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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贵州省博物馆调查征集到一批珍贵的出水青铜兵器及相关资料，由于其中部分器物于全国首见或罕见，且极有可能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所瞩目的古“夜郎国”有关。因此，引起了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等有关专业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有幸对其进行了整理研究，得到一些初步的认识，同时，将材料公诸于众，翘盼各方专家、学者发表高见，共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挥光和热。
关键词：贵州天柱 战国——西汉 青铜兵器 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6)03—96—4
2003年至2005年间，贵州省凯里市叶常明先生先后向省博物馆交售了一批青铜器，共计80余件，其中大部分为兵器，有戈，矛，剑，钺，镞等。经鉴定，这批器物当包括古代楚、巴、滇及本省的土著民族文化风格而聚之，它们既相互受着影响，又独具自身之特点，其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同时得知，类似文物在当地不少群众手中均有所藏，初步估计，约有数千件之多，并且有相当大一部分陆续流散外省。究其出处，均系当地群众于枯水季节在附近的清水江畔淘沙金所获。经析，此情况较为属实，因为穿越黔东南自治州的清水江流域(含天柱、锦屏等县)，自古至今当地村民在江中淘金已蔚然成风，由此“队伍”愈发壮大、设备亦日渐先进，此其一；其二，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赴该地进行古遗存考察时，曾亲眼目睹过淘金之“盛况”，并同时见到所淘出的文物。如：1989年底锦屏亮江三江镇平金村民吴恒武等人，在乎金电站水坝下游的牛圈塘淘金，于河床6米深处发现青铜兵器及生产工具共10余件器物。有：剑、钺、矛、镞、锄及五铢钱；另在该县的敦寨龙池冲湾(太阳湾)淘出较多的唐宋时期钱币，有“开元通宝”、“元丰通宝”、“政和通宝”、“熙宁通宝”…等lu。以上文物线索若说是属“零星发现”或归“偶然”之列，那如今在相距上述地点数十公里，仍为清水江畔的地区又获得如此较多且极珍贵的金属文物，这不能不使我们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省博物馆和省考古研究所、省文保中心已将此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已于2004年夏季配合“清水江电站”项目建设部门，对清水江流域进行了初步的踏勘，在天柱县巨塘村二组刘永宽和瓮洞镇尖山村胡宏炳处亦征集到数件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器。同时，拟定近期将再次对该江流域进行更为系统的、全方位的、科学的文物考古工作。为此，笔者又两次亲临该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数据，力求为揭开该地的古代史迷，冲破“贵州东南部无早期(汉以前)文物、遗址或墓葬”的思想桎梏，从而翻开贵州考古新的一页。
器物年代与文化属性 此次所获文物，决大部分为青铜兵器，它们有着极具民族文化内涵的造型特征及文化属性。有的器型分别与省内其它地区及周边省市同类器物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而有的器型又独具特色，既于全国范围内所首见或少见。因此，我们以考古学中的器物对比法，对其进行年代上的界定。如：靴型钺、袋形钺及铲形钺[图1]，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湖南株州、邵阳、零陵、凤凰等地均有出土，其中袋形钺在贵州黔西南的普安、兴义等地曾多次有所发现，器形较之略大且钺身多铸有“”或“”形符号，制作工艺亦较湖南钺精制。它们除在贵州及湘西一带有发现外，至今似不见他省有所报道。其年代据诸省专家考证，均为战国——西汉年间。平背钺则是至今国内首见之物，考其铸造工艺、造型风格及合金成分，其年代亦与前相当。
矛和箭镞在这批青铜器中占的比例较大，其中“多耳矛”、“曲刃矛”、“V骹矛”以及“羽形箭镞”等器物的造型均极富特色，除曲刃矛在我省黔西南州的兴义、安龙及锦屏县亮江有少量发现外，余皆为省内所首见，国内亦未见报导[图2]。
柳叶形剑在四川出土较多，是古巴属文化中的典型器之一，关键在于以前所发现的柳叶剑，一般在剑尾[茎]部均有1——3个穿[孔]，但从未发现过剑茎套。因此，在言及其作用时，众说纷纭。有说是系绳所用，有说是为必要时加长剑身所设，也有说是供镶剑茎而作……。但终不见其剑茎部位的实物出土，估计当时有可能是木、竹或麻类质地所制成，故而不易流传下来。天柱所出这柄剑及剑茎套，解决了这一问题，让我们的的确确地见到了这类剑的青铜茎套是为何物，并知道了它们之间的套合方式，即当剑尾部插人茎套后，两者的双孔刚好吻合。由于其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均属上乘精品，在全国众多的同类剑中并不曾相见，因此有着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图3]。四川剑的年代多定为春秋一战国时期，那么天柱的柳叶形剑其年代亦不至其后。
鉴于对上述文物进行器物学比较，将天柱所出青铜兵器的年代划归在战国——西汉之际当无大误。而它们的文化属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侧当分属各个不同的文化范畴，其中以“柳叶形”剑为代表的器物，虽四川、云南、贵州的同期器物中均有出现，但总的说来应归属于“巴蜀文化”之列，而以“楚式剑”为代表的同类器，则无疑是“楚文化”之物[图4]、至于几种类型的销、多耳矛和曲刃矛等，笔者认为，可基本界属这一时期贵州“古夜郎”文化范畴的器物风格。它与邻省的诸文化，当是一种齐名共存的关系。其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较多出现，无疑为研究夜郎及西南夷文化掀开了新的一页，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本次所获文物及相关线索，对贵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而言，无疑受益匪浅。以往史学和考古学界，在言及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时，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和考古实物的欠缺，均令人颇感迷惑，似乎此地为人迹罕至之区。通过这次对所获文物的整理研究，使我们对黔东南地区的清水江下游之地形地貌、历年来出水的文物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此，笔者就自身之拙见，以这批文物来结合文献记载，作几点推测，以求方家共同探讨。
历史沿革 考天柱县历史沿革，夏禹贡时为荆州(属楚之范围)之界，周时楚之西南境，春秋战国时屑楚巫黔中地，秦昭囊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夺楚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4年)，置象郡镡成县(地靠湖南通道、广西三江及贵州黎平一带)，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辖镡成(城)县、无阳县、辰阳县。西汉元风五年(公元前76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舸”二郡，镡成县改隶武陵郡。在贵阳师范学院编的《贵州古代史》一书中提及黔东南地区时云：“荆州西南裔，泛称南蛮或荆蛮”，并分别说：“北起今沿河，中经印江、石阡。三穗等县，南迄榕江，这一线以东地区为楚国西南境，名叫‘黔中’”；战国对期“…从沿河至榕江以东，仍为楚国的黔中地，一度曾为秦国的黔中郡”。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一书中第二章《悠久的历史》第二节《建置沿革》部分云：“今黔东南辖地，…战国时期分属于大夜郎国和黔中地”。汉归牂舸郡，梁、唐、宋又当诚州所辖，即今之靖州也。明洪武25年(公元1392年)置天柱守御千户所，万历25年(1579年)改置天柱县，别号“凤诚”。崇帧10年(1637年)县址迁据龙塘，改曰龙塘县，崇帧17年(1644年)迁县治雷寨。清顺治9年(1652年)县治迁回故址，复名天柱县。
另外，我们再从史籍中引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庄(足乔)王滇”和时秦楚为争夺黔中地而暴发的战争 之例，来印证湘、黔交界地段的历史。庄(足乔)其人，为战国时期楚国一员大将，楚顷襄王时(前298-前263年)，率兵人滇称王。论及西征路线，史学界众说纷纭，概括为--：一是由楚都荆州(湖北江陵)沿长江进乌(延)江人贵州抵云南；二是由荆州过洞庭湖，顺沅江而上，进贵州清水江抵云南。《华阳国志一南中志》载：“(楚)将军庄(足乔)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足乔)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脐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足乔)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怀王三十年(前299年)，秦又攻楚…秦因执楚怀王，逼楚割巫、黔中之郡”。“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楚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攻秦，秦闻之，发兵攻楚，伐楚黔中…。”《史记——苏秦列传》云楚威王时(前339－前329)：“楚，天下疆国也…西有黔中巫郡…”。同书中的《秦本纪》云：“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另《汉书》、《后汉书》、《太平御览》等书也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无疑说明一个问题，即早在春秋战国时，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即已居住着古先民，并且与外界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族属推测 如今天柱县全称为“贵州省天柱苗族侗族自治县”。由名而知，它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据《贵州省志——民族志》第一篇“苗族”篇载，尧、舜、禹时，九黎部落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聚居洞庭、鄱阳湖和汶山、衡山一带，并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抗争。后败于禹的征伐，大部分族人避人山林沼泽，除少部分向西北的陕甘地区迁移外，大部分都是向西南山区迁徙，因原曾居住于楚之腹地，又是战败民族，故而被冠以“荆蛮”或“髦”、“鬃”等称谓。战国时，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实行变法——遂以武力“南并蛮”、“越”，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又一次扶老携幼大量西迁至人迹稀少的武陵山区，正是黔东和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战国末年，秦、楚顷力争夺黔中地(汉以后的武陵郡)，至使战争连绵，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武陵山区苗人又遭冲击，有的被吞并，有的融合或与其它民族杂居，于是后来的史籍既有将黔、湘、桂毗邻地带的侗族称为“洞(侗)苗”、“侗家苗”的。如《黔南识略》卷13清江厅、卷21黎平府等处，即将“峒(侗)人”归为“苗”，称“峒(侗)苗”。明嘉靖田汝成在《炎徼纪闻》卷4中说：“峒人，一曰洞蛮，散处胖舸，潕溪之界，在沅者尤多”。解放后。才正式定名为“侗族”。
另外，我们再从以上所举数例器物与周边省份比较结果看，其中除一部分器形可归至邻省的楚、巴、蜀及滇文化的国属民族中，而另一部份器物，如：靴形钺、袋形钺、铲形钺及曲刃矛等，风格却与之炯然不同，当属本地土著民族典型的文化遗风。也就是说，它们的主人是同一时间内曾在一起生活或接触过的、有不同文化风格的群体。进而可推测，正是由于这批器物绝大部分是青铜兵器，时代又相同，且分属不同的文化风格，故极有可能与史料所载的战国时期“吴起变法”、“庄脐率兵王滇”之事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其文物的族属问题尚不能做一个一概而言的结论。它们当分属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范畴，只是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使它们聚在一起，这种聚合，不该是民族迁徙或民族融合，9－－而是战争!如若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这批文物的主人，应当是各军队的一般将士，而非定居的群体，只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使他们在该地作了短暂的停留。因此，他们在阵亡后不会、也不可能让其建造具有一定规模的墓土，只能是挖一个土坑墓草草埋葬，又因为这些土坑墓多位于沿江两岸，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每逢洪水上涨即冲掉一层泥土，如此反复，最终洪水破坏掉整个墓室，至使随葬器物落入江中；另外，器物中还有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在譬如庄(足乔)西征“溯沅水上…会秦击夺巴、黔中郡”等水战中直接落入水中的，所以在采访中获悉，有的器物是当地群众在扛两边缘水下所得，而有的器物却是在江中心水下所得。因此建议我们的文物考古部门，在对此事提上议事日程之际，鉴于贵州文物较少和力争早日摸清“夜郎文化”史貌时，实在是有必要、有责任尽快对该地做一番规范而系统的调查试掘工作，或许能弄清某一历史事件，早日寻觅回已被尘风淹没的、失落的文明，为贵州考古工作多一项重大突破，使我省考古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 俞 菲
关键词：贵州天柱 战国——西汉 青铜兵器 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6)03—96—4
2003年至2005年间，贵州省凯里市叶常明先生先后向省博物馆交售了一批青铜器，共计80余件，其中大部分为兵器，有戈，矛，剑，钺，镞等。经鉴定，这批器物当包括古代楚、巴、滇及本省的土著民族文化风格而聚之，它们既相互受着影响，又独具自身之特点，其时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同时得知，类似文物在当地不少群众手中均有所藏，初步估计，约有数千件之多，并且有相当大一部分陆续流散外省。究其出处，均系当地群众于枯水季节在附近的清水江畔淘沙金所获。经析，此情况较为属实，因为穿越黔东南自治州的清水江流域(含天柱、锦屏等县)，自古至今当地村民在江中淘金已蔚然成风，由此“队伍”愈发壮大、设备亦日渐先进，此其一；其二，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赴该地进行古遗存考察时，曾亲眼目睹过淘金之“盛况”，并同时见到所淘出的文物。如：1989年底锦屏亮江三江镇平金村民吴恒武等人，在乎金电站水坝下游的牛圈塘淘金，于河床6米深处发现青铜兵器及生产工具共10余件器物。有：剑、钺、矛、镞、锄及五铢钱；另在该县的敦寨龙池冲湾(太阳湾)淘出较多的唐宋时期钱币，有“开元通宝”、“元丰通宝”、“政和通宝”、“熙宁通宝”…等lu。以上文物线索若说是属“零星发现”或归“偶然”之列，那如今在相距上述地点数十公里，仍为清水江畔的地区又获得如此较多且极珍贵的金属文物，这不能不使我们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省博物馆和省考古研究所、省文保中心已将此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已于2004年夏季配合“清水江电站”项目建设部门，对清水江流域进行了初步的踏勘，在天柱县巨塘村二组刘永宽和瓮洞镇尖山村胡宏炳处亦征集到数件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器。同时，拟定近期将再次对该江流域进行更为系统的、全方位的、科学的文物考古工作。为此，笔者又两次亲临该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数据，力求为揭开该地的古代史迷，冲破“贵州东南部无早期(汉以前)文物、遗址或墓葬”的思想桎梏，从而翻开贵州考古新的一页。
器物年代与文化属性 此次所获文物，决大部分为青铜兵器，它们有着极具民族文化内涵的造型特征及文化属性。有的器型分别与省内其它地区及周边省市同类器物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而有的器型又独具特色，既于全国范围内所首见或少见。因此，我们以考古学中的器物对比法，对其进行年代上的界定。如：靴型钺、袋形钺及铲形钺[图1]，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湖南株州、邵阳、零陵、凤凰等地均有出土，其中袋形钺在贵州黔西南的普安、兴义等地曾多次有所发现，器形较之略大且钺身多铸有“”或“”形符号，制作工艺亦较湖南钺精制。它们除在贵州及湘西一带有发现外，至今似不见他省有所报道。其年代据诸省专家考证，均为战国——西汉年间。平背钺则是至今国内首见之物，考其铸造工艺、造型风格及合金成分，其年代亦与前相当。
矛和箭镞在这批青铜器中占的比例较大，其中“多耳矛”、“曲刃矛”、“V骹矛”以及“羽形箭镞”等器物的造型均极富特色，除曲刃矛在我省黔西南州的兴义、安龙及锦屏县亮江有少量发现外，余皆为省内所首见，国内亦未见报导[图2]。
柳叶形剑在四川出土较多，是古巴属文化中的典型器之一，关键在于以前所发现的柳叶剑，一般在剑尾[茎]部均有1——3个穿[孔]，但从未发现过剑茎套。因此，在言及其作用时，众说纷纭。有说是系绳所用，有说是为必要时加长剑身所设，也有说是供镶剑茎而作……。但终不见其剑茎部位的实物出土，估计当时有可能是木、竹或麻类质地所制成，故而不易流传下来。天柱所出这柄剑及剑茎套，解决了这一问题，让我们的的确确地见到了这类剑的青铜茎套是为何物，并知道了它们之间的套合方式，即当剑尾部插人茎套后，两者的双孔刚好吻合。由于其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均属上乘精品，在全国众多的同类剑中并不曾相见，因此有着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图3]。四川剑的年代多定为春秋一战国时期，那么天柱的柳叶形剑其年代亦不至其后。
鉴于对上述文物进行器物学比较，将天柱所出青铜兵器的年代划归在战国——西汉之际当无大误。而它们的文化属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侧当分属各个不同的文化范畴，其中以“柳叶形”剑为代表的器物，虽四川、云南、贵州的同期器物中均有出现，但总的说来应归属于“巴蜀文化”之列，而以“楚式剑”为代表的同类器，则无疑是“楚文化”之物[图4]、至于几种类型的销、多耳矛和曲刃矛等，笔者认为，可基本界属这一时期贵州“古夜郎”文化范畴的器物风格。它与邻省的诸文化，当是一种齐名共存的关系。其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较多出现，无疑为研究夜郎及西南夷文化掀开了新的一页，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本次所获文物及相关线索，对贵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而言，无疑受益匪浅。以往史学和考古学界，在言及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时，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和考古实物的欠缺，均令人颇感迷惑，似乎此地为人迹罕至之区。通过这次对所获文物的整理研究，使我们对黔东南地区的清水江下游之地形地貌、历年来出水的文物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此，笔者就自身之拙见，以这批文物来结合文献记载，作几点推测，以求方家共同探讨。
历史沿革 考天柱县历史沿革，夏禹贡时为荆州(属楚之范围)之界，周时楚之西南境，春秋战国时屑楚巫黔中地，秦昭囊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夺楚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4年)，置象郡镡成县(地靠湖南通道、广西三江及贵州黎平一带)，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辖镡成(城)县、无阳县、辰阳县。西汉元风五年(公元前76年)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舸”二郡，镡成县改隶武陵郡。在贵阳师范学院编的《贵州古代史》一书中提及黔东南地区时云：“荆州西南裔，泛称南蛮或荆蛮”，并分别说：“北起今沿河，中经印江、石阡。三穗等县，南迄榕江，这一线以东地区为楚国西南境，名叫‘黔中’”；战国对期“…从沿河至榕江以东，仍为楚国的黔中地，一度曾为秦国的黔中郡”。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一书中第二章《悠久的历史》第二节《建置沿革》部分云：“今黔东南辖地，…战国时期分属于大夜郎国和黔中地”。汉归牂舸郡，梁、唐、宋又当诚州所辖，即今之靖州也。明洪武25年(公元1392年)置天柱守御千户所，万历25年(1579年)改置天柱县，别号“凤诚”。崇帧10年(1637年)县址迁据龙塘，改曰龙塘县，崇帧17年(1644年)迁县治雷寨。清顺治9年(1652年)县治迁回故址，复名天柱县。
另外，我们再从史籍中引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庄(足乔)王滇”和时秦楚为争夺黔中地而暴发的战争 之例，来印证湘、黔交界地段的历史。庄(足乔)其人，为战国时期楚国一员大将，楚顷襄王时(前298-前263年)，率兵人滇称王。论及西征路线，史学界众说纷纭，概括为--：一是由楚都荆州(湖北江陵)沿长江进乌(延)江人贵州抵云南；二是由荆州过洞庭湖，顺沅江而上，进贵州清水江抵云南。《华阳国志一南中志》载：“(楚)将军庄(足乔)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足乔)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脐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足乔)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怀王三十年(前299年)，秦又攻楚…秦因执楚怀王，逼楚割巫、黔中之郡”。“顷襄王十八年(前281年)，楚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攻秦，秦闻之，发兵攻楚，伐楚黔中…。”《史记——苏秦列传》云楚威王时(前339－前329)：“楚，天下疆国也…西有黔中巫郡…”。同书中的《秦本纪》云：“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另《汉书》、《后汉书》、《太平御览》等书也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无疑说明一个问题，即早在春秋战国时，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即已居住着古先民，并且与外界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族属推测 如今天柱县全称为“贵州省天柱苗族侗族自治县”。由名而知，它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据《贵州省志——民族志》第一篇“苗族”篇载，尧、舜、禹时，九黎部落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三苗”，聚居洞庭、鄱阳湖和汶山、衡山一带，并与尧、舜、禹为首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抗争。后败于禹的征伐，大部分族人避人山林沼泽，除少部分向西北的陕甘地区迁移外，大部分都是向西南山区迁徙，因原曾居住于楚之腹地，又是战败民族，故而被冠以“荆蛮”或“髦”、“鬃”等称谓。战国时，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实行变法——遂以武力“南并蛮”、“越”，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又一次扶老携幼大量西迁至人迹稀少的武陵山区，正是黔东和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战国末年，秦、楚顷力争夺黔中地(汉以后的武陵郡)，至使战争连绵，秦昭王时，令“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武陵山区苗人又遭冲击，有的被吞并，有的融合或与其它民族杂居，于是后来的史籍既有将黔、湘、桂毗邻地带的侗族称为“洞(侗)苗”、“侗家苗”的。如《黔南识略》卷13清江厅、卷21黎平府等处，即将“峒(侗)人”归为“苗”，称“峒(侗)苗”。明嘉靖田汝成在《炎徼纪闻》卷4中说：“峒人，一曰洞蛮，散处胖舸，潕溪之界，在沅者尤多”。解放后。才正式定名为“侗族”。
另外，我们再从以上所举数例器物与周边省份比较结果看，其中除一部分器形可归至邻省的楚、巴、蜀及滇文化的国属民族中，而另一部份器物，如：靴形钺、袋形钺、铲形钺及曲刃矛等，风格却与之炯然不同，当属本地土著民族典型的文化遗风。也就是说，它们的主人是同一时间内曾在一起生活或接触过的、有不同文化风格的群体。进而可推测，正是由于这批器物绝大部分是青铜兵器，时代又相同，且分属不同的文化风格，故极有可能与史料所载的战国时期“吴起变法”、“庄脐率兵王滇”之事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其文物的族属问题尚不能做一个一概而言的结论。它们当分属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范畴，只是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使它们聚在一起，这种聚合，不该是民族迁徙或民族融合，9－－而是战争!如若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这批文物的主人，应当是各军队的一般将士，而非定居的群体，只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使他们在该地作了短暂的停留。因此，他们在阵亡后不会、也不可能让其建造具有一定规模的墓土，只能是挖一个土坑墓草草埋葬，又因为这些土坑墓多位于沿江两岸，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每逢洪水上涨即冲掉一层泥土，如此反复，最终洪水破坏掉整个墓室，至使随葬器物落入江中；另外，器物中还有一部分很可能就是在譬如庄(足乔)西征“溯沅水上…会秦击夺巴、黔中郡”等水战中直接落入水中的，所以在采访中获悉，有的器物是当地群众在扛两边缘水下所得，而有的器物却是在江中心水下所得。因此建议我们的文物考古部门，在对此事提上议事日程之际，鉴于贵州文物较少和力争早日摸清“夜郎文化”史貌时，实在是有必要、有责任尽快对该地做一番规范而系统的调查试掘工作，或许能弄清某一历史事件，早日寻觅回已被尘风淹没的、失落的文明，为贵州考古工作多一项重大突破，使我省考古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 俞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