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张献民，1964年生，南京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电影批评家，策展人，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组委会主席。作品有纪录片《家在北京》等。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长着一双高高挑起的双眉，眼神锐利。采访他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某些时候气氛甚至有些尴尬。他会不客气地指出，记者的提问里头带着某种预设的立场。比如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提到，“大家普遍认为……”，他立刻打断，说：“我不觉得谁可以代表‘大家’。”
　　他坦率、直言的表达方式或许和他长年从事独立电影、纪录片有关。提到中国纪录片，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就是《舌尖上的中国》，除此之外便知之甚少。张献民从事纪录片的研究、实践和推廣已经有20多年了，他所关注的纪实影像大多来自民间，在他看来，它们丰富、多元、直接而有力，可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影像却是陌生的，属于非常小众的文艺作品。
　　著名导演娄烨形容他为“看不见的张献民”。他并不热衷于像明星、导演们一样走上前台，而是把热情都投注在那些“难得一见”的影像上。
　　大师伊文思的影响
　　张献民的身份是多元的：电影学院教授、骨灰级影迷、纪录片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电影编剧，偶尔也当演员。他对记者说：“在我接触到的东西里面，独立电影是最有意思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纪录片。”而那些在电影院上映的主流电影，在他看来，绝大多数都“非常无聊”。
　　或许是因为他的观影历史太长了，才练就如此刁钻的口味。他从小就是个影迷，中学就读南京外国语学校时，学校经常能获得一些从未在国内公映的电影拷贝。凭借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很早地接触到真正的经典电影，对电影艺术的欣赏品味一路走高。
　　1986年，国际纪录片的先驱和大师、已经年近90高龄的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风》，当时的张献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学生，经推荐成为了伊文思在中国的助手，与老先生一起工作了6个月。后来又经伊文思的推荐，他得到了赴法深造的机会。他先在巴黎第三大学攻读电影硕士学位，后来进入著名的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三年，28岁的时候，他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位中国毕业生。1992年，他回到国内，一边教书，一边忙于他的独立电影事业。
　　伊文思有着“先锋电影诗人”的美誉，他始终把电影镜头对准普通人，20世纪世界的风云变幻几乎都在他的镜头里定格，化为影像史诗。而对张献民来说，伊文思不仅使他与纪录片结下深深的缘分，精神上对他的影响更是微妙而深刻。他曾用一种思辨的文字纪念伊文思：“伊文思身上的时代感，一个是当发生歧义时强调自己是艺术家;二是选择坚定一生的意识形态;三是把影像永远看作是试验;四是与所有人战斗;五是所有作品都是一个人的声音的表达。”
　　纪录片弥补着某种媒体的缺位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目前纪录片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媒体形态，您怎么看？
　　张献民：电影本身也是一种媒介，所以它具有媒体性，这也不奇怪。中国的纪录片还是挺丰富的，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地域性，呈现出多种发展的可能性。比如有现场直击的，针对一些突发事件，在一个相对较短的周期内完成;还有一些跟踪和调查类的，建立在口述和调查的基础上，等等。
　　环球人物杂志：纪录片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当下中国的现实？
　　张献民：我们这个时代变化非常的剧烈，有一些事情是风暴中心正在发生的，有一些是媒体不能够关注到的，或者说即使关注到，真实度和深度也不够。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某种媒体的缺位，它可以涉足到媒体不太容易谈的社会问题当中。而这些问题特别需要得到关注。
　　环球人物杂志：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张献民：比如去年年底推出的周浩的《棉花》，展现的是棉花的一整条生产线，从种植、工厂生产到形成贸易，从农民、工厂主、贸易员到外商，既有关整个产业链条，也有关这些人的生存状态;还有王利波的《三峡啊》，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调查结构。还有个片子，纪录了大学男生宿舍原汁原味的生活。有人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没必要拍下来，但事实上，记录下来，是有价值的。
　　环球人物杂志：怎样看待纪录片的这种社会性、话题性？
　　张献民：比如反映煤矿工人的作品。客观来说，如果没有这些纪录片把矿工日常艰苦的生活表现出来，我们这个社会对那些人现状的了解要弱很多。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家的认知。
　　但如果媒体性功能过大的话，就会陷入到某种题材决定论。所以我觉得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扩大了它的影响，一方面也带来一些过分政策化的关注，限制了纪录片某种程度的传播。
　　拍纪录片不为风光
　　环球人物杂志：这些年中国纪录片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张献民：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了新纪录片运动，那一时期拍片恪守的原则是尽量客观，认为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应保持冷静的距离。2000年前后，开始更加注重自我的影像呈现。最近几年主要的变化是传播渠道变窄了。号称无所不包的互联网上，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很多片子拍了好几年，花去的时间和精力无法用金钱衡量，它们的传播面理应更广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拍摄难度很大，作品又很难和观众见面，纪录片工作者似乎面临不小的困境？
　　张献民：有一次一家媒体来采访我，稿子拟的标题是“什么才能够拯救中国独立电影”。我感觉有点不愉快，因为它给读者的印象是，独立电影存在于一种非常悲催的危难当中。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等待任何人来拯救。
　　独立电影人、纪录片工作者，大部分都是草根人士，拍的也是草根的事情，但很多年轻人心甘情愿地为这些影像激动、付出，他想做电影不是为了风光，他就是为了做一个能够自由表达的、很牛的人。做电影就一定要做风光的电影，做电商就一定要做马云，这是不对的。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渠道，这不就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