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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对“李万铭”这个名字感到非常陌生了；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全国最大的政治诈骗犯、中国的“钦差大臣”李万铭绝对是人尽皆知的。
1955年7月27日，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详细介绍了李万铭的行骗过程。不久，罗瑞卿还向一些艺术家提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随即亲自前往采访李万铭，以其案件为原型，于翌年初创作了5幕话剧《西望长安》。话剧公演后，李万铭也就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高官厚禄都是骗来的
李万铭，别名李铭，陕西省安康县人，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他家曾开过粮栈、酒铺和山货店。为了赚钱，其父向酒里兑水，往山货中掺假，以次充好，却在柜台上挂起“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招牌。这种刁钻刻薄的奸商作风和弄虚作假的欺骗行径，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李万铭，使得他从小就学会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
在读小学时，他就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再大些，他利用其兄当邮差工作之便，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
而且他倒也有些歪才，比如书法不错，而且特别擅长字迹模仿，并会刻章；长得还不错，眉宇之间有时甚至还露出一股英气。
在他眼里，名利地位、高官厚禄，这一切都是骗来的。“不骗成不了大事”“冒大险才能享大福”成了他的信条。
1945年1月，李万铭在原籍安康兴安师范学习。随后，他加入了国民党。1948年，国民党军队大败后，他趁乱从东北窜逃到江苏。1949年5月，南京被我军解放。这时，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谎称是“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即“二野”）军政大学。同年10月结业后，李万铭声言要去西南工作团工作，骗得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尔后，他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几天后，他嫌职务低，又采用同样的手法，伪造印信，假称是“二野军大”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给予分配工作。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了这个没有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的伪党员、诈骗犯，把他送交当地人民法院，后被判处徒刑3年。
1951年，李万铭被提前假释。但是，他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名誉地位。为达到做官享福的目的，他又暗下决心，要采取各种欺诈手段，冒一次更大的风险。
1951年1月，李万铭在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紫东刻字铺，私刻“二野军大”组织部及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印章，伪造了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的介绍信、残废军人证明信、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及鉴定表等，当月到达西安，要求陕西省政府给他分配工作。那些漏洞百出的伪造信，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一个个人事组织部门，他不仅混进了安康专署，在民政科当上科员，而且成了一名组织上承认的“共产党员”，还骗得了“人民功臣”奖章和“革命残废军人”证书。
装扮成“战斗英雄”
对此李万铭并不满足，四个月后，他伪造了一份“二野军大”组织部的“军事调令”，让其速去中南局报道。在此期间，李万铭利用自带档案之便，趁机销毁部分档案，又装进所谓的“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营长，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等履历表和鉴定书，并带着骗得的西北局党员介绍信及伪造的“二野军大”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民政部的介绍信，于1952年2月抵达武汉。
李万铭此时已成了诈骗老手。到达武汉后，其用以惑众的头衔升了格，他不再冒充一般的革命军人，而是把自己装扮成“老红军”“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和“团参谋长”。这些漂亮的头衔果然帮了忙，他因此被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很快当上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秘书主任。他还有幸参加了中国农业考察团赴苏联参观。
1952年9月回国后，李万铭又故伎重演，伪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的来信，诡称：“已取得陈赓司令员的同意，调其赴朝任12军3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南农林部将其提升为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一位崇拜“英雄”的女共产党员——年轻漂亮的中南农林部干部但琦，也向他献出了纯真的爱情。
1954年秋，他又伪造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周士第的亲笔信及抄转志愿军12军军长给他的军急电报各一件，谎称：“令其担任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速飞兰州商谈军务。”他用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封封好，送呈中央林業部人事司转林业部领导同志。李万铭所玩的这套把戏，偏偏又一次滑过了有关领导同志的眼睛，他们不但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还热心地指示为他购好一张民用飞机票。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飞抵西安，继续施展他的欺诈伎俩。不过这次的李万铭没那么幸运，途经西安时，他在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等人的谈话中，破绽百出，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怀疑。经陕西省公安厅详细侦查后，确认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于是，报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在西安市人民大厦依法将其逮捕归案。而那位受骗的女党员但琦，也当即与之离婚，还把他俩所生的孩子也带走了。
李万铭诈骗案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其实他的骗术并不怎样高明、复杂，但短短几年，他先后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不但混进了我们的政府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一般的革命工作人员，而且在国家机关中窃据了重要职位。
正如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社论所指出的：一些负责的同志不但没有怀疑过他的历史，而且对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信任，甚至在有人正式检举了他之后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这便暴露了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人事组织工作制度许多明显的漏洞，以及许多人对英雄模范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
骗子有四个好结局
“落马”后，李万铭用了23年的时间重新做人。1978年李万铭获释后，在西安汽车制造厂就业。他获得新生之后，连添4件喜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李万铭在“文革”中被加刑10年属于错案，不仅得到平反，而且还领到了一笔“冤狱费” ——现金500元。
1982年，电视台播放了介绍李万铭新生的新闻后，被他的儿子知道，于是给《陕西日报》写信，不久他们父子终于相认。
1983年春节期间，李万铭经人介绍，同凤翔县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结了婚。
1984年4月，时年57岁的李万铭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招工年龄，本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但党和政府考虑到他表现比较突出，以特殊情况把他转为国家正式工人。
1955年7月27日，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详细介绍了李万铭的行骗过程。不久，罗瑞卿还向一些艺术家提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随即亲自前往采访李万铭，以其案件为原型，于翌年初创作了5幕话剧《西望长安》。话剧公演后，李万铭也就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高官厚禄都是骗来的
李万铭，别名李铭，陕西省安康县人，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他家曾开过粮栈、酒铺和山货店。为了赚钱，其父向酒里兑水，往山货中掺假，以次充好，却在柜台上挂起“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招牌。这种刁钻刻薄的奸商作风和弄虚作假的欺骗行径，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李万铭，使得他从小就学会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
在读小学时，他就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再大些，他利用其兄当邮差工作之便，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
而且他倒也有些歪才，比如书法不错，而且特别擅长字迹模仿，并会刻章；长得还不错，眉宇之间有时甚至还露出一股英气。
在他眼里，名利地位、高官厚禄，这一切都是骗来的。“不骗成不了大事”“冒大险才能享大福”成了他的信条。
1945年1月，李万铭在原籍安康兴安师范学习。随后，他加入了国民党。1948年，国民党军队大败后，他趁乱从东北窜逃到江苏。1949年5月，南京被我军解放。这时，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谎称是“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即“二野”）军政大学。同年10月结业后，李万铭声言要去西南工作团工作，骗得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尔后，他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几天后，他嫌职务低，又采用同样的手法，伪造印信，假称是“二野军大”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给予分配工作。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了这个没有转移党员关系介绍信的伪党员、诈骗犯，把他送交当地人民法院，后被判处徒刑3年。
1951年，李万铭被提前假释。但是，他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名誉地位。为达到做官享福的目的，他又暗下决心，要采取各种欺诈手段，冒一次更大的风险。
1951年1月，李万铭在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紫东刻字铺，私刻“二野军大”组织部及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印章，伪造了给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的介绍信、残废军人证明信、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及鉴定表等，当月到达西安，要求陕西省政府给他分配工作。那些漏洞百出的伪造信，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一个个人事组织部门，他不仅混进了安康专署，在民政科当上科员，而且成了一名组织上承认的“共产党员”，还骗得了“人民功臣”奖章和“革命残废军人”证书。
装扮成“战斗英雄”
对此李万铭并不满足，四个月后，他伪造了一份“二野军大”组织部的“军事调令”，让其速去中南局报道。在此期间，李万铭利用自带档案之便，趁机销毁部分档案，又装进所谓的“1936年参加红军，历任359旅连、营长，志愿军团参谋长。曾获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等履历表和鉴定书，并带着骗得的西北局党员介绍信及伪造的“二野军大”组织部给中南局组织部、中南局民政部的介绍信，于1952年2月抵达武汉。
李万铭此时已成了诈骗老手。到达武汉后，其用以惑众的头衔升了格，他不再冒充一般的革命军人，而是把自己装扮成“老红军”“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和“团参谋长”。这些漂亮的头衔果然帮了忙，他因此被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很快当上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秘书主任。他还有幸参加了中国农业考察团赴苏联参观。
1952年9月回国后，李万铭又故伎重演，伪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的来信，诡称：“已取得陈赓司令员的同意，调其赴朝任12军35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南农林部将其提升为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一位崇拜“英雄”的女共产党员——年轻漂亮的中南农林部干部但琦，也向他献出了纯真的爱情。
1954年秋，他又伪造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周士第的亲笔信及抄转志愿军12军军长给他的军急电报各一件，谎称：“令其担任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速飞兰州商谈军务。”他用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封封好，送呈中央林業部人事司转林业部领导同志。李万铭所玩的这套把戏，偏偏又一次滑过了有关领导同志的眼睛，他们不但立即批准李万铭前往西北，还热心地指示为他购好一张民用飞机票。
1955年1月3日，李万铭飞抵西安，继续施展他的欺诈伎俩。不过这次的李万铭没那么幸运，途经西安时，他在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等人的谈话中，破绽百出，引起对方的警觉和怀疑。经陕西省公安厅详细侦查后，确认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于是，报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在西安市人民大厦依法将其逮捕归案。而那位受骗的女党员但琦，也当即与之离婚，还把他俩所生的孩子也带走了。
李万铭诈骗案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其实他的骗术并不怎样高明、复杂，但短短几年，他先后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不但混进了我们的政府机关，而且钻进了共产党内；不但变成了一般的革命工作人员，而且在国家机关中窃据了重要职位。
正如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严密人事组织工作制度》社论所指出的：一些负责的同志不但没有怀疑过他的历史，而且对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信任，甚至在有人正式检举了他之后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这便暴露了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麻痹大意和官僚主义、人事组织工作制度许多明显的漏洞，以及许多人对英雄模范不辨真伪的盲目崇拜。
骗子有四个好结局
“落马”后，李万铭用了23年的时间重新做人。1978年李万铭获释后，在西安汽车制造厂就业。他获得新生之后，连添4件喜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李万铭在“文革”中被加刑10年属于错案，不仅得到平反，而且还领到了一笔“冤狱费” ——现金500元。
1982年，电视台播放了介绍李万铭新生的新闻后，被他的儿子知道，于是给《陕西日报》写信，不久他们父子终于相认。
1983年春节期间，李万铭经人介绍，同凤翔县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结了婚。
1984年4月，时年57岁的李万铭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招工年龄，本不能转为正式工人，但党和政府考虑到他表现比较突出，以特殊情况把他转为国家正式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