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态势显著，随之引发了需求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分化，这意味着基层治理体系将长期面对如何有效供给多层次公共产品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关系这两个基本挑战。
　　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已经成为国内不同城市探索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心所在。从经验上来看，不同地区在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路子时有许多迥然不同的做法和经验，改革的切入点、重心也各有侧重。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探索大多具有局部创新、碎片化实践的特征，改革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大多都在“形势所迫”和“问题倒逼”的情境中摸索经验，缺乏一种系统改革思路的指引。这种现状向研究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催促改革者从深层次上审视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的起点与方向。
　　历史地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基层治理组织与制度架构都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上海、北京、沈阳、武汉等特大城市为源头，国内形成了几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模式在行政力量的配置方式、居民自治机制的探索方向等问题上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就本质而言，这些模式都有一些基本的核心特征：以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居住人口管理与服务为重心；强调自上而下的强有力行政执行力；事权和自由裁量权在行政体系内大量自上而下放权；有限动员社会；强调“技术治理”和单一目标的项目化运作等。
　　鉴于以上特征，我们应该对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的历史方向作出更为清晰的勾勒：一方面，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变革首先涉及到对社会发展新态势的回应，由此需要在人口的精细化管理与服务、社会矛盾长效化解以及风险与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方面形成针对性的治理模式，并探讨不同治理模式共处的组织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每种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涉及到特定的国家、社会与市场多方合作治理结构，因此，改革的实践者需要结合不同领域的治理目标，探索形成多种治理结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为具体地探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实现方式，而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总体性地讨论国家与社会间关系，比如：在人口的精细化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负责主要体现为“把关人”和“托底者”的角色，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安排鼓励市场与社会力量在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风险治理领域，政府负责就表现为全权主导式的动员与资源整合。当一种更具包容力、容纳多种治理结构的新型基层治理格局成型时，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也将迈向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