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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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范与约束公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中国问责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从问责实践到问责制度形成、行政问责和党内问责并轨到党内问责与行政监察问责互相补充配合出发的过程,可从中看出我国问责制度的变化成因与演变逻辑.理论上建基于竞争性选举的西方问责制度具有局限性,其只聚焦于欧美的历史传统与政治经验,政治极化和权力恶斗还削弱了它的实际运作成效.通过对我国问责制度的实践脉络和演变逻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问责制度的实践以授权和问责合一为依托,在党政领域共同发力,由此突破了以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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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哈尔滨150080;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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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范与约束公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中国问责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从问责实践到问责制度形成、行政问责和党内问责并轨到党内问责与行政监察问责互相补充配合出发的过程,可从中看出我国问责制度的变化成因与演变逻辑.理论上建基于竞争性选举的西方问责制度具有局限性,其只聚焦于欧美的历史传统与政治经验,政治极化和权力恶斗还削弱了它的实际运作成效.通过对我国问责制度的实践脉络和演变逻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问责制度的实践以授权和问责合一为依托,在党政领域共同发力,由此突破了以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问责实现路径.问责制度的演变是我国制度体系不断变化与完善的缩影,对问责制度的形成脉络和演变逻辑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理解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党政公权力运行,理解我国的政治发展逻辑具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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