一,学校的环境设施很好;第二,孩子寄宿的是小学,因为小学的学校环境是较中学斑斓多彩的,更适合童话一说。据此及整个故事逻辑可以判定孩子即将就读一年级,年龄七岁左右,这样的年龄判断也解释了后面“我”“不放心”“不舍”的原因。“久久徘徊在童话般的宿舍楼前”,这句画面感很强,使人产生很多联想,也使人更倾向于将“我”定位为一位父亲。母亲在这样的送别中会倾向于对孩子做更多叮嘱,而沉默与深思则是父亲的表达方式,如山的父爱一说大抵因为此。“心中”一词说明“我”并未在孩子面前流露感情,更未说出口,这一方面是中国式感情的不显山露水,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我”将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的决心,纵有万般不舍也不能让孩子看到“我”的动摇。“一千个”“一万个”是诗人的夸张表达,一方面说明“不舍”大于“不放心”,另一方面也显示“我”感情的浓烈程度,但这样浓烈的感情却未向孩子袒露,也体现了“我”感情的压抑程度。前面诗人一直在叙述主体人之一 ——“我”的感情,接下来他更详细地叙述了另一主体人——“孩子”的心情。
  孩子表面服从/心里是他还不会表达的无奈/临走前一次又一次拥抱/他站在床上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子/说:/我就是不知道在学校该干什么?
  “表面服从”表示孩子未做反抗,但亦说明内心正处于不想服从却不得不服从的矛盾挣扎状态。对“无奈”的“还不会表达”再次印证了孩子年龄小的事实,第二句中的“他”透露孩子是一个男孩。“临走前”一般是所有送别中感情达到高潮的阶段,此时的“我”与儿子亦是。“一次又一次拥抱”再次照应了“我”的“一万个恋恋不舍”。“拥抱”也显示了儿子与“我”感情亲密,因此“临走前”更难割舍。“站在床上”才能搂着“我”交代了儿子和“我”的大致身高差。之前是“我”送孩子进寄宿学校读书,把儿子的事情准备妥当后,“我”与儿子将面对在这场送别中身份的互换,即“我”要从学校离开儿子。从被离开对象变为离开对象,这样的身份陡转是这场送别中的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身份转换,在第一场送别完成后第二场送别也随即而来。孩子被动地送来寄宿学校,“我”也要被动地离开儿子,两场被动的送别将感情推至极点。“两只小手搂着我”是孩子以肢体语言代替不会表达的言语,此时孩子的感情被推到极点,以至于这种表达方式已经难以支撑一个七岁孩子的无奈。于是感情爆发的表现是从之前的“还不会表达”,变为将所有的感情与思想凝聚成一句仅会表达的话——“我就是不知道在学校该干什么?”这句话传达的不仅仅是一个七岁孩子的天真,更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大反抗。“就是”一词后面一般接十分确定的对象,“该”是应当之意,所以其对立面是“不该”,所以孩子在此时最大的确定来自于“不知道在学校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的不安与茫然。对未来的“不知”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困惑与恐惧,在“知”与“不知”之间,被推到未知的路上。   我眼泪差点掉下来/脱口说/孩子,记住/如果你想上厕所/就一定要去上厕所
  此时的“我”面对儿子这样一句简单却触及心坎的话,感情压抑到了极点,于是“我”的潜意识在此时占了理智的上风,所有的感情不假思索地暴露了——“我眼泪差点掉出来”。人会在两种感情达到极点时流眼泪,即喜与悲。毋庸置疑,“我”此时是伤心的,但“差点”揭示出我依然在极力压抑感情,最后“我”抑制住眼泪,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但心里的过度防守造成了嘴上的失守,对眼泪的抑制造成了“我”嘴上的疏忽,潜意识占了上风,于是话“脱口”而出。话脱口而出时,意识处于短暂失控状态,所以脱口而出的话一般是最真实的话。“记住”展示了“我”此时的严肃与认真,要记的话不仅要记还一定要牢记于心。到底是怎样的一句叮咛会让“我”如此情不自禁,读者在此刻的阅读期待被悬至最高。
  “如果你想上厕所/就一定要去上厕所”,似乎有点让人大跌眼镜。但这是全诗中最具侯马风格的诗句,侯马在近期诗歌中的风格亦如此。“其实最大的秘密/始终是你/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前面”,这是诗歌《酷评》的结尾。这首诗前面叙述的是诗人徐江告诉侯马一个杀手在安检员面前取下眼镜片杀死安检员的故事,之后侯马将这种方法用在写诗上。“哪怕消失了他纯粹的肉体/仍会留下那固执的自我”,这是诗歌《老蔫的自我》最后两句。这首诗叙述的是一个浑人老蔫,在上高中时打了一个人之后自己竟哭起来,原因是那个被打者在老蔫上幼儿园时打过老蔫。正如以上两首诗,侯马习惯于在诗的前部分款款叙述故事,在诗尾向读者展现诗眼。侯马早期是个追求“玄之又玄”“向上仰望”的“纯诗写作”者,虽然上述两首诗歌是侯马在“向下挖掘,从记忆、内心、人性深处,从矛盾冲突的社会生活中挖”{2}这条探索道路上的实验之作,但诗眼依然有他所谓的“玄”痕迹。但在诗歌《致未来》中,侯马对近期所追求的口语叙述创作似乎已驾轻就熟,诗眼亦代之以口语化语言。“如果”是一个假设性的词,这说明后面所接是“我”即将预测的事件,这也是“我”对孩子疑惑的解答,或者说是对“该干什么”所提的策略。“上厕所”是常说的“三急”之一的内急,属于马斯洛需求理论中人的最低层次需求——生理需求。这句话虽极其生活化,却又极具深意。理解的关键在于“如果你想”“就一定要去”。“你想”代表的是孩子心中迫切要完成的一件事,“我”将这件事预设成了“上厕所”。因为在这个孩子的心中,若对他作过多假设,他可能达不到“一定记住”的要求,因为如今“还不会表达”的孩子亦有很多事情是难以理解的。而上厕所可能是这个孩子日常生活中最常发生却又不同于吃饭睡觉的事。吃饭睡觉的事无论在寄宿学校还是家中,都属人的生理需求,但每个人每天内急发生的时间地点都不同,在孩子上课、吃饭、睡觉时都可能出现,难以预料但又必须完成,所以这也是诗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想吃饭”或是“如果你想睡觉”,而以“上厕所”代之的原因。于是孩子在此时得到了对于何时该上厕所的答案,这是“我”告诉孩子的“该”。但是这首以“家长嘱托孩子在校何时该上厕所”的俗事而结尾的诗,似乎有点文不对题。
  最近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掀起了一场“致所有”热潮,“致青春”是对青春的一场祭奠,简单的一个“致”蕴含的是对所致对象的万千思绪。诗人侯马以《致未来》为题,初读此诗题,会将此诗定位为泰戈尔式的哲理诗,抑或是以为诗人要回归到前期“玄而又玄”的老路上去,但诗的内容却和诗题给人的感觉大相径庭。诗中所写是一个生活化场景,即一件送孩子上学的小事,中国的父母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似乎与未来无关。但这里的“致未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即致何人。中国人常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在这里所指的未来亦指孩子,“致未来”即“致孩子”。第二层含义,即以何致。“未来”是指诗中孩子面临的未知。诗人选择将孩子可能会遇到的内急作为“我”离别前的嘱托。但这里的“上厕所”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上厕所”,它代表的应是孩子“想做”之事。寄宿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按照学校的规矩行事,长此以往,可能会使孩子丧失自我,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无论孩子“想做”之事是什么,“我”都希望面对本心需求,孩子不要被异化,要心口一致而非口不对心,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和质朴情怀。另外侯马是一位主张生活入诗的诗人,他诗中出现的人物经常就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和事。因为他尊重生命,热衷于“确立每个个体的生存感”和身份的认同,他认为“文学不得不称为人学,不得不成为对人性的捍卫,个人的创造因此具有了宗教的意义,诚所谓‘自证身份’”{3}。基于这样的认同,侯马在诗中从来都对“身份”的确认保持清醒。但在《致未来》中侯马并未循往常诗歌的叙述方式,给每个人物十分清晰明确的定位,有名有姓。“我”和“孩子”不仅无名无姓,但这却是侯马苦心经营的地方,诗人故意模糊两个主体人的身份,意在超越诗中的“我”与“孩子”。这里的“我”代表的是天下父母包括诗人自己,“孩子”亦是所有孩子。
  中国式教育导致孩子自小就接受着“规矩”教育,以“请不要”开头的街头标语是孩子自出生就耳濡目染的社会教育,造成孩子在“该”与“不该”之间面临选择困境。考试成为孩子唯一确定的“该”,却也是最能预测的状况,于是孩子们丧失了决断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和个性的缺失是普遍的问题。以全封闭和军事化管理著称的寄宿学校更是重灾区,统一化的管理模式教育出千篇一律的孩子,孩子们渐渐丧失个人需求,不知心中所想与未来所需,被人安排的命运导致他们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丧失。基于此背景,侯马的《致未来》围绕一件典型的中国生活小事展开叙述,给中国家庭和学校教育当头一棒。
  {1} 侯马:《精神病院的花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2} 侯马:《他手记(增编版)》,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
  {3} 侯马:《大地的脚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作 者:汪亚琴,湖北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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