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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几乎一夜之间把中国的乡土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坛之巅。
“乡土文学哪里寻？山东高密东北乡。”这是山东高密人最感自豪的一句口头禅。“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家乡。
反复出现在莫言作品里的“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几年前，一批文学青年曾结伴游览高密，只为亲身感受莫言笔下的风物人情。看到一些和小说里相符的场景，他们会激动不已：“这是当年《红高粱》里的那块地，这是《丰乳肥臀》里提到的，这是《蛙》里写过的……”
高密这片典型的中国北方乡土，滋养了莫言两个生命：自然的和文学的。
想当作家，只是为了不挨饿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原名管谟业。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没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也不知从哪一年起，莫言萌生了写作的念头。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那个年代，当兵是男孩子的最高理想。经过4次报名，1976年，莫言终于如愿参了军。在站岗放哨时，虽然莫言保持着挺拔笔直的身姿，但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写小说的事。３年后，莫言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叫《春夜雨霏霏》的文章，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部队里，莫言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3年，已是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被调到北京的部队。在这里，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作家。他的作品《民间音乐》，曾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不久，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并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
一个冲动，诞生了《红高粱》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莫言参加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座谈会，会上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人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莫言听了这话，有点激动，他当时就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面对这位有着“无知无畏”气魄的年轻人，在座的老作家们也只是相视一笑，不以为然。但是，没过一个星期，莫言就将一篇战争小说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它就是《红高粱家族》（部分）。此书不仅很快出版，而且一炮走红。
很快，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慕名而来。那时候，站在莫言面前的张艺谋也还是个年轻人，光头，短裤，赤脚，手上提着两只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他是从太行山电影《老井》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的，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当时即敲定了电影《红高粱》的改编权。“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当时莫言對张艺谋没什么要求，“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人们都知道，后来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不仅红遍中国，也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住进楼房，却做不了城市人
《红高粱家族》出版后的近30年里，莫言一直在忠实地延续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丰乳肥臀》写了“我爹我妈”；2005年，又用《生死疲劳》写了“我”这一代人。
莫言说，他最怀念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很多作品是我跑回老家去写的，很多小说是在供销社的仓库里写的，里面生了一个煤炉，但是外面很吵。”后来，莫言的家搬到北京的平安里，他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触手可及处，就有一本《高密县志》，随时备查，以免在文章细节上犯技术性错误。但莫言说，其实他根本无法做一个纯粹的城市人，因为一直根深蒂固地怀念着土地和乡村。于是，他在客厅和书房里摆上各种植物，阳台的花盆里还种上了葱和蒜，这是山东农民最爱的食物。“每年我都会回老家过年，我父亲、哥哥、嫂子、姐姐、侄子们等，几十口亲人都住在乡下。我叔叔家的一头母猪生了16头小猪崽，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我，一头牛生了3个小牛犊，也会当作喜事告诉我。”
莫言说他并不满意现在的写作环境，“住在楼房里，一开窗就是一片喧闹声”。他最理想的状态是，在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住下，房子里摆放着古老的木头桌子，泡好一杯普洱茶，点一支烟，开始写作。
莫言经常说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1981年，结婚两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管笑笑出生，被夫妻俩视若珍宝。
在管笑笑的记忆里，穿军装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字典、连环画。管笑笑幼年时，曾随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居住，过了一段与父亲两地分居的生活。莫言在北京工作，笑笑和母亲住在高密县城。她至今还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时，特喜欢干农活，经常会忙于锄草、打药治虫、翻地，她就跟在父亲后面颠儿颠儿地跑来跑去。
直到1995年，笑笑和母亲才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此时，莫言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妻女的到来刚好可以照顾他的生活。1997年，莫言从部队转业，后专业搞写作。2000年，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读书。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笑笑对手写的书信情有独钟，不仅用钢笔，还经常用毛笔和宣纸给父亲写信。这让莫言深为感动，他就把女儿用宣纸写的信贴在客厅墙壁上，有空便细读品味。
出乎莫言意料的是，此时，女儿正构思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了。直到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19万字的初稿拿给莫言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女儿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写作了！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2003年初，这部名为《一条反刍的狗》的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
女儿出息了，父亲也没闲着。这年7月，莫言的新作《四十一炮》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对父女作家，又给中国文坛平添了一段佳话。
“乡土文学哪里寻？山东高密东北乡。”这是山东高密人最感自豪的一句口头禅。“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家乡。
反复出现在莫言作品里的“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几年前，一批文学青年曾结伴游览高密，只为亲身感受莫言笔下的风物人情。看到一些和小说里相符的场景，他们会激动不已：“这是当年《红高粱》里的那块地，这是《丰乳肥臀》里提到的，这是《蛙》里写过的……”
高密这片典型的中国北方乡土，滋养了莫言两个生命：自然的和文学的。
想当作家，只是为了不挨饿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原名管谟业。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没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也不知从哪一年起，莫言萌生了写作的念头。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那个年代，当兵是男孩子的最高理想。经过4次报名，1976年，莫言终于如愿参了军。在站岗放哨时，虽然莫言保持着挺拔笔直的身姿，但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写小说的事。３年后，莫言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叫《春夜雨霏霏》的文章，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部队里，莫言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3年，已是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被调到北京的部队。在这里，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作家。他的作品《民间音乐》，曾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不久，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并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从此也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
一个冲动，诞生了《红高粱》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莫言参加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座谈会，会上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人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莫言听了这话，有点激动，他当时就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面对这位有着“无知无畏”气魄的年轻人，在座的老作家们也只是相视一笑，不以为然。但是，没过一个星期，莫言就将一篇战争小说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它就是《红高粱家族》（部分）。此书不仅很快出版，而且一炮走红。
很快，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慕名而来。那时候，站在莫言面前的张艺谋也还是个年轻人，光头，短裤，赤脚，手上提着两只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他是从太行山电影《老井》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的，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当时即敲定了电影《红高粱》的改编权。“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当时莫言對张艺谋没什么要求，“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人们都知道，后来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不仅红遍中国，也把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带进了西方世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中国作家，还给《红高粱》写了书评，称“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住进楼房，却做不了城市人
《红高粱家族》出版后的近30年里，莫言一直在忠实地延续着“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一代又一代。《红高粱家族》写了“我爷爷我奶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丰乳肥臀》写了“我爹我妈”；2005年，又用《生死疲劳》写了“我”这一代人。
莫言说，他最怀念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很多作品是我跑回老家去写的，很多小说是在供销社的仓库里写的，里面生了一个煤炉，但是外面很吵。”后来，莫言的家搬到北京的平安里，他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触手可及处，就有一本《高密县志》，随时备查，以免在文章细节上犯技术性错误。但莫言说，其实他根本无法做一个纯粹的城市人，因为一直根深蒂固地怀念着土地和乡村。于是，他在客厅和书房里摆上各种植物，阳台的花盆里还种上了葱和蒜，这是山东农民最爱的食物。“每年我都会回老家过年，我父亲、哥哥、嫂子、姐姐、侄子们等，几十口亲人都住在乡下。我叔叔家的一头母猪生了16头小猪崽，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我，一头牛生了3个小牛犊，也会当作喜事告诉我。”
莫言说他并不满意现在的写作环境，“住在楼房里，一开窗就是一片喧闹声”。他最理想的状态是，在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住下，房子里摆放着古老的木头桌子，泡好一杯普洱茶，点一支烟，开始写作。
莫言经常说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1981年，结婚两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管笑笑出生，被夫妻俩视若珍宝。
在管笑笑的记忆里，穿军装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字典、连环画。管笑笑幼年时，曾随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居住，过了一段与父亲两地分居的生活。莫言在北京工作，笑笑和母亲住在高密县城。她至今还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时，特喜欢干农活，经常会忙于锄草、打药治虫、翻地，她就跟在父亲后面颠儿颠儿地跑来跑去。
直到1995年，笑笑和母亲才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此时，莫言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妻女的到来刚好可以照顾他的生活。1997年，莫言从部队转业，后专业搞写作。2000年，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读书。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笑笑对手写的书信情有独钟，不仅用钢笔，还经常用毛笔和宣纸给父亲写信。这让莫言深为感动，他就把女儿用宣纸写的信贴在客厅墙壁上，有空便细读品味。
出乎莫言意料的是，此时，女儿正构思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了。直到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19万字的初稿拿给莫言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女儿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写作了！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2003年初，这部名为《一条反刍的狗》的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
女儿出息了，父亲也没闲着。这年7月，莫言的新作《四十一炮》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对父女作家，又给中国文坛平添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