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看了不少莫言的作品。起因是莫言和村上春树去年曾在诺贝尔文学奖擂台上“打擂”的关系。说实话，直到“打擂”结果即将公布那一刻，日本自不必说，即使中国本土，也好像有不少人更倾向于相信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而我作为中国大陆的村上作品简体中文版主要译者，在那一时刻也因之处于微妙的立场——采访接连不断，问我更希望哪一位获奖。不用说，村上君获奖对我有些实际好处。他获奖了，我固然瓜分不到奖金，但拙译肯定卖得更火，可有若干白花花银两进账。但去年不同，去年有同胞兼半個山东老乡莫言登台亮相。于是最后我这样回答：莫言和村上哪位获奖我都欢喜我都衷心祝贺。若村上获奖，我作为译者脸上有光；若莫言获奖，我作为同胞脸上有光。结果不用说，我作为同胞脸上有光了。
　　不料，仍有媒体穷追不舍，问我为什么莫言获奖了而村上没有获奖。这促使我陆陆续续看了若干莫言作品和相关文献资料。看了《蛙》《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结果惊讶地发现，莫言与村上看似截然有别，一个是挥舞光闪闪的镰刀光膀子割红高粱的壮汉，一个是斜举着鸡尾酒杯眼望窗外烟雨的绅士。但这终究是表层，而若深挖下去，就能发现两人的根子是有不少连在一起的。
　　比如关于“善恶中间地带”。1955年出生的莫言十一岁就赶上了1966年爆发的“文革”。“文革”十年一个显著特征是同传统的中庸之道彻底决裂，非敌即友，非左即右，非善即恶，决不含糊，决无妥协和折衷。大约出于此种状况下的个人痛切体验和深刻反思，莫言作品从早期的《红高粱》开始就溶解了这种善恶对立的世界观，超越爱憎分明的阶级意识，在善与恶之间开拓出广阔的中间地带。《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不分土匪、国军还是共产党人，对他们留下的孩子一视同仁。《生死疲劳》甚至为地主翻案，让地主西门闹投胎为驴、牛、猪、狗等来到人间巡视和抗议。这意味着，作者超越了自己的“中农”阶级属性，转而怜悯地主，质疑和反思土改运动中消灭地主以及乡绅阶层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那部中篇小说中，右派朱总人居然成了最受尊崇的高人：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球，八千米长跑比赛，原本跑在最后面的这名右派最后成了第一名！《蛙》同样是这一善恶认识的实践。作为妇科医生，主人公“姑姑”曾给无数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
　　莫言在《蛙》代序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表示：“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2012年12月7日他以《讲故事的人》为题在瑞典学院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同样的观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村上春树显然有类似的善恶观。他说：“归根结底，善恶这东西并非绝对性观念，而是相对概念。有时候甚至整个换位。”在长篇小说《1Q84》中村上进一步借教主（Leader）之口表明：“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
　　实际上《1Q84》的情节也是在善恶中间地带或模糊地带向前推进的。例如青豆及老妇人的谋杀行动，既有惩罚虐妻男人的善，又有擅自剥夺公民生命的恶；天吾对小说《空气蛹》的加工修改，既有出于朋友情谊和艺术冲动的常识之善，又有戏弄公共欺骗社会的违法之恶。甚至奸淫少女的教主的恶行也因其狡辩而变得暧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