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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清学史经典著述之一，该书的写作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将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引入《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背景之中，揭示梁启超写作此书的缘由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呼应与引导，以此结论，该书不仅是论列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史著述，更是一部反映五四思潮的思想史著述。探寻梁启超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专著的缘由，应不失为我们解读该书隐于学术背后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关键词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胡适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8－0014－05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清学史著作，“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原，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和12月出版的《改造》杂志三卷三、四、五期。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清代学术概论》作为今天研究清代学术的入门之作。实由梁启超所写的一篇序言而起，时为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梁启超在此书中为人们勾勒的清学史画卷，成为后人探讨的主题，而他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专著的当下环境，则长久以来被人们忽略在视野之外，由此，梁启超写一篇序言何以下笔不能自休?半月之余的一挥而就何以成就了近百年经久不衰的学术经典?离开五四新文化的语境，以上疑问将无从解读。本文拟将走近梁启超创作此书的当下环境，考释五四语境下《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缘由及其与五四新文化遥相呼应的关系。
一、蒋方震索序
1920年，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尽管已告别政坛，但忙碌依旧，“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1920年10月正是梁启超发起的讲学社开张之际，所迎请的第一位外国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已在来华途中，梁启超却仍在天津的家中按兵不动，为何?“本拟南下迎罗素，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颇得意，今方得半，一出游又恐中辍，决作罢矣”。1920年10月4日在给张东荪信中提到的《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即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气呵成的《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所以在百忙中就座于书案前提笔是应蒋方震所请，“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众所周知，梁启超晚年诸多在计划内的写作均未完成，倒是这部无心插柳之作一挥而就，广为流传，成为标志他晚年学术思想转向的重要著作，这要感谢蒋方震。蒋方震，字百里，“曾向梁启超问学，终生对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辛亥革命后成为梁启超研究系的重要骨干，这时正接手主持《改造》杂志。蒋也是梁启超欧游七人考察团成员之一。在一战的废墟面前，同行七人，各有所思，各有所得。梁启超的所思所得此时已辑录为《欧游心影录》，于是年3月至6月同时连载于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在同年6和7月间方成一半，还曾就搜集资料一事求助于梁启超，所以书成后向老师兼同道，更是同游欧洲的梁启超征序，于梁启超既是情理之中，也是义不容辞。“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而复征序于震”，于蒋方震却是意料之外了。
二、“胡适语我”
另一位与《清代学术概论》写作缘起有关，尽管鼎鼎大名，但在提起《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契机时，在后人眼中反倒不如蒋方震来的鲜明与直接，他便是胡适。在单行本自序中，梁启超开篇即云：“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如果说其二的蒋方震索序是促使梁启超提笔的直接原因，那么其一的“胡适语我”怕才是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的潜在动力。胡适具体于何时何地“语我”，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没有提及，但梁启超在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于《改造》杂志的文章中，开篇第一句便写到：“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适之日‘晚清‘今文学运动’……”由此可见，在《清代学术概论》写作前夕，胡梁二人的交往颇为密切，而这一段密切的交往，据胡适日记所载，恰恰开始于梁启超欧游归来的1921年3月。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1918年11月23日作为梁胡初晤的时间，根据来自《梁启超年谱》1918年11月的记载：“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识胡适之。”下面附有两封写给梁启超的信。其一是徐振飞所写的引见信：“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介绍。”其二是胡适的求见信：“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资料，唯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激。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但23日这一天，梁启超放弃了与胡适的见面之约，而应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的电请，入京商讨巴黎和会事宜，故二人在这一天并未谋面。这两封信尽管给后人造成梁胡初晤的时间上的误解，但还是清楚地向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第一，1917年因倡导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已在梁启超的注意之中，并愿与之就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切磋；第二，胡适的求见信语气谦恭谨慎。排除礼节客套之解，求见信本身即揭示了胡适在即将面对梁启超之时自居晚辈后学的心态。据此两封信将梁胡的初晤时间由实际上的1920年3月21日误为1918年11月23日，中间横亘的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不容小觑，因为这期间，无论是现代中国的思想界还是梁胡本身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纠正这一时间上的误差，对于理解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与速成是必要且关键的。
1918年11月至1920年3月，梁启超一行欧游，去国一载有余。这期间，以北大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以胡适为首的一班新文化人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大有席卷天下之势。胡适不仅在通俗文化领域，以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领军人物。在 上层学术领域也创获良多，因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被蔡元培赞为当时中国既“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又于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的少数人之一。1920年3月21日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在林长民家见到的胡适与1918年11月叩门问学的胡适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后，呈现在梁启超面前的胡适著述不再是需要他奖掖提携的后学之作，而成为让梁启超跃跃欲试，与之“上下其议论”的目标。1920年10月18日，《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仅四天，梁启超即给胡适一封信：“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拟]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很明显，在写作时，梁启超已将胡适作为第一个读者，而胡适也得以在第一时间阅读此文。“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梁启超之所以如是说，并非客套，其时胡适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正在《北京大学月刊》连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不消说，胡适风靡一时的《尝试集》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引起梁启超浓厚的兴趣。
对于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胡适，该做怎样的评价?梁启超自有说法：“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对胡适的这则短评赫然出现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章，梁启超对清学四期总括的段落中，对这寥寥25个字，梁启超可谓是字斟句酌。参看于《改造》杂志中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刊出的文字，我们发现了梁对胡略有不同的评价：“绩溪诸胡有胡适者，颇能守清儒治学方法，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比较两段文字可知，梁对胡的评价从极为推重到略显平实。但在“颇能……俨然……硕果”之前，仍有一段未公诸于世的评价文字，左舜生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在梁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有一处涉及胡者，则异常简略。先是梁著在印单行本以前，曾以其初稿在当时中华书局所印行之《改造》杂志发表。时予在中华任编辑，兼理杂志事项。一日，任公忽自天津以快函抵予，予颇以为怪，盍予于任公仅有一面之雅，平日虽素敬其人，但从未以一书致候，在谊固不应由任公先施也。及拆阅，则亲笔竟两纸，首对上海一度晤面表示拳拳，次乃托予将其所写《清代学术概论》中之一段有关胡先生者如另文代为改正……较其最初之原稿，已省略十余字。”
那省略的十余字，我们已无从猜测，但对胡适的这则短评，梁启超如此慎之又慎，可作两解：一则可见胡适在梁启超心中的分量；二则大概源于梁启超自知，他的文字不是写给后人看的，而是写给时人看的。此中透露出梁胡二人的交往，在1920年代的思想界，会引起充满象征意味的解读。从1920年10月梁启超动笔写作《清代学术概论》至同年11月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在《改造》刊出，再至1921年2月以《清代学术概论》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此间正是新文化阵营内部出现分化，尤其是两位领军人物陈独秀与胡适间的分歧，处于彰而未显、内部调整的微妙复杂阶段，新青年同人对胡适与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过从甚密进行指责，他们据以指责的证据之一，恰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由此亦可反证胡适对于梁启超写作该书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可就是这让梁启超字斟句酌的短评还是出现了差错：胡适祖籍绩溪，但并非“诸胡”之后。四十年之后，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第一次予以澄清：“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晕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很明显，梁启超对胡适家学渊源的判断，既来自蔡元培的序，也来自胡适在考据学领域的一显身手。胡适在当年对蔡梁二人于自己家学上的误断保持沉默，大概缘于旧派人物对他“以白话文藏拙”的讥讽，得蔡梁二人的肯定，则可以跻身旧学正统，为新思潮开拓新领域。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许胡适的“旧”，由此我们却可以看到《清代学术概论》的“新”。
从序言开篇的“胡适语我”到脱稿之后的书信索评，加以书中对胡适矜慎持重的短评，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中，胡适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外在影响。钱穆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译》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辩新诂》的刺激下而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亦然。只不过在先秦学术方面二人意见相左之处甚多，对于这部《清代学术概论》，却有着难得的默契。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成为《清代学术概论》速成的催化剂，而《清代学术概论》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也成全了该书在五四时期的畅销与流传。
三、五四语境中的解读
在第一时间读到《清代学术概论》原稿，并将自己的读后感形诸文字以面世的是蒋方震，他写的便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序言，成为该书的一部分，作于1921年正月初二日，单行本出版之前。以蒋方震与梁启超及这本书的密切关系而言，梁启超在写作时的心思与想法，蒋不但清楚，而且会引起共鸣。所以，序言里没有一般文人为他人写序的客套与吹捧，蒋方震只是将自己心中的数种疑问和盘托出，最大的问号划在“科学”上面：“虽然，物质之进步，迟迟至今日，虽当世士大夫大声以提倡科学，而迄今仍未有成者，何也?”“耶稣会携其科学东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缀，仅余天算，以维残垒?”“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关于“科学”的答案在哪里是不言自明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对当时歆动全国人心的新文化运动并无明确系统的论述，即便提到胡适，也只是将其作为清代考据学的殿军，梁启超真的超然物外了吗?蒋序的最后一段话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实用之意味。而一方则玄谈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
作为学生，蒋方震这篇序言可谓知人之论，他的满纸疑问，道出的正是梁启超写作背后的焦虑。没有益惑人心的宣传，没有“论著求为百世师”的预测，蒋方震的序言为后世的读者还原了一个解读《清代学术概论》的最佳语境：离开五四新文化的喧嚣，梁启超书中诸多的良苦用心，将无处安放。
第二个评论要看胡适。梁启超之所以急着要 胡适为自己的这本书写评，最主要的还在于他想了解新文化阵营里的人如何看待他这部旧貌换新颜的作品。胡适最终没有动笔写给梁启超看，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正如1920年11月29日梁启超为《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写的第二自序所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与这段话相印证的是1921年5月2日胡适的日记：“车中读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词；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其时，胡适正坐在由天津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手中拿的是1921年2月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两相对照可知，《清代学术概论》至少修改两次，或删或增或改，胡适的意见梁启超几乎悉数采纳。“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胡适对《清代学术概论》仅有的评价。以当时胡适与《清代学术概论》及梁启超的相关度而言，对这两句话多做些文章，也未必是徒劳。“此书”所以“甚好”，原因大概在于梁启超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归纳总结为科学的方法，与胡适的论调一拍即合。“今日只有他”可作两解：其一，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梁启超不是本世纪研究清学史的第一人，却是‘五四运动’后重新讨论清学史的第一人。”清末最后的几年，研究清学史的重镇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和刘师培。梁启超的诸多观点受到章刘的影响已由周予同等学者指出。1920年刘师培已去世，章太炎在新派人物胡适的眼中已经“半僵”。相对于此二人而言，梁启超充满“科学”与“解放”字眼的清学史论述在“五四”时期大受欢迎，而章刘以反满革命为现实关怀的清学史著述在大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时期早已被人们忽略和遗忘了。其二，相对于同样热衷于清代考据学的胡适而言，梁启超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可以构成对清代学术进行原创性解释的话语优势权，这是胡适永远无法具备的。“今日亦只有他”也提示了我们，“他日当作一评”只能是遥遥无期，而最终未果了。还有“聪明”一词。用这样一个充满机变灵活意味的词来形容一部学术著述。细细想来，耐人寻味。六十年后，朱维铮先生评价此书是“一部天才的论述，越是离著作情景更远的读者，越易将它看作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这与胡适的“聪明”一语可遥相呼应，互为解释。
因时代的因缘际会及梁启超的“聪明”，《清代学术概论》今日已然成为我们了解清代学术的入门之作。而在当年的梁启超那里，“思想”和“学术”是可以互为替代的，所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可以一变而为《清代学术概论》，这至少证明，在当年的写作中，梁启超对于该书的自我定位是不脱离思想层面的，则探寻其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专著的缘由，应不失为我们解读该书隐于学术背后之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关键词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胡适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8－0014－05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清学史著作，“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原，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和12月出版的《改造》杂志三卷三、四、五期。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清代学术概论》作为今天研究清代学术的入门之作。实由梁启超所写的一篇序言而起，时为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梁启超在此书中为人们勾勒的清学史画卷，成为后人探讨的主题，而他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专著的当下环境，则长久以来被人们忽略在视野之外，由此，梁启超写一篇序言何以下笔不能自休?半月之余的一挥而就何以成就了近百年经久不衰的学术经典?离开五四新文化的语境，以上疑问将无从解读。本文拟将走近梁启超创作此书的当下环境，考释五四语境下《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缘由及其与五四新文化遥相呼应的关系。
一、蒋方震索序
1920年，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尽管已告别政坛，但忙碌依旧，“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1920年10月正是梁启超发起的讲学社开张之际，所迎请的第一位外国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已在来华途中，梁启超却仍在天津的家中按兵不动，为何?“本拟南下迎罗素，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颇得意，今方得半，一出游又恐中辍，决作罢矣”。1920年10月4日在给张东荪信中提到的《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即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气呵成的《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所以在百忙中就座于书案前提笔是应蒋方震所请，“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众所周知，梁启超晚年诸多在计划内的写作均未完成，倒是这部无心插柳之作一挥而就，广为流传，成为标志他晚年学术思想转向的重要著作，这要感谢蒋方震。蒋方震，字百里，“曾向梁启超问学，终生对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辛亥革命后成为梁启超研究系的重要骨干，这时正接手主持《改造》杂志。蒋也是梁启超欧游七人考察团成员之一。在一战的废墟面前，同行七人，各有所思，各有所得。梁启超的所思所得此时已辑录为《欧游心影录》，于是年3月至6月同时连载于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在同年6和7月间方成一半，还曾就搜集资料一事求助于梁启超，所以书成后向老师兼同道，更是同游欧洲的梁启超征序，于梁启超既是情理之中，也是义不容辞。“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而复征序于震”，于蒋方震却是意料之外了。
二、“胡适语我”
另一位与《清代学术概论》写作缘起有关，尽管鼎鼎大名，但在提起《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契机时，在后人眼中反倒不如蒋方震来的鲜明与直接，他便是胡适。在单行本自序中，梁启超开篇即云：“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如果说其二的蒋方震索序是促使梁启超提笔的直接原因，那么其一的“胡适语我”怕才是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的潜在动力。胡适具体于何时何地“语我”，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没有提及，但梁启超在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于《改造》杂志的文章中，开篇第一句便写到：“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适之日‘晚清‘今文学运动’……”由此可见，在《清代学术概论》写作前夕，胡梁二人的交往颇为密切，而这一段密切的交往，据胡适日记所载，恰恰开始于梁启超欧游归来的1921年3月。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1918年11月23日作为梁胡初晤的时间，根据来自《梁启超年谱》1918年11月的记载：“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识胡适之。”下面附有两封写给梁启超的信。其一是徐振飞所写的引见信：“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介绍。”其二是胡适的求见信：“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资料，唯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激。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但23日这一天，梁启超放弃了与胡适的见面之约，而应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的电请，入京商讨巴黎和会事宜，故二人在这一天并未谋面。这两封信尽管给后人造成梁胡初晤的时间上的误解，但还是清楚地向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第一，1917年因倡导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已在梁启超的注意之中，并愿与之就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切磋；第二，胡适的求见信语气谦恭谨慎。排除礼节客套之解，求见信本身即揭示了胡适在即将面对梁启超之时自居晚辈后学的心态。据此两封信将梁胡的初晤时间由实际上的1920年3月21日误为1918年11月23日，中间横亘的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不容小觑，因为这期间，无论是现代中国的思想界还是梁胡本身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纠正这一时间上的误差，对于理解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与速成是必要且关键的。
1918年11月至1920年3月，梁启超一行欧游，去国一载有余。这期间，以北大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以胡适为首的一班新文化人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大有席卷天下之势。胡适不仅在通俗文化领域，以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领军人物。在 上层学术领域也创获良多，因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被蔡元培赞为当时中国既“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又于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的少数人之一。1920年3月21日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在林长民家见到的胡适与1918年11月叩门问学的胡适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后，呈现在梁启超面前的胡适著述不再是需要他奖掖提携的后学之作，而成为让梁启超跃跃欲试，与之“上下其议论”的目标。1920年10月18日，《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仅四天，梁启超即给胡适一封信：“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拟]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很明显，在写作时，梁启超已将胡适作为第一个读者，而胡适也得以在第一时间阅读此文。“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梁启超之所以如是说，并非客套，其时胡适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正在《北京大学月刊》连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不消说，胡适风靡一时的《尝试集》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引起梁启超浓厚的兴趣。
对于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胡适，该做怎样的评价?梁启超自有说法：“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对胡适的这则短评赫然出现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章，梁启超对清学四期总括的段落中，对这寥寥25个字，梁启超可谓是字斟句酌。参看于《改造》杂志中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刊出的文字，我们发现了梁对胡略有不同的评价：“绩溪诸胡有胡适者，颇能守清儒治学方法，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比较两段文字可知，梁对胡的评价从极为推重到略显平实。但在“颇能……俨然……硕果”之前，仍有一段未公诸于世的评价文字，左舜生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在梁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有一处涉及胡者，则异常简略。先是梁著在印单行本以前，曾以其初稿在当时中华书局所印行之《改造》杂志发表。时予在中华任编辑，兼理杂志事项。一日，任公忽自天津以快函抵予，予颇以为怪，盍予于任公仅有一面之雅，平日虽素敬其人，但从未以一书致候，在谊固不应由任公先施也。及拆阅，则亲笔竟两纸，首对上海一度晤面表示拳拳，次乃托予将其所写《清代学术概论》中之一段有关胡先生者如另文代为改正……较其最初之原稿，已省略十余字。”
那省略的十余字，我们已无从猜测，但对胡适的这则短评，梁启超如此慎之又慎，可作两解：一则可见胡适在梁启超心中的分量；二则大概源于梁启超自知，他的文字不是写给后人看的，而是写给时人看的。此中透露出梁胡二人的交往，在1920年代的思想界，会引起充满象征意味的解读。从1920年10月梁启超动笔写作《清代学术概论》至同年11月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在《改造》刊出，再至1921年2月以《清代学术概论》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此间正是新文化阵营内部出现分化，尤其是两位领军人物陈独秀与胡适间的分歧，处于彰而未显、内部调整的微妙复杂阶段，新青年同人对胡适与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过从甚密进行指责，他们据以指责的证据之一，恰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由此亦可反证胡适对于梁启超写作该书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可就是这让梁启超字斟句酌的短评还是出现了差错：胡适祖籍绩溪，但并非“诸胡”之后。四十年之后，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第一次予以澄清：“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晕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很明显，梁启超对胡适家学渊源的判断，既来自蔡元培的序，也来自胡适在考据学领域的一显身手。胡适在当年对蔡梁二人于自己家学上的误断保持沉默，大概缘于旧派人物对他“以白话文藏拙”的讥讽，得蔡梁二人的肯定，则可以跻身旧学正统，为新思潮开拓新领域。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许胡适的“旧”，由此我们却可以看到《清代学术概论》的“新”。
从序言开篇的“胡适语我”到脱稿之后的书信索评，加以书中对胡适矜慎持重的短评，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中，胡适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外在影响。钱穆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译》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辩新诂》的刺激下而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亦然。只不过在先秦学术方面二人意见相左之处甚多，对于这部《清代学术概论》，却有着难得的默契。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成为《清代学术概论》速成的催化剂，而《清代学术概论》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也成全了该书在五四时期的畅销与流传。
三、五四语境中的解读
在第一时间读到《清代学术概论》原稿，并将自己的读后感形诸文字以面世的是蒋方震，他写的便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序言，成为该书的一部分，作于1921年正月初二日，单行本出版之前。以蒋方震与梁启超及这本书的密切关系而言，梁启超在写作时的心思与想法，蒋不但清楚，而且会引起共鸣。所以，序言里没有一般文人为他人写序的客套与吹捧，蒋方震只是将自己心中的数种疑问和盘托出，最大的问号划在“科学”上面：“虽然，物质之进步，迟迟至今日，虽当世士大夫大声以提倡科学，而迄今仍未有成者，何也?”“耶稣会携其科学东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缀，仅余天算，以维残垒?”“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关于“科学”的答案在哪里是不言自明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对当时歆动全国人心的新文化运动并无明确系统的论述，即便提到胡适，也只是将其作为清代考据学的殿军，梁启超真的超然物外了吗?蒋序的最后一段话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实用之意味。而一方则玄谈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
作为学生，蒋方震这篇序言可谓知人之论，他的满纸疑问，道出的正是梁启超写作背后的焦虑。没有益惑人心的宣传，没有“论著求为百世师”的预测，蒋方震的序言为后世的读者还原了一个解读《清代学术概论》的最佳语境：离开五四新文化的喧嚣，梁启超书中诸多的良苦用心，将无处安放。
第二个评论要看胡适。梁启超之所以急着要 胡适为自己的这本书写评，最主要的还在于他想了解新文化阵营里的人如何看待他这部旧貌换新颜的作品。胡适最终没有动笔写给梁启超看，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正如1920年11月29日梁启超为《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写的第二自序所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与这段话相印证的是1921年5月2日胡适的日记：“车中读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词；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其时，胡适正坐在由天津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手中拿的是1921年2月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两相对照可知，《清代学术概论》至少修改两次，或删或增或改，胡适的意见梁启超几乎悉数采纳。“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胡适对《清代学术概论》仅有的评价。以当时胡适与《清代学术概论》及梁启超的相关度而言，对这两句话多做些文章，也未必是徒劳。“此书”所以“甚好”，原因大概在于梁启超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归纳总结为科学的方法，与胡适的论调一拍即合。“今日只有他”可作两解：其一，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梁启超不是本世纪研究清学史的第一人，却是‘五四运动’后重新讨论清学史的第一人。”清末最后的几年，研究清学史的重镇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和刘师培。梁启超的诸多观点受到章刘的影响已由周予同等学者指出。1920年刘师培已去世，章太炎在新派人物胡适的眼中已经“半僵”。相对于此二人而言，梁启超充满“科学”与“解放”字眼的清学史论述在“五四”时期大受欢迎，而章刘以反满革命为现实关怀的清学史著述在大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时期早已被人们忽略和遗忘了。其二，相对于同样热衷于清代考据学的胡适而言，梁启超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可以构成对清代学术进行原创性解释的话语优势权，这是胡适永远无法具备的。“今日亦只有他”也提示了我们，“他日当作一评”只能是遥遥无期，而最终未果了。还有“聪明”一词。用这样一个充满机变灵活意味的词来形容一部学术著述。细细想来，耐人寻味。六十年后，朱维铮先生评价此书是“一部天才的论述，越是离著作情景更远的读者，越易将它看作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这与胡适的“聪明”一语可遥相呼应，互为解释。
因时代的因缘际会及梁启超的“聪明”，《清代学术概论》今日已然成为我们了解清代学术的入门之作。而在当年的梁启超那里，“思想”和“学术”是可以互为替代的，所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可以一变而为《清代学术概论》，这至少证明，在当年的写作中，梁启超对于该书的自我定位是不脱离思想层面的，则探寻其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专著的缘由，应不失为我们解读该书隐于学术背后之思想的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