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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礼全介绍，环保局在检测工厂附近学校的空气质量时，检测仪器竟然放在大树下，“村民想去拍照时，他们才收走”，并且“检测报告从来不公布”。
“你抱着孩子站在公路对面，看着厂门口，不要跟过来。”王修凤站在当地一家名为“重庆新申”的碳酸锶工厂围墙外，冷静地指挥着她的邻居王学芳。
随后，她和“渔民志愿者”骆礼全躬下身，下到小安溪河边，解开缆绳，轻轻划动着早已准备妥当的木船，带着本刊记者来到了河对岸的草丛中。扒开草丛，一个正往外排水的管道赫然出现。
“看到没有?排污口寸草不生。”王修凤很激动，尽管这个管道对她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过去几年中，作为环保志愿者的她，已经带领无数批环保人士、媒体记者来这里取证。
这是6月末本刊记者前往铜梁县旧县镇采访碳酸锶企业污染情况时的真实一幕。过去数年中，在王修凤、骆礼全的背后，活跃着一批与排污企业抗争的环保志愿者。
癌症村
王修凤带着本刊记者走访现场的时候，与她邻县的丁远洋正躺在重庆新桥医院的病床上等待骨髓移植。本来应该坐在教室迎接中考的这位15岁男生，在2009年初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白血病。
丁远洋是大足县雍溪镇人，镇上有一家名为“红蝶”的碳酸锶企业，他所在的中学离厂房不到100米。
2月19日，丁远洋在铜梁县医院被查出肝大脾大，随后在重庆市儿童医院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病。
肝大脾大在当地居民中很普遍。和其他居民一样，丁远洋的父亲丁永建把儿子患病的原因指向了红蝶公司。
6月12日，丁永建和当地村民带着30多本环保宣传册，来到雍溪镇街道上发放，很快当地公安人员过来干涉，将丁永建等人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抓了起来。
随后几天，丁永建在看守所里度过，并称遭到殴打。在被关押一周后，他答应出去后“不对外讲工厂有污染”，得以“取保候审”。他准备给儿子进行骨髓移植，却因为被打后身体多处淤肿，被医生拒绝。
比肝大脾大更严重的是，在红蝶公司周边的乡村，丁永建的邻居中得肺癌、肝癌等疾病的例子屡见不鲜。
2009年5月底，由重庆环保组织“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召集，20多名志愿者来到雍溪镇调查。“绿联会”总干事向春提供的调查结果显示，该镇仅有250人的红星街区四组，近5年来先后有19人患肝癌、肺癌等，癌症发病率高达8%，甚至有的一家三口都因患癌去世。
事实上，“癌症村”的说法在当地由来已久，不仅是雍溪镇，在同样有着碳酸锶厂的铜梁县的很多乡镇，都存在类似问题。
王修凤在她所在的铜梁县旧县镇做过调查。她说，旧县镇大屋村常年在家的450人中，近年来病故的癌症患者有24人，更多的人是肝大、脾大、肺气肿，“谁知会不会转成癌症。”
重化工企业遍地开花
“不仅鱼死了，废气吹过废水流过的区域，树也死了，村民家的牲口很多都死了。”今年68岁的“绿联会”会长吴登明，这样描述碳酸锶厂周边的情景。
环保志愿者余剑锋也记得，他在2002年第一次前往铜梁、大足调查，“有个退休职工每晚要喝三两白酒，醉了才能睡着，不然气味太难闻了。”
据雍溪镇的村民志愿者唐旭汉介绍，在红蝶雍溪工厂附近有5所学校，学生身上长红疹相当普遍。
碳酸锶是生产显像管、手机显示屏等的主要材料。重庆渝西地区因盛产用于生产碳酸锶的天青石矿，企业遍布。尤其是在1995年红蝶公司投产以后，碳酸锶企业在铜梁、大足等县境内遍地开花。
铜梁县环保局综合科副科长张忠杰向本刊记者介绍，2003年对全县碳酸锶企业关停并转之后，依然保留了11家。
6月27日，在雍溪镇的红蝶工厂内，副厂长陆飞说，红蝶在全国同行业内规模位居前列，产品销售占据国内市场的56%、国际市场的30%以上。
天青石矿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富含硫化物，属于重化工污染。据吴登明透露，红蝶公司原本是山东青岛的企业，但因对当地污染严重，在环保压力下，转移到了渝西地区。
对于渝西山区的县城而言，碳酸锶企业的利税诱惑实在太大。铜梁县环保局提供的材料显示，2003年，该县境内的碳酸锶企业实现产值3.18亿元，占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12%。
地方政府态度暧昧
在1996年之前，骆礼全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专业户。在他的带动下，琼江、浦江流域的村民纷纷开始养鱼，该地区一度还被确定为重庆市的菜篮子工程基地。
“当年省市领导都来我的渔场参观指导过。”骆礼全介绍，家业最盛的时候，最大的船有36米长，价值20多万元，还买了快艇、开了水上餐厅。
“百万富翁”骆礼全的命运在1996年被改变。1994年5月，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开始试生产，1995年通过竣工验收，当时年产碳酸锶2万吨。也就在第二年6月，骆礼全的渔场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死鱼，一年后再次大规模死亡，“两次一共死了10万多斤”。
骆礼全把死鱼的原由归结到了红蝶公司。据他介绍，红蝶公司的废渣至今依然在江边堆积如山，有毒废水直接排入江中。据铜梁县环监站在该厂排污口的检测数据，硫化物高达9毫克/升，而国家渔业水质标准仅为0.2毫克/升。
但红蝶公司坚决否认与骆礼全的死鱼、丁远洋的白血病以及癌症村有因果关系，该公司党委书记郑军对本刊记者表示，红蝶公司的环保技术在同行业属于“最先进水平”。
副厂长陆飞也表示，村民之所以意见大，主要是嫌建厂时的征地补偿太低，对不能招进工厂上班也心存不满。
吴登明也认为，碳酸锶污染主要涉及呼吸道、消化道疾病，丁远洋的白血病与此无关。
陆飞称，他们公司在本地招用员工高达80%，每月工资1200多元。但这一说法被当地村民坚决否认。王修凤称，红蝶公司都是从外地招人，并且两三年一换，因为“隔两三年就会得病”。
对于村民与企业的争议，当地政府态度暧昧。
骆礼全称，最初企业每次偷排污水时，村民都会打电话举报，但并无回音。他说，环保局在检测工厂附近学校的空气质量时，检测仪器竟然放在大树下，“村民想去拍照，他们才收走”，并且“检测报告从来不公布”。
在两次死鱼后，骆礼全不再相信当地环保部门公布的检测数据，自己出钱请来第三方机构。也就是从此时起，当地村民和环保志愿者开始自行收集企业污染的资料。
在铜梁县土桥镇村民卢福良的家里，本刊记者见到了他最近六七年来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齐地粘在废报纸上。
“绿联会”的专职志愿者也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了对当地村民的援助和指导。
赤脚律师
骆礼全曾数十次前往重庆、北京等地上访，因此，他一度成了当地的重点“关注”对象。
受“绿联会”的环保教育影响，他想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个连小学二年级都没有毕业的渔民，年届50开始自学法律。他不仅为自己的案子出庭辩护，也志愿代理了周边邻居因碳酸锶污染而提起的各种诉讼。
也就是从2004年开始，骆礼全很少再去上访，他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法庭上。 在同为环保志愿者的陈道平律师看来，骆礼全在环保诉讼方面比很多律师都专业，“他的证据意识比较强，知道什么样的条件举什么证。”
这也让骆礼全迅速取得了铜梁、大足等地村民的信任。而骆礼全从不收取委托代理费。
此外，也有重庆本地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渝西地区的碳酸锶污染案件，不少属于行政诉讼，对这类“民告官”案件，当地律师事务所一般都很慎重。
骆礼全作为公民代理人，并不受此约束，很多涉及碳酸锶污染的“民告官”案件都找到他。最近四五年，他先后起诉过碳酸锶厂矿、铜梁县的各级政府部门，甚至还把官司打到北京，起诉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其就某一法规条文作出解释。但打输的占多数。骆礼全说：“到2008年一共打输了7个行政诉讼案件。”
这中间最有名的是，5个年纪最高为80岁的铜梁老太，因碳酸锶废水污染起诉铜梁县环保局讨要知情权，要求公布污水检测数据，“老太每人出了12元才凑足了诉讼费，让我做代理人。”这一案件曾在山城重庆引起轰动。
经常遭遇殴打恐吓
“绿联会”全称是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挂靠在重庆市环保局。今年已经68岁的吴登明，早在1998年就曾因举报长江防护林盲目砍伐而闻名，但为渝西地区碳酸锶污染问题奔走，却耗费了“绿联会”和吴登明更多的精力。
除了当地的严重污染状况，吴登明印象深刻的还有村民的无助。“我第一次去调查，一个村100多名老百姓跪在村口迎接我。”
吴登明和“绿联会”在地方政府、企业和百姓三方中充当调停人。让他引以为豪的一个事例是，2007年5月，铜梁某碳酸锶厂周边两个村因举报环境污染长期得不到解决，900多名村民聚集起来，堵矿不让生产，当地政府部门出动300多名警察和工作人员进行调解，但依然爆发了肢体冲突，致使8名村民受伤。
事发当天，获知消息的吴登明给市政府值班室打电话，在重庆市政府的过问下，事件很快平息。之后，在“绿联会”的协调下，铜梁县政府、环保局、当地镇政府、企业负责人和村民代表面对面坐下来协商。“能让三方坐下来、不动武，就是很大的胜利。”
然而，这样的成就感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志愿者遭遇的是殴打和恐吓。
“打我的人有企业的，也有镇干部，还有很多说不清来历。”吴登明说。
志愿者面临尴尬
何雪是重庆市二十九中的中学生志愿者，抵达雍溪的第一天，村民就说：“你们又来了?来了很多次什么用都没有。”
这让年仅15岁的少女很委屈。但何雪不知道，村民每次接受志愿者、记者的采访后，都会遭遇到当地政府的压力。
就在本刊记者抵达雍溪的前几天，雍溪镇召开全镇党员大会。与会的“癌症村”红星社区老党员何世新向本刊记者介绍，镇党委书记嘱咐他：“那些来调查的人都是骗钱的，不要理他们。”还威胁他说如果向外散布“癌症村”的消息，要开除党籍。
本刊记者为此向雍溪镇政府求证，值班的工作人员却说领导不在，“不清楚”。
余剑锋每次深入当地调查，都会面对基层官员的盘问。“问我是谁派你来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过，经过长达近8年的接力抗争，环保志愿者的工作终于在2008年渐出效果。
这年3月，和“绿联会”保持长期合作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再次来到渝西。向春亲自带着来人去了大足的龙水、铜梁的华兴两个镇调查，对碳酸锶厂的“三废”污染取样检测。
这一次，依然遭遇了干涉。向春回忆说，当时县镇两级政府派车跟踪。两个月后，中华环保联合会偕同北京的几家媒体再次来到渝西，调查结果的矛头直指重庆环保局，直言其袒护早已经造成污染的碳酸锶企业。
环保组织的调查和媒体的报道迅即引发关注，高层领导批示，调查组很快成立。重庆市环保局在历史上第一次下达对铜梁等地实施环境保护“区域限批”的通知，所有碳酸锶企业停业整顿，直至今年5月解禁。
解禁后，重庆市环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说除了铜梁一家、大足两家碳酸锶厂之外，渝西地区所有污染厂矿都已关闭。
曾造成骆礼全养鱼大面积死亡的红蝶公司安居工厂正是在其时关闭。但质疑“彻底关闭”的声音始终不绝。2008年12月，骆礼全、王修凤曾在两县境内调查，发现至少有7家企业无视整改命令，还在生产。
铜梁县环保局向本刊记者表示，境内只有位于华兴镇的“重庆庆龙精细锶盐化工有限公司”在生产。至于志愿者所举报的其他依然开工的企业，污染控制科科长林祥称它们用的是菱锶矿，不会产生工业废水，也不对空气造成危害。
志愿者们的持续努力，也让“绿联会”的主管单位重庆市环保局颇受触动。6月24日上午，重庆市环保局一副局长率领多位处长，来到只有三名专职人员的“绿联会”。向春告诉本刊记者，这位副局长要求“绿联会”以后工作要多汇报，多跟局里通气。
“你抱着孩子站在公路对面，看着厂门口，不要跟过来。”王修凤站在当地一家名为“重庆新申”的碳酸锶工厂围墙外，冷静地指挥着她的邻居王学芳。
随后，她和“渔民志愿者”骆礼全躬下身，下到小安溪河边，解开缆绳，轻轻划动着早已准备妥当的木船，带着本刊记者来到了河对岸的草丛中。扒开草丛，一个正往外排水的管道赫然出现。
“看到没有?排污口寸草不生。”王修凤很激动，尽管这个管道对她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过去几年中，作为环保志愿者的她，已经带领无数批环保人士、媒体记者来这里取证。
这是6月末本刊记者前往铜梁县旧县镇采访碳酸锶企业污染情况时的真实一幕。过去数年中，在王修凤、骆礼全的背后，活跃着一批与排污企业抗争的环保志愿者。
癌症村
王修凤带着本刊记者走访现场的时候，与她邻县的丁远洋正躺在重庆新桥医院的病床上等待骨髓移植。本来应该坐在教室迎接中考的这位15岁男生，在2009年初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白血病。
丁远洋是大足县雍溪镇人，镇上有一家名为“红蝶”的碳酸锶企业，他所在的中学离厂房不到100米。
2月19日，丁远洋在铜梁县医院被查出肝大脾大，随后在重庆市儿童医院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病。
肝大脾大在当地居民中很普遍。和其他居民一样，丁远洋的父亲丁永建把儿子患病的原因指向了红蝶公司。
6月12日，丁永建和当地村民带着30多本环保宣传册，来到雍溪镇街道上发放，很快当地公安人员过来干涉，将丁永建等人以“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抓了起来。
随后几天，丁永建在看守所里度过，并称遭到殴打。在被关押一周后，他答应出去后“不对外讲工厂有污染”，得以“取保候审”。他准备给儿子进行骨髓移植，却因为被打后身体多处淤肿，被医生拒绝。
比肝大脾大更严重的是，在红蝶公司周边的乡村，丁永建的邻居中得肺癌、肝癌等疾病的例子屡见不鲜。
2009年5月底，由重庆环保组织“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召集，20多名志愿者来到雍溪镇调查。“绿联会”总干事向春提供的调查结果显示，该镇仅有250人的红星街区四组，近5年来先后有19人患肝癌、肺癌等，癌症发病率高达8%，甚至有的一家三口都因患癌去世。
事实上，“癌症村”的说法在当地由来已久，不仅是雍溪镇，在同样有着碳酸锶厂的铜梁县的很多乡镇，都存在类似问题。
王修凤在她所在的铜梁县旧县镇做过调查。她说，旧县镇大屋村常年在家的450人中，近年来病故的癌症患者有24人，更多的人是肝大、脾大、肺气肿，“谁知会不会转成癌症。”
重化工企业遍地开花
“不仅鱼死了，废气吹过废水流过的区域，树也死了，村民家的牲口很多都死了。”今年68岁的“绿联会”会长吴登明，这样描述碳酸锶厂周边的情景。
环保志愿者余剑锋也记得，他在2002年第一次前往铜梁、大足调查，“有个退休职工每晚要喝三两白酒，醉了才能睡着，不然气味太难闻了。”
据雍溪镇的村民志愿者唐旭汉介绍，在红蝶雍溪工厂附近有5所学校，学生身上长红疹相当普遍。
碳酸锶是生产显像管、手机显示屏等的主要材料。重庆渝西地区因盛产用于生产碳酸锶的天青石矿，企业遍布。尤其是在1995年红蝶公司投产以后，碳酸锶企业在铜梁、大足等县境内遍地开花。
铜梁县环保局综合科副科长张忠杰向本刊记者介绍，2003年对全县碳酸锶企业关停并转之后，依然保留了11家。
6月27日，在雍溪镇的红蝶工厂内，副厂长陆飞说，红蝶在全国同行业内规模位居前列，产品销售占据国内市场的56%、国际市场的30%以上。
天青石矿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富含硫化物，属于重化工污染。据吴登明透露，红蝶公司原本是山东青岛的企业，但因对当地污染严重，在环保压力下，转移到了渝西地区。
对于渝西山区的县城而言，碳酸锶企业的利税诱惑实在太大。铜梁县环保局提供的材料显示，2003年，该县境内的碳酸锶企业实现产值3.18亿元，占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12%。
地方政府态度暧昧
在1996年之前，骆礼全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专业户。在他的带动下，琼江、浦江流域的村民纷纷开始养鱼，该地区一度还被确定为重庆市的菜篮子工程基地。
“当年省市领导都来我的渔场参观指导过。”骆礼全介绍，家业最盛的时候，最大的船有36米长，价值20多万元，还买了快艇、开了水上餐厅。
“百万富翁”骆礼全的命运在1996年被改变。1994年5月，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开始试生产，1995年通过竣工验收，当时年产碳酸锶2万吨。也就在第二年6月，骆礼全的渔场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死鱼，一年后再次大规模死亡，“两次一共死了10万多斤”。
骆礼全把死鱼的原由归结到了红蝶公司。据他介绍，红蝶公司的废渣至今依然在江边堆积如山，有毒废水直接排入江中。据铜梁县环监站在该厂排污口的检测数据，硫化物高达9毫克/升，而国家渔业水质标准仅为0.2毫克/升。
但红蝶公司坚决否认与骆礼全的死鱼、丁远洋的白血病以及癌症村有因果关系，该公司党委书记郑军对本刊记者表示，红蝶公司的环保技术在同行业属于“最先进水平”。
副厂长陆飞也表示，村民之所以意见大，主要是嫌建厂时的征地补偿太低，对不能招进工厂上班也心存不满。
吴登明也认为，碳酸锶污染主要涉及呼吸道、消化道疾病，丁远洋的白血病与此无关。
陆飞称，他们公司在本地招用员工高达80%，每月工资1200多元。但这一说法被当地村民坚决否认。王修凤称，红蝶公司都是从外地招人，并且两三年一换，因为“隔两三年就会得病”。
对于村民与企业的争议，当地政府态度暧昧。
骆礼全称，最初企业每次偷排污水时，村民都会打电话举报，但并无回音。他说，环保局在检测工厂附近学校的空气质量时，检测仪器竟然放在大树下，“村民想去拍照，他们才收走”，并且“检测报告从来不公布”。
在两次死鱼后，骆礼全不再相信当地环保部门公布的检测数据，自己出钱请来第三方机构。也就是从此时起，当地村民和环保志愿者开始自行收集企业污染的资料。
在铜梁县土桥镇村民卢福良的家里，本刊记者见到了他最近六七年来拍摄的上百张照片，整齐地粘在废报纸上。
“绿联会”的专职志愿者也是在此背景下开始了对当地村民的援助和指导。
赤脚律师
骆礼全曾数十次前往重庆、北京等地上访，因此，他一度成了当地的重点“关注”对象。
受“绿联会”的环保教育影响，他想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个连小学二年级都没有毕业的渔民，年届50开始自学法律。他不仅为自己的案子出庭辩护，也志愿代理了周边邻居因碳酸锶污染而提起的各种诉讼。
也就是从2004年开始，骆礼全很少再去上访，他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法庭上。 在同为环保志愿者的陈道平律师看来，骆礼全在环保诉讼方面比很多律师都专业，“他的证据意识比较强，知道什么样的条件举什么证。”
这也让骆礼全迅速取得了铜梁、大足等地村民的信任。而骆礼全从不收取委托代理费。
此外，也有重庆本地律师向本刊记者透露，渝西地区的碳酸锶污染案件，不少属于行政诉讼，对这类“民告官”案件，当地律师事务所一般都很慎重。
骆礼全作为公民代理人，并不受此约束，很多涉及碳酸锶污染的“民告官”案件都找到他。最近四五年，他先后起诉过碳酸锶厂矿、铜梁县的各级政府部门，甚至还把官司打到北京，起诉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其就某一法规条文作出解释。但打输的占多数。骆礼全说：“到2008年一共打输了7个行政诉讼案件。”
这中间最有名的是，5个年纪最高为80岁的铜梁老太，因碳酸锶废水污染起诉铜梁县环保局讨要知情权，要求公布污水检测数据，“老太每人出了12元才凑足了诉讼费，让我做代理人。”这一案件曾在山城重庆引起轰动。
经常遭遇殴打恐吓
“绿联会”全称是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挂靠在重庆市环保局。今年已经68岁的吴登明，早在1998年就曾因举报长江防护林盲目砍伐而闻名，但为渝西地区碳酸锶污染问题奔走，却耗费了“绿联会”和吴登明更多的精力。
除了当地的严重污染状况，吴登明印象深刻的还有村民的无助。“我第一次去调查，一个村100多名老百姓跪在村口迎接我。”
吴登明和“绿联会”在地方政府、企业和百姓三方中充当调停人。让他引以为豪的一个事例是，2007年5月，铜梁某碳酸锶厂周边两个村因举报环境污染长期得不到解决，900多名村民聚集起来，堵矿不让生产，当地政府部门出动300多名警察和工作人员进行调解，但依然爆发了肢体冲突，致使8名村民受伤。
事发当天，获知消息的吴登明给市政府值班室打电话，在重庆市政府的过问下，事件很快平息。之后，在“绿联会”的协调下，铜梁县政府、环保局、当地镇政府、企业负责人和村民代表面对面坐下来协商。“能让三方坐下来、不动武，就是很大的胜利。”
然而，这样的成就感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志愿者遭遇的是殴打和恐吓。
“打我的人有企业的，也有镇干部，还有很多说不清来历。”吴登明说。
志愿者面临尴尬
何雪是重庆市二十九中的中学生志愿者，抵达雍溪的第一天，村民就说：“你们又来了?来了很多次什么用都没有。”
这让年仅15岁的少女很委屈。但何雪不知道，村民每次接受志愿者、记者的采访后，都会遭遇到当地政府的压力。
就在本刊记者抵达雍溪的前几天，雍溪镇召开全镇党员大会。与会的“癌症村”红星社区老党员何世新向本刊记者介绍，镇党委书记嘱咐他：“那些来调查的人都是骗钱的，不要理他们。”还威胁他说如果向外散布“癌症村”的消息，要开除党籍。
本刊记者为此向雍溪镇政府求证，值班的工作人员却说领导不在，“不清楚”。
余剑锋每次深入当地调查，都会面对基层官员的盘问。“问我是谁派你来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过，经过长达近8年的接力抗争，环保志愿者的工作终于在2008年渐出效果。
这年3月，和“绿联会”保持长期合作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再次来到渝西。向春亲自带着来人去了大足的龙水、铜梁的华兴两个镇调查，对碳酸锶厂的“三废”污染取样检测。
这一次，依然遭遇了干涉。向春回忆说，当时县镇两级政府派车跟踪。两个月后，中华环保联合会偕同北京的几家媒体再次来到渝西，调查结果的矛头直指重庆环保局，直言其袒护早已经造成污染的碳酸锶企业。
环保组织的调查和媒体的报道迅即引发关注，高层领导批示，调查组很快成立。重庆市环保局在历史上第一次下达对铜梁等地实施环境保护“区域限批”的通知，所有碳酸锶企业停业整顿，直至今年5月解禁。
解禁后，重庆市环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说除了铜梁一家、大足两家碳酸锶厂之外，渝西地区所有污染厂矿都已关闭。
曾造成骆礼全养鱼大面积死亡的红蝶公司安居工厂正是在其时关闭。但质疑“彻底关闭”的声音始终不绝。2008年12月，骆礼全、王修凤曾在两县境内调查，发现至少有7家企业无视整改命令，还在生产。
铜梁县环保局向本刊记者表示，境内只有位于华兴镇的“重庆庆龙精细锶盐化工有限公司”在生产。至于志愿者所举报的其他依然开工的企业，污染控制科科长林祥称它们用的是菱锶矿，不会产生工业废水，也不对空气造成危害。
志愿者们的持续努力，也让“绿联会”的主管单位重庆市环保局颇受触动。6月24日上午，重庆市环保局一副局长率领多位处长，来到只有三名专职人员的“绿联会”。向春告诉本刊记者，这位副局长要求“绿联会”以后工作要多汇报，多跟局里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