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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马场登的童话故事《11只猫开饼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只饥肠辘辘的信天翁来到11只猫开的土豆饼店,而此时猫儿们对家常便饭的土豆饼早已忍耐到了极点,正憧憬着香喷喷的烤鸟肉呢。于是,猫儿们用土豆饼热情地招待了这位“送上门”的顾客,而信天翁却全然不知危险即在眼前,它尽情地享用着:
“咕——咕——太棒啦!1、2、3,1、2、3。”信天翁数着土豆饼,“咕——有两个‘3’,这么多啊!”
猫儿们偷偷地笑——“还两个‘3’呢!”“连‘6’都不会数。”
猫儿们正准备共享一只信天翁的时候,却有了意外的惊喜:
信天翁叹了口气,嘟哝着:“这么美妙的土豆饼,好想让家乡的兄弟们也尝尝啊!”
“在家乡你还有兄弟?”
“我们一共有3个、3个、3个和2个兄弟呢。”
3个、3个、3个和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11个!
“队长,我们11只猫去信天翁的家乡,给他们做土豆饼好不好?”
“好啊,马上就去!”
猫儿们和所有的小读者同时发现,这只信天翁数数只能数到3!好一个傻帽!在这里,信天翁对数字做了两次切分:把6切分成两个3,把11切分成三个3和一个2。如果信天翁不做第一次切分,那么6只是一个没有参照物的孤立的数字,不会让读者产生“多”与“少”的概念,切分后,两个3互为参照,使读者产生了“吃了3个又吃3个,那么多!”的感觉。第二次切分就更妙了,11只猫一开始只能共吃一只信天翁,随着“3个、3个、3个和2个”的信息迭出,他们知道可以共吃3只,不,是6只,不,是9只,不,是每人一只了!这一连串的突然和惊喜打破了猫儿们一次次暂时的满足。于是,猫儿们决定立刻出发去享用一顿“饕餮大餐”!也许这只信天翁并不傻,只是作者有意让小读者认识数的组成,但这种对数字的有意拆分,却奠定了全书轻松诙谐的基调。
数字拆分,方法多多,形式不定,这在语言大师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1)少年说,“沙来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这样的过了三年和十二个月另八天。(《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四年”偏要拆分成“三年和十二个月”,突显了人们对时间的麻木、对生命的冷漠以及真理证明的漫长过程……
(2)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呐喊·社戏》)“从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戏并不过分,但拆分后的三个小时足以让人不堪忍受了:“叫天”这“腕儿”摆谱的功夫实在了得,只是可怜天下“粉丝”心啊!
(3)“瞎了你的眼睛!看你也有四十多岁了罢。”“是的。老太太。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故事新编·奔月》)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民间诗句:“暗问夫婿年几何?五十年前二十三!”英雄后羿竟然与这位“夫婿”一样有惧老的心理,能少说一岁就决不多说一天!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是否被拆分,其语用效果是不同的。不拆分,自然符合语言使用经济、简约的原则;拆分,表面上是浪费甚至啰唆,但却传达了诸多的超载信息。超载信息即所谓的“言外之意”,会因读者理解的不同而不同。
按照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先接受的语言单位所传达的信息,对后面的语言单位将要传达的信息,有暗示和预设作用,如例(1)中“这样的过了三年”,读者会认为,既然作者已经写了“三年”。其后一定是不足一年的时间。当读者看到“十二个月”即一年时,自然会感到意外:还有一年!数字,在对事物进行计算的同时,也是对时空的标志和度量,例(1)(2)(3)都是对时间进行的拆分。
数字拆分不同于某些固定结构的拆分,如传统猜谜中的析字或析词。以上例句中被拆分的数字往往是临时的、不固定的。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提到一种类似的临时的数字拆分——“析数”:
(4)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5)冯道、和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公靴新买,其价几何?”冯举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顾吏诟责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冯举右足曰:“此亦九百。”(《群书通要》)
其实,例(4)与例(5)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例(4)析出的各部分的性质是不同的:春色中,有尘土,也有流水,“析”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春色的构成并不简单,是形象修辞上的必需。例(5)与例(1)(2)(3)以及信天翁对土豆饼的挢分一样,拆出的各部分性质是相同的:“一千八百”与两个“九百”都是钱数。完全可以不进行拆分,作者“有意为之”的嫌疑更大,其幽默与调侃度自然胜过倒(4),是幽默修辞上的必需。其次,二者因拆分的对象不同,强调的信息也不同:例(4)先把“春色”数字化’目的是方便对抽象事物进行拆分,表面上拆分的是数字,实际上是“春色”,作者强调的信息是“春色”内容的变化,所以,这类拆分似称为“析物”更恰当。例(5)则是直接对数字进行拆分,读者先接受已拆分了的信息(两个“九百”),数字之“和”要依赖读者自己去运算,这种经过运算而强化了的数字之“和”,较之作者直接给的“和”,会产生更加强烈的刺激——这个刺激既在于数值的大小,也在于运算的过程。这种拆分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析数”。
人们常常用数字来表示事物的变化、时间的流动、情感的积聚或生命的进程,数字拆分正是对这些变化、流动、积聚或进程的分解和展示,正如一个巨幅山水画,不是赫然呈现,而是随着转轴韵滚动徐徐展开,让观众有不断的惊讶和感叹。数字拆分对言语交际中经济原则的反叛,对人们言语习惯的偏离,也可以作为某些语言使用的原则或习惯并不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个佐证。“11只猫没吃到烤鸟肉,反倒变成了专门给信天翁们做土豆饼的厨师”,读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意外,而这样的意外不仅要靠情节组织的巧妙,还要靠那些语言单位的“超常规”使用。
当看到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贾尼·罗大里的《二十个童话加一个》时,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读了,因为你很想知道那个与其他二十个童话不同的童话到底有多特殊!所以,《红楼梦》中说女娲娘娘用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补天,剩下了一块没用,并不是她的计算错误,而是曹先生在数字上有意做了手脚——文学语言本无太多原则而言,这样才会给读者带来惊喜连连。
“咕——咕——太棒啦!1、2、3,1、2、3。”信天翁数着土豆饼,“咕——有两个‘3’,这么多啊!”
猫儿们偷偷地笑——“还两个‘3’呢!”“连‘6’都不会数。”
猫儿们正准备共享一只信天翁的时候,却有了意外的惊喜:
信天翁叹了口气,嘟哝着:“这么美妙的土豆饼,好想让家乡的兄弟们也尝尝啊!”
“在家乡你还有兄弟?”
“我们一共有3个、3个、3个和2个兄弟呢。”
3个、3个、3个和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11个!
“队长,我们11只猫去信天翁的家乡,给他们做土豆饼好不好?”
“好啊,马上就去!”
猫儿们和所有的小读者同时发现,这只信天翁数数只能数到3!好一个傻帽!在这里,信天翁对数字做了两次切分:把6切分成两个3,把11切分成三个3和一个2。如果信天翁不做第一次切分,那么6只是一个没有参照物的孤立的数字,不会让读者产生“多”与“少”的概念,切分后,两个3互为参照,使读者产生了“吃了3个又吃3个,那么多!”的感觉。第二次切分就更妙了,11只猫一开始只能共吃一只信天翁,随着“3个、3个、3个和2个”的信息迭出,他们知道可以共吃3只,不,是6只,不,是9只,不,是每人一只了!这一连串的突然和惊喜打破了猫儿们一次次暂时的满足。于是,猫儿们决定立刻出发去享用一顿“饕餮大餐”!也许这只信天翁并不傻,只是作者有意让小读者认识数的组成,但这种对数字的有意拆分,却奠定了全书轻松诙谐的基调。
数字拆分,方法多多,形式不定,这在语言大师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1)少年说,“沙来了。活不成了。孩子快逃罢。”老头子说,“胡说,没有的事。”这样的过了三年和十二个月另八天。(《集外集拾遗补编·自言自语》)“四年”偏要拆分成“三年和十二个月”,突显了人们对时间的麻木、对生命的冷漠以及真理证明的漫长过程……
(2)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呐喊·社戏》)“从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戏并不过分,但拆分后的三个小时足以让人不堪忍受了:“叫天”这“腕儿”摆谱的功夫实在了得,只是可怜天下“粉丝”心啊!
(3)“瞎了你的眼睛!看你也有四十多岁了罢。”“是的。老太太。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故事新编·奔月》)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民间诗句:“暗问夫婿年几何?五十年前二十三!”英雄后羿竟然与这位“夫婿”一样有惧老的心理,能少说一岁就决不多说一天!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是否被拆分,其语用效果是不同的。不拆分,自然符合语言使用经济、简约的原则;拆分,表面上是浪费甚至啰唆,但却传达了诸多的超载信息。超载信息即所谓的“言外之意”,会因读者理解的不同而不同。
按照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先接受的语言单位所传达的信息,对后面的语言单位将要传达的信息,有暗示和预设作用,如例(1)中“这样的过了三年”,读者会认为,既然作者已经写了“三年”。其后一定是不足一年的时间。当读者看到“十二个月”即一年时,自然会感到意外:还有一年!数字,在对事物进行计算的同时,也是对时空的标志和度量,例(1)(2)(3)都是对时间进行的拆分。
数字拆分不同于某些固定结构的拆分,如传统猜谜中的析字或析词。以上例句中被拆分的数字往往是临时的、不固定的。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学通论》中提到一种类似的临时的数字拆分——“析数”:
(4)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5)冯道、和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公靴新买,其价几何?”冯举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顾吏诟责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冯举右足曰:“此亦九百。”(《群书通要》)
其实,例(4)与例(5)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例(4)析出的各部分的性质是不同的:春色中,有尘土,也有流水,“析”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春色的构成并不简单,是形象修辞上的必需。例(5)与例(1)(2)(3)以及信天翁对土豆饼的挢分一样,拆出的各部分性质是相同的:“一千八百”与两个“九百”都是钱数。完全可以不进行拆分,作者“有意为之”的嫌疑更大,其幽默与调侃度自然胜过倒(4),是幽默修辞上的必需。其次,二者因拆分的对象不同,强调的信息也不同:例(4)先把“春色”数字化’目的是方便对抽象事物进行拆分,表面上拆分的是数字,实际上是“春色”,作者强调的信息是“春色”内容的变化,所以,这类拆分似称为“析物”更恰当。例(5)则是直接对数字进行拆分,读者先接受已拆分了的信息(两个“九百”),数字之“和”要依赖读者自己去运算,这种经过运算而强化了的数字之“和”,较之作者直接给的“和”,会产生更加强烈的刺激——这个刺激既在于数值的大小,也在于运算的过程。这种拆分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析数”。
人们常常用数字来表示事物的变化、时间的流动、情感的积聚或生命的进程,数字拆分正是对这些变化、流动、积聚或进程的分解和展示,正如一个巨幅山水画,不是赫然呈现,而是随着转轴韵滚动徐徐展开,让观众有不断的惊讶和感叹。数字拆分对言语交际中经济原则的反叛,对人们言语习惯的偏离,也可以作为某些语言使用的原则或习惯并不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个佐证。“11只猫没吃到烤鸟肉,反倒变成了专门给信天翁们做土豆饼的厨师”,读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意外,而这样的意外不仅要靠情节组织的巧妙,还要靠那些语言单位的“超常规”使用。
当看到意大利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贾尼·罗大里的《二十个童话加一个》时,你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读了,因为你很想知道那个与其他二十个童话不同的童话到底有多特殊!所以,《红楼梦》中说女娲娘娘用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补天,剩下了一块没用,并不是她的计算错误,而是曹先生在数字上有意做了手脚——文学语言本无太多原则而言,这样才会给读者带来惊喜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