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塔什干一处小酒馆写下这些文字。外面，雪片敲打着街道。入冬以来的第一道寒流正席卷乌兹别克斯坦，它淹没了城市的喧嚣，抹去了人们的低语，世界像被装上了消音器，顿时安静下来。
　　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出门踏上铺满落叶的便道，一副习以为常的神色。铅色的天空似乎在告诉我，这场雪或许会持续很久。我环顾左右，希望找到一张英文报纸，看看上面的预测，但是小酒馆里根本没有英文报纸。我这才意识到，塔什干并非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那些深居简出的政治家，好像还未曾走出20年前苏联解体的震惊，他们希望拥抱新的世界，却仍在犹豫不前。某种程度上，塔什干更像是被遗落在了历史的河床上。那些阴郁的俄式建筑和宽阔的林荫道，都让人想到苏联，甚至想到90年代的北京。
　　暮色中，我看到拉达、伏尔加汽车从小酒馆前驶过，满天的乌鸦在雪花中翻滚。我感到自己回到了童年。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在傍晚回家的路上，看到的就是如今的景象。
　　我总是感到，旅行最妙之处并非感叹于景色的瑰丽，或是震惊于文化的不同，那种粗犷的感官刺激，其实并未深入内心。如果我们不能在旅行中找到自己，找到与自己切实相关的片段，那么一旦我们回到日常，旅行的意义便仅止于饭桌上的谈资。
　　在文学中，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随着地理上的位移，往事重现，如一帧帧鲜活的旧照片。或者说，美妙的旅行就如同梦境，既无比真实，却又不可避免地发现细节上的变形。
　　在土耳其语中，塔什干意为“石头城”。它的前身可能是“千棵杏树”部落的定居点。它经历了阿拉伯人的统治，成为东西商路的交汇之处，然后它迎来了成吉思汗的大军和帖木儿的铁蹄。再接下来是沙皇和苏联，是1966年的一场大地震。
　　如今的塔什干是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重建起来的，正因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苏联特色。市中心是总统官邸，很少听到反对意见的参议院坐落在独立广场旁边一座白色大楼里。而在帖木儿广场中央，曾经矗立的马克思的半身像已被马背上的帖木儿雕像取代。当地人说，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匹种马的生殖器不见了，是谁偷走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自古以来，塔什干就是中亚地区的中心城市。但是你只有在大街小巷中徜徉，才能发现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格鲁格在《草原帝国》里，把中亚比作人类历史的熔炉，它不仅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更是文化、种族、语言的大杂烩。在乌兹别克斯坦酒店门口，我碰到用俄语招揽生意的出租车司机。旁边，一个戴着皮帽的鞑靼人正隐入地铁站的入口。在圆顶集市为中心的老城区，穿着斗篷的老妇人推着一车坚果蹒跚而行，而转一个弯，一群人正围拢着热气腾腾的大锅吃抓饭。
　　在饮食上，乌兹别克以抓饭、馕、烤肉为主。实际上，85%的乌兹别克人都是穆斯林。然而，在城市建筑上，在不时走过的金发美女身上，在小酒馆和超市里贩卖的伏特加上，你又难以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正是这种混搭，制造出了空间和活力。旅行指南上说，塔什干是贝鲁特以东的伊斯兰世界里最为活跃的。
　　我走出小酒馆，看到雪仍然迎着路灯斜斜地飘落。它落在伊斯兰经学院的穹顶上，落在大街小巷上，落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它们翻腾旋转的姿态，像一张密密的白网，像弥漫在整个城市上空的呼愁。一个醉汉摇晃着从我身边走过，一个高挑的金发女郎打上一辆出租车，街对面一家迪斯科舞厅正闪动着霓虹灯，一群穿着热裤的长腿女孩鱼贯而入。
　　塔什干迎来了它最迷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