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我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属的苏东研究所被派到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先在政治处，很快调到文化处，担任二等秘书（三等秘书以上属于外交官序列）。
　　中国和联邦德国1972年10月建交，但文化交流并不广泛。1979年10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根舍在波恩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这个协议签订以后，文化交流才真正多了起来。1979年10月，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率领的柏林交响乐团一行220人来华演出，引起轰动。访华前，我去拜访过卡拉扬。1980年，话剧《茶馆》到联邦德国、法国、瑞士三国十多个城市巡回演出，历时50天，是新中国话剧历史上第一次出国演出。我为这次演出做了部分准备工作。
　　1981年，中国京剧院派出70多人的演出团，首次参加了科隆的“世界戏剧节”，并于6月下旬到7月中旬在西德各地和瑞士巡回演出。我参与了长达半年的筹备工作，并在西德的演出中全程陪同，至今记忆犹新。

筹备工作几经周折

　　事情的起因是，听说我在为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寻找合适的项目，我的德国朋友，波恩大学社会学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施瓦策尔向我推荐了当年将在科隆举行的“世界戏剧节”。这是当时欧洲颇有影响的文化戏剧活动，他介绍我去同世界戏剧节组委会秘书长维特曼谈谈。
　　维特曼告诉我，欧洲是世界古典和现代戏剧发祥地，参加世界戏剧节的有多国艺术家、文化人和各种剧团。如果有中国京剧团参加，一定能增加戏剧节的光彩。我感觉，利用戏剧节弘扬中国传统京剧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欧洲人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敬慕之心，这可以让西方看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在恢复传统文化上的决心和行动。
　　按照《文化合作协定》，两国文化部门每年要签订年度文化交流协议。经过谈判，我代表使馆文化处，以中国文化部的名义和德国外交部（德国联邦政府没有文化部，只有外交部文化处）签订了协议，把参加戏剧节列入交流项目。
　　两国政府文化交流管理体制不同，中国由文化部负责，德国外交部只负责签协议，具体事务都由戏剧节组委会按照商业规则进行。中方负担国际机票和演出人员补贴，其余费用都由德国演出公司出。德方到中国的交流项目也是同样的。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再次感到德国人的严谨和“抠门”。所有细则都要列入合同，一切按合同执行。如后来有的中方演员生病了，因为此项没有列入合同，看病的费用德方就不肯出。
　　从国内的出访角度考虑，希望能多去一些国家。一开始考虑去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四国巡回演出，但由于戏剧节的时间是夏季，这是西方人的休假季节，法国和意大利没谈成。而维特曼从商业角度考虑，总想尽可能多地安排演出场次，以增加门票收入。所以，除了科隆戏剧节三天外，其他城市的巡演都是大城市两天、小城市一天，从南到北来回跑。
　　中国京剧院当时有三个团，出国演出这样的好事，一开始都争着来，但一听说是这样紧张的演出安排，又不想来了。维特曼对中方的反复很不适应，我夹在中间，只能两边做工作。好在国内总算同意了这样的安排，最后决定由京剧院一团来德国演出。
　　德方需要中方提供演出剧目和剧照等，以订剧场、制作海报和节目单，但左催右催催不来。按照国外的习惯，大城市的歌剧院通常提前一年半就预定出去了。举办世界戏剧节的科隆，剧场更是紧俏。等到终于可以订的时候，科隆大剧院已经订不上了，只好订科隆体育馆了。
　　1981年4月，国内派了3个人来打前站，一个负责舞美的，一个负责音响的，还有一个是文化部的翻译老洪。
　　老洪我早就认识了。文革前，他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100多人来华演出。我作为北京外语学院德语系的大学生，被借调到对外文委，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认识了老洪。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常常碰到。
　　打前站的小组带来了剧照和剧目等。剧目要翻译成德文，还要印刷。照片很粗糙，但德国人的修片技术很好，做出来的海报效果不错。海报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中国京剧团来了！”我说：这么简单啊？对方说：越简单越好呢。后来果然效果不错。所有演出场所的票，全都售罄了。
　　我开车带着打前站的3个人，沿着演出路线，看场地、订食宿和安排交通工具。准备工作极其繁琐，好在都一一落实了。

“京剧文戏接近于欧洲古典歌剧”

　　代表团一共70多人，50多个演员，20多个工作人员。除杨春霞60年代到西德演出过，其他演员都是第一次来德国。

　　第一天到德国，演员们坐在宾馆大堂等候入住时，几个演花脸的演员摘下帽子，齐刷刷的五六个大光头，引人注目。后来熟了，他们告诉我，早就给团里打了几次报告，申请买假发，团里都说没钱，不给买。
　　中国京剧院带来了三套节目，轮流演出。武戏有《大闹天宫》《野猪林》《虹桥赠珠》《档马》《三岔口》等，文戏有《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秋江》《拾玉镯》等。
　　本来订体育馆是无奈之举，但后来意外发现它的好处。相比歌剧院，体育馆能容纳更多的观众;歌剧院除了幕间外不能鼓掌，在体育馆却可以尽情地跺脚、拍凳子、叫好，气氛热烈。
　　三场演出，2700个座位的体育馆每天座无虚席。几百名观众从外地赶来，买不到票，就站在门口不走。我跟德方商量，卖站票给他们，凡事一板一眼的德国人就是不同意。后来我让人悄悄打开侧门，放了一些观众进来，让他们在后台看演出。
　　压轴戏往往是袁世海和杨春霞合演的《霸王别姬》。袁世海戏一完还来不及卸妆，就在后台被观众和记者团团围住了。看到德国观众这么热情，他很惊喜。应大家要求，他简略讲述了8岁从艺以来近60年的舞台生涯。 　　他还乘此机会征询意见，问京剧文戏能不能被欧洲观众所接受。一位德国戏剧研究者说：“有些观众喜欢武打戏的热闹场面、高难度技巧和精确配合，但是很多人会更喜欢文戏，因为欧洲观众有观看歌剧的传统，而京剧文戏接近于欧洲古典歌剧。”一位戏剧家说：“不仅如此，中国京剧对德国现代戏剧有不小影响。如京剧中的‘间离效应’‘写意’和‘象征性手法’，都被德国戏剧所借鉴。京剧《赵氏孤儿》曾被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改编为一出德国剧。”一位德中协会的负责人说：“我尤其喜欢《霸王别姬》。这个取材于历史故事的戏，有英雄与美人，虽失败却有英雄气概，伴有优美的歌唱、念白与舞蹈，情节动人，很像欧洲的古典歌剧，欧洲人会喜欢的。”还有一位德国朋友说：“德国人看歌剧同中国人听京剧是一样的，都在‘听’，在于欣赏，在于心灵的纯净。我还希望能看到京剧的整本戏。”这些话让他十分高兴，约我当晚到他那里去坐坐。
　　当晚，我如约到袁世海住处去。他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1974年8月的一天傍晚，他和3位京剧老演员接到通知，到周恩来那里去谈谈。坐下后，周恩来热情地说，白天没有空，晚间趁吃晚饭时请你们到这里来，略备些菜，我做了些狮子头，请大家尝尝，随便谈谈。
　　周恩来说，自己也是一个戏迷，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戏，喜欢看家乡的越剧，也喜欢各个地方的戏。席间，他提出了京剧文戏能否走出去的问题。他说，现在出去演出的都是京剧武打戏。有人告诉他，文戏出去外国人听不懂看不懂，可能站不住脚。“京剧外文翻译为‘Peking opera’很准确的，‘opera’是歌剧的意思，京剧文戏同西方歌剧是十分相近的，当年梅兰芳先生出国演出引起轰动也是京剧文戏啊。你们是行家，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是否合适，还要拜托各位做些试验。”
　　袁世海告诉我，这次来德国，就是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做个试验。“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朋友们的称赞说明了这个试验是够成功的。”

14天跑7个城市

　　京剧团除参加科隆的世界戏剧节外，还进行了巡回演出。70多人分乘两辆大巴，大使馆派了一辆小车，维特曼等人开另一辆车，还有拉道具的皮卡、送饭的小车，组成一个车队。德国公司雇了两名翻译，中国文化部派了5名翻译。
　　巡回演出一共14天，要跑7个城市。每天上午8时开始排练，晚上演出。下戏后吃饭，装车，赶路。赶到另一个城市时，往往是凌晨一两点钟了。日程很紧，连日奔波。
　　这么大一支队伍，住宿就是件麻烦事。小城市没有能住下所有人的大饭店，只能分住两三家饭店，甚至需要到另一个城市住宿。有的地方，只能两人挤一张大床，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
　　吃饭也是大问题。京剧演出的惯例是，演员上台前先吃点心，但不能吃饱，演出结束后再吃正餐。散场后一般晚上10点了，再乘车去中餐馆，吃完就夜里12点多了。由于时差、疲劳，菜品油腻，演员们胃口都不好。有的演员就不想出去吃饭。后来，改为晚餐也跟演出前的点心一样叫外卖了。
　　剧团里最为忙碌和受人尊敬的当数袁世海了。他演出时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没什么行政职务，但总有一帮年轻人围着他，请他指教。他待人彬彬有礼，说话总是不离“您辛苦了！”他还有一个习惯，每场演出后要我帮他翻译，征求德国观众的意见。
　　首场演出后，他在后台征询意见，一位德国观众说，《霸王别姬》演出很成功，但对时代背景不清楚，如楚霸王为什么听到“楚歌”就心中慌乱，“四面楚歌”是什么意思。他听后立即对我说，戏的背景都要用简短文字交代清楚，让人看得懂、听得懂。
　　几位演员告诉我，舞台监督曹韻清是位老演员，经验十分丰富，现在不演戏了，成为舞台监督，实际上是“导演”（因京剧团未设有导演一职），威信很高，是全国能压得住阵脚的人。于是我在每场排练和演出前都去征询他的看法和意见。
　　冯志孝是袁世海的弟子，他每天起得很早，练嗓子，或一个人静静思考。他演戏十分认真，也善于思考和出点子。有一次我同他谈到外国观众对戏的背景和人物不太熟悉，他当即提议，在报幕时先让主要演员出来“亮相”，给观众作一个简单介绍。后来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两座小城

　　京剧团在萨尔布吕肯、迈因兹等大中城市演出后，抵达了希尔特斯海姆。
　　希市是一个小城，紧靠汉诺威。我曾提出异议，问维特曼为什么安排在这样的小城演出，他双手一摊说，没有办法呀，本来是考虑在汉诺威，但那里的歌剧院在一年多之前就订满了，你们三个月之前才确定来，两星期之前才告诉我剧目和剧照，真的是无法安排。他眨眨眼睛说，吴先生你放心，我已在汉诺威市中心贴了演出的海报，希市歌剧院是一流的，演出一定成功。他还说，现在中国珍宝展也在希市展出，出现了“中国热”，市长同我谈过，市政府愿意出些赞助，演出一定会十分成功的。
　　果然如维特曼所说，希城歌剧院虽然不大，但装饰和设备特别是音响都是一流的。剧场经理十分高兴地对我说，票很快就卖完了，我们准备加座，这是前所未有的。经理还准备了一大批饮料和巧克力送给全团。
　　同科隆体育馆演出完全不同，来看戏的大多是中老年人，男士们穿着黑色礼服，夫人们则佩戴着最好的珠宝首饰，穿着十分讲究和华丽，举止彬彬有礼。面对热情的观众，袁世海和杨春霞在演出《霸王别姬》后多次谢幕，并加演了几段。
　　巡回演出的另一站也是一个小城，叫波勃林根，在斯图加特附近。这是奔驰汽车厂的所在地，所以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参观奔驰厂。德国大企业都有文化情结，参与或赞助文化活动是其“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赞助企业的名字并不会出现在演出海报上和演出场地中，也没有企业家上台致词之类的做法，仅是一种单纯的参与而已。
　　这天晚上演出时，天气特别闷热。剧场没空调，场间，穿着戏服的演员都到剧场侧门外的平台上透气。这天演的是第二套节目，杨春霞的戏份很少，只演宫女。她跟我开玩笑：“今天可轻松了，不用‘自杀’了。老吴，我真倒霉，两场戏都要‘自杀’，一个是虞姬，一个是林冲娘子。” 　　这时，来了三个年轻的外国小伙子，傻傻地看着。一个青年问，她们是什么人？我说是宫女。另一位说：“我怎么会在这里看见中国宫女，是做梦吧！”原来这三个人是附近的美军基地的士兵。冷战时，德国是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前沿，有不少美军基地。这些美国大兵平时只能待在基地里，出来只能穿便衣。
　　他们拉着我说，能否请漂亮的中国宫女到附近的咖啡馆喝杯咖啡，只要15分钟就行。我说，他们是演员，要演戏，绝对不行。他们又说，那么散戏后可否请她们去散步。我说，这也不行，散戏后我们要赶路，到另一城市去演出。正在这时，出来了几位大花脸，他们一见，吓了一跳，马上溜走了。
　　戏散场后，照例是将服装、道具和设备装箱，搬到大车上去。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动手，名角也不例外。这时三个美国大兵又出现了，请求一起搬东西，我答应了。他们边搬边哼着歌，十分卖力。装完车，他们请求同“宫女”拥抱告别。我说不行，你们可以鞠躬告别。于是他们鞠了一个躬，肩搭肩唱着歌走了。

处理“伙食尾子”

　　抵达汉堡时，已接近巡回演出的尾声，第二天又没演出，大家心情很轻松。这天下戏后，就全团外出，在亚洲饭店就餐。
　　老板是扬州人，擅做淮扬菜，菜比较清淡可口，大家都吃得很满意。袁世海当场现编词儿，唱了一段京剧，又是合影留念，老板非常高兴，我趁机要他打折，他同意了。
　　那几年使馆经常接待国内来西德访问的代表团和人员。国门初开，都想到发达国家看看，文化处是最忙的。出国团体都要吃中餐，因此我对各地的中餐馆都熟门熟路，一般都能拿到比较大的优惠。这次也是这样，预算中的伙食费省下来了不少。
　　这事不知怎么让演员知道了。他们找到我说：老吴，我们省下的钱，应该分给我们啊。团里领导为此开了会，会上有两种意见，要我表态，我说我无授权，无法表态，但大家很辛苦，这我都看到了。而且据我所知，“伙食尾子”分给大家，似乎是从延安时期就有的一种传统。不过这仅是我的个人看法。
　　后来团里到底还是把这笔款子分了。为这事，我还挨了使馆参赞的批评，要我作检讨。其实当时团员的补贴很少，记得一天只有几个马克。攒下来的钱，好的收音机买不起，只能买一种砖头样的收录机。
　　除了这次京剧团的访问，我印象很深的文化交流项目还有一次电影交流。中方推荐了《牧马人》等影片。德方也推荐了一批片子，让我去挑。其中一部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龚特·格拉斯小说改编的、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锡皮鼓》。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它用象征手法，从民族心理入手，让人反思，这个产生了贝多芬、马克思的民族，为什么会产生了希特勒？但国内审查没有通过，因为里面有欢呼希特勒的镜头，还有裸体镜头。国内要求剪辑，德方坚决不同意，说这是艺术，所以只能放弃了。后来这部片子如何引进的，我就不清楚了。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