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今天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日子，我会早早起床，化妆，换上她最喜欢的旗袍，穿过大半个城市去见她。
　　她年轻的时候是小城有名的“周裁缝”，专门给人量体裁衣做旗袍。我见识过她那些压箱底的“宝贝”：上好的绸子面料饰以精致的蝴蝶盘扣，锁边考究，花样繁多，许是在箱子里待的时间太久，它们周身散发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
　　5月和9月是她固定开箱晾晒旗袍的两个月份，小院里的钢丝晾衣绳挂上许多段尘封经年却依然色彩斑斓的故事，风一吹，故事也跟着飞起来。
　　我是那个站在花花绿绿里手足无措的小人儿，嘴里喊着“外婆”，手指着旗袍上那对彩色的鸭子。
　　她不禁掩嘴笑起来，把我抱到小板凳上，抓着我肉嘟嘟的小手朝“鸭子们”探去，她告诉我，那不是鸭子，那是鸳鸯。
　　那年月，穿旗袍的渐渐少了，她的裁缝铺子也不再吃香，她配了副老花镜，翻了几期报纸，开始琢磨起新的营生。
　　一个星期以后，门口的“旗袍定制”招牌换成了“成衣定制”。她学着给人做布拉吉，做呢子套装，不足十平方的小屋里也象征性地挂上几件旗袍，来做衣服的姑娘媳妇们往往上手在领口和袖口处摸上几把，旗袍不友善地注视着她们，“吱吱”的静电声颇有几分警告的意味。
　　每天下午五点钟，她会准时锁上铺子，到学校门口接我放学，买上五毛钱的杨梅肉，五毛钱的金丝猴奶糖，她唱起一支民间小调，我含着奶糖跟在她身后手舞足蹈。
　　我没有见过外公。外公是1976年大地震的时候没的，十层高的楼房倒下来，连尸体都没找见。外婆带着妈妈从乡下赶到市里，在废墟里扒了两天一夜，后来外公的尸体被救灾的解放军挖出来，这才死了心。外婆早早守了寡，街坊四邻可怜她们孤儿寡母，隔三差五就给外婆送些玉米面，有时还有时令水果。开始外婆抹不开面子，推说不要，后来她就缝个小褂，织个毛手套来变着法子回礼。
　　外婆说，我的妈妈考上了外省的专科学校，认识了我的爸爸，后来就有了我。我一断奶就被送到外婆身边。等我再大一点，外婆又告诉我，妈妈跟着爸爸到南方跑生意，没空照顾我。
　　我朝着她眨眨眼睛，欣然接受了这个理由，却哭得更厉害了。
　　从十六岁开始，每年生日的时候，外婆都会送我一件旗袍，她说等我嫁人的时候要亲手为我缝一件新嫁娘的旗袍。我笑说现在都时兴穿婚纱，她推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想了半晌也没说出一个字。
　　慢慢地，外婆的记忆力变得很差，她会弄混客人定做的衣服，忘记家里的钥匙放在哪儿，最严重的一次是出门之后找不到回来的路。我带她到市里的医院检查，医生说，外婆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她不愿意到疗养院住，也不愿意跟我到市里生活，而是执意要回到裁缝铺，守着那些色彩斑斓的故事过日子，可她也在一点一点淡忘那些故事。她嘴里时常喊着“囡囡，囡囡”，我知道那是妈妈的乳名。
　　可除此之外，我对那个千里之外的女人竟一无所知。这二十年，没有她的一封信，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没有一个温暖的拥抱。街坊邻居告诉我，她走了就没有回来过。
　　“天上星星一颗颗，地上花儿一朵朵。星星眨眼花儿笑，笑得花儿弯下腰……”
　　到后来，这是外婆唯一记得的一首歌谣，她坐在小院里，面朝着南边，像婴儿学语一般重复着这首歌谣。
　　我把箱子里的旗袍挂满整个院子，无风的时候，它们静静地看着她；起风的时候，那些故事就在她眼前飞起来。
　　每年的今天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日子，我会早早起床，化妆，换上她最喜欢的旗袍，穿过大半个城市去见她，她是我的外婆，而今天，她是我的妈妈。
　　我把领口的蝴蝶盘扣一一系好，手上拎起一个小小的蛋糕盒子，对着镜子一笑，“妈妈，我长得像你吗？”
　　几经辗转我才查到，二十年前我的妈妈在回家看外婆的路上出了车祸，而我却在她的怀里活了下来，我被送到外婆身边，在外婆编织的故事里，我从来不曾与不幸相伴，我有爸爸有妈妈，我一直在等他们回来。
　　我也要送给外婆一个故事，故事里妈妈回家了，她穿着外婆亲手缝制的水蓝色旗袍，羊皮的高跟鞋踩在小城的石板路上“嗒嗒”作响，她倚在外婆的身边，听她叫一声“囡囡”，阳光照在那件旧旗袍上，她指指那对彩色的“鸭子”，告诉外婆那不是鸭子，那是鸳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