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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对于霍桑的《红字》这一作品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小说中的“针线”所蕴含的内容及其象征意义的探讨还远远不够。在作品中，其实我们不难看出，“针线”这种意象与海斯特的性别以及阶级身份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霍桑笔下的海斯特靠针线来维持生计，并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海斯特摆脱了男性意识形态的束缚，她自身的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越界的问题，在作者塑造的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被淡化和美化。本文通过对《红字》中包含的与针线有关的内容加以剖析，来探究霍桑《红字》中的“针线”意象。
关键词：《红字》 针线 父权主义意识形态 阶级身份
从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角度来讲，海斯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文化中边疆女性的形象。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是以针线来维生，依靠这种方式她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针线”是这部小说作品的核心线索，作者着力借此表达了“个人独立”这一标准形象。但是海斯特以针线维生并不是小说的主旨，在作品中，她虽然以针线活为主，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自力更生，但在作者的创作思想中，针线绝对不是海斯特赖以生存的真正手段和工具。
一 霍桑《红字》
《红字》这部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中叶，当时的法律规定，通过婚姻，妻子被合并到丈夫的存在之中，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合成一个人。显然，当时女性的法律身份以及身份存在被严重忽略，在婚姻中被搁置了。同时，也有夫妻双方之间的经济和财产规定，如果丈夫去世，妻子有权利继承丈夫的财产，为其提供生活保障，但如果在婚姻中，由于女方犯错或是背叛婚姻，则丈夫有权将妻子赶出家门，并且将其分享财产的权利剥夺。小说中的海斯特也享有获取丈夫为她提供的物质生活保障的权利，但是，后来海斯特与丈夫失散，犯下了通奸罪，并有了私生女，在这种情况下，海斯特在婚姻中的很多权利都被剥夺了，她的丈夫也对她恨之入骨，将海斯特母女孤立在凄苦的环境下，海斯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靠针线来维持生计这种方式生存下去。
在小说的第五章《海斯特做针线》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和手法对海斯特做针线活的过程加以描述，这其中就包含着很多深意。但是，在此前的诸多研究中，对针线这一意象的讨论被忽略，人们只注重做出了“海斯特绣艺非常出色”或是描绘海斯特如何装点珠子，强调她技艺的精湛，而对于海斯特如同“缝纫女工”的身份这一些要点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对其包含的深意进行挖掘。因此，批评家和相关研究学者的批评视域盲点就显露出来了，针线仅仅是海斯特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吗？我们应该去分析“针线”意境下的隐藏含义，分析海斯特独立、叛逆的性格以及当时社会的阶级隔阂、女性性别分工，以及女性化职业选择等深度问题，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分析，才能更准确地领会作者想要传达的感情和思想理念。
二 解读针线意象
1 从针线看女性职业选择
根据历史学家的相关研究表明，在17世纪，美国殖民地建立初期，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为了生存，很多女性都必须要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因此，在当时代的情形下，女性相对来讲还是拥有比较广泛的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而且可供她们选择的行业也比较多，但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选择针线这个行业的原因，则主要是根据海斯特的社会地位以及阶级身份，做针线这个职业才是与她最吻合的。
海斯特的出身，使她掌握了针线这一谋生技能。从文艺复兴时，在欧洲国家就有很多为女性所专门开设的学校，对象主要是贵族出身或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女性，在这种学校为她们讲授数学、音乐、绘画、针线课程，也包括一些语言技能，来培养和熏陶女性的心性和情怀。在《红字》中，海斯特是否是由于这类原因而熟练针线技能我们无从考究，但从作者透露出来的她的出身和家庭教育，她应该也受到过绘画、音乐、针线、阅读等方面的培训和教育。而这些课程中，针线这项技能又与实际生活结合最紧密，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和经济价值，霍桑在《红字》中讲到，他认为针线应该是所有女性唯一可以掌握的手艺和能力。因此，这也是后来社会女性在失去中产阶级保障的情况下，获得生存的一种能力和方式。
2 从针线看阶级隔阂
早期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定居的居民，他们大多是清教徒，信奉在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中，仍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制度和阶级隔阂，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理想化色彩太浓重。因为清教徒们带着不同的阶级出身，他们的财产数量等也存在很大差异，于是，当他们来到新大陆时，有的人就成为了殖民地的首领，包括宗教首领或是行政首领，也有的人成为受人尊敬的上层人士，当然也有的人沦为社会的最底层，靠出卖自己的劳动生存。
17世纪的英国，与同时期的美国相比还是十分保守的，对阶级身份的划分十分明显。地主和下等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地主绅士主要依靠祖产收租生活，而农事则是下等人的工作。从《红字》中可以看出，海斯特并不属于依靠出卖劳力为生的阶层，她在英格兰的故乡“虽然外表是一派衰微的景象”，但门廊上方的家族纹章标志着其显然出身于上层阶级。海斯特在结婚之前，年轻貌美，也不会做什么农事，她丈夫齐灵渥斯身体畸形且年纪比海斯特长很多，海斯特之所以嫁给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齐灵渥斯拥有的丰厚的财产以及在当时他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海斯特嫁给他之后，没有什么操太多劳碌的心，致使后来海斯特回到新大陆，无法像别的妇人一样熟练地完成各种繁杂的农事和体力劳动。
三 针线与阶级越界问题
在《红字》中，以针线缝纫行业作为海斯特的职业背景，与她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起到了淡化海斯特“阶级越界”问题的作用。作品中的海斯特不是一个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僭越者，而是一位父权主流话语的挑战者。由于海斯特之前的生活背景，她不会做足够多的农事或者杂活，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做别的生意，因为灵魂“堕落”及声名被毁，她也无法去从事教师、律师等行业，她又不愿意选择种地或是做女佣这样的道路。因此，当时可供海斯特选择的职业并不多。 海斯特选择针线这一行业，紧密地维持了她与中产阶级的联系，她没有做出那些为中产阶级蒙羞的选择，选择做针线这一行业，它的职业属性便是缝纫女工了。在当时，做针线，监督女工工作是中产阶级妇女们的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有很多家庭需要女工，因此，这个行业，在当时看起来是不错的，既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生存能力，也是一种体现女性特性和创造力的途径;既能获得经济的独立，也可以起到休闲的作用。在阶级分层中，针线这一行业的劳动分工也没有那么明显。海斯特的针线行业，使她在工作中，保持了足够的人格尊严。
四 针线与父权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有“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西方国家也存在这一现象。在大工业社会出现以前，欧洲人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家长式的。到16、17世纪，英国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社会关系异常紧张，随着封建瓦解和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阶级分化出现，同时经济局势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时期的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和经济局势的恶化使英国社会充满了危机，在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秩序危机”时，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本质是“倡导一种对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一些行为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新教神学家认为连刚出生的婴儿和妇女都是不可信任的，“虽然他们（婴儿们）还未长出罪孽的果实……已带上罪的种子……”并认为妇女感情脆弱，易为魔鬼所迷惑，所以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在家长的严格管束之下，并指出秩序的重建应当充家庭开始。由于宗教改革，家长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英国，不论国教还是清教徒都以家长为家庭中的祭司，清教牧师W·古奇在《家庭职责》中写道：“丈夫是妻子的牧师……是家庭中的至上者……”父权思想及话语在社会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作为还处于英国殖民下的美国，其社会中也出现了父权主义。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母性”被不断强化，其生活主要集中在整理房间、教育孩子等家庭生活中，而作为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女性技能，缝纫与母性总是联系在一起。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帕涅罗帕，到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老女仆皮果提，再到艾丽丝·沃克《日常使用》中的黑人母亲，她们均十分擅长针线。在《红字》中，海斯特也在针线翻飞中流露着母性中的温柔，这一职业也很好地凸显了海斯特的女性气质。海斯特犯了情欲之罪，后来接受惩罚，这都反映出当时女性在欲望之最的重压下，在清教徒憎恶的女性肉体的情形下，已无喘息之力，于是，作者将海斯特的女性气质投射到了被父权社会所认可的“母性”之上。海斯特为她的女儿尽心尽力地打扮，费尽心思为孩子裁制裙衫，给她设计华美无比的衣服，从海斯特对她的女儿的照顾和装扮上，充分显示出海斯特骨子里女性的温柔以及母性的慈祥。
在作品中，父亲意识形态下，“母性”有着微妙而伟大的力量。珠儿是海斯特的私生女，是“罪孽”的化身，海斯特曾扔掉了清教徒逼迫她带上的象征着罪孽的红字，海斯特有着足够的勇气去对付清教徒，但是在对待珠儿的教育上，海斯特仍然压制自己内心的憎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其他人一样，不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以说，因为珠儿的存在，海斯特没有成为公开挑战男性社会制度的反叛者，她用母性这种慈悲的伟大力量，去安抚了社会中的痛苦与磨难，用母性的温柔力量平息了内心的不安定。
在父权主义社会中，海斯特用自己的方式和独特的性格魅力赢得了独立与自主，她逐渐摆脱了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改善，她敢于揭穿夫权主义者的虚伪本质，并为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奋力一搏，这使她的自身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她也获得了思想的独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自身灵魂的解放，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受到了人们的敬佩和尊重。
五 结语
霍桑用针线这一意象来刻画作品中的独立、自主的海斯特形象，是相当贴切的。针线是海斯特表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是一种不断自我认识的途径。另一方面，针线也模糊了海斯特的阶级身份以及阶级越界问题，淡化了她性别身份的反叛性。海斯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符号，她自身以及她手中的针线，都被赋予着时代和文化的象征。深刻体会针线意象下的海斯特女性形象，可以让我们的头脑经受一场女性主义思想的洗礼。
参考文献：
[1] 甘文平：《惊奇的回归——〈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形象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 陈榕：《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读解》，《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3] 宋艳霞：《〈红字〉中的人物性格探析》，《学术论坛》，2011年第12期。
[4] 林莹：《从电影〈红字〉等看美国文化的时代特征》，《电影文学》，2013年第3期。
[5] 吴玉华：《鲜红的A字霍桑的投影——〈红字〉海丝特形象与霍桑之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8期。
[6] 王毅：《爱在“红字”中永生——论〈红字〉中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马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
关键词：《红字》 针线 父权主义意识形态 阶级身份
从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角度来讲，海斯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文化中边疆女性的形象。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是以针线来维生，依靠这种方式她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针线”是这部小说作品的核心线索，作者着力借此表达了“个人独立”这一标准形象。但是海斯特以针线维生并不是小说的主旨，在作品中，她虽然以针线活为主，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自力更生，但在作者的创作思想中，针线绝对不是海斯特赖以生存的真正手段和工具。
一 霍桑《红字》
《红字》这部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中叶，当时的法律规定，通过婚姻，妻子被合并到丈夫的存在之中，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合成一个人。显然，当时女性的法律身份以及身份存在被严重忽略，在婚姻中被搁置了。同时，也有夫妻双方之间的经济和财产规定，如果丈夫去世，妻子有权利继承丈夫的财产，为其提供生活保障，但如果在婚姻中，由于女方犯错或是背叛婚姻，则丈夫有权将妻子赶出家门，并且将其分享财产的权利剥夺。小说中的海斯特也享有获取丈夫为她提供的物质生活保障的权利，但是，后来海斯特与丈夫失散，犯下了通奸罪，并有了私生女，在这种情况下，海斯特在婚姻中的很多权利都被剥夺了，她的丈夫也对她恨之入骨，将海斯特母女孤立在凄苦的环境下，海斯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靠针线来维持生计这种方式生存下去。
在小说的第五章《海斯特做针线》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和手法对海斯特做针线活的过程加以描述，这其中就包含着很多深意。但是，在此前的诸多研究中，对针线这一意象的讨论被忽略，人们只注重做出了“海斯特绣艺非常出色”或是描绘海斯特如何装点珠子，强调她技艺的精湛，而对于海斯特如同“缝纫女工”的身份这一些要点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对其包含的深意进行挖掘。因此，批评家和相关研究学者的批评视域盲点就显露出来了，针线仅仅是海斯特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吗？我们应该去分析“针线”意境下的隐藏含义，分析海斯特独立、叛逆的性格以及当时社会的阶级隔阂、女性性别分工，以及女性化职业选择等深度问题，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分析，才能更准确地领会作者想要传达的感情和思想理念。
二 解读针线意象
1 从针线看女性职业选择
根据历史学家的相关研究表明，在17世纪，美国殖民地建立初期，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为了生存，很多女性都必须要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因此，在当时代的情形下，女性相对来讲还是拥有比较广泛的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而且可供她们选择的行业也比较多，但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选择针线这个行业的原因，则主要是根据海斯特的社会地位以及阶级身份，做针线这个职业才是与她最吻合的。
海斯特的出身，使她掌握了针线这一谋生技能。从文艺复兴时，在欧洲国家就有很多为女性所专门开设的学校，对象主要是贵族出身或是中产阶级出身的女性，在这种学校为她们讲授数学、音乐、绘画、针线课程，也包括一些语言技能，来培养和熏陶女性的心性和情怀。在《红字》中，海斯特是否是由于这类原因而熟练针线技能我们无从考究，但从作者透露出来的她的出身和家庭教育，她应该也受到过绘画、音乐、针线、阅读等方面的培训和教育。而这些课程中，针线这项技能又与实际生活结合最紧密，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和经济价值，霍桑在《红字》中讲到，他认为针线应该是所有女性唯一可以掌握的手艺和能力。因此，这也是后来社会女性在失去中产阶级保障的情况下，获得生存的一种能力和方式。
2 从针线看阶级隔阂
早期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定居的居民，他们大多是清教徒，信奉在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中，仍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制度和阶级隔阂，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理想化色彩太浓重。因为清教徒们带着不同的阶级出身，他们的财产数量等也存在很大差异，于是，当他们来到新大陆时，有的人就成为了殖民地的首领，包括宗教首领或是行政首领，也有的人成为受人尊敬的上层人士，当然也有的人沦为社会的最底层，靠出卖自己的劳动生存。
17世纪的英国，与同时期的美国相比还是十分保守的，对阶级身份的划分十分明显。地主和下等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地主绅士主要依靠祖产收租生活，而农事则是下等人的工作。从《红字》中可以看出，海斯特并不属于依靠出卖劳力为生的阶层，她在英格兰的故乡“虽然外表是一派衰微的景象”，但门廊上方的家族纹章标志着其显然出身于上层阶级。海斯特在结婚之前，年轻貌美，也不会做什么农事，她丈夫齐灵渥斯身体畸形且年纪比海斯特长很多，海斯特之所以嫁给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齐灵渥斯拥有的丰厚的财产以及在当时他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海斯特嫁给他之后，没有什么操太多劳碌的心，致使后来海斯特回到新大陆，无法像别的妇人一样熟练地完成各种繁杂的农事和体力劳动。
三 针线与阶级越界问题
在《红字》中，以针线缝纫行业作为海斯特的职业背景，与她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起到了淡化海斯特“阶级越界”问题的作用。作品中的海斯特不是一个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僭越者，而是一位父权主流话语的挑战者。由于海斯特之前的生活背景，她不会做足够多的农事或者杂活，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做别的生意，因为灵魂“堕落”及声名被毁，她也无法去从事教师、律师等行业，她又不愿意选择种地或是做女佣这样的道路。因此，当时可供海斯特选择的职业并不多。 海斯特选择针线这一行业，紧密地维持了她与中产阶级的联系，她没有做出那些为中产阶级蒙羞的选择，选择做针线这一行业，它的职业属性便是缝纫女工了。在当时，做针线，监督女工工作是中产阶级妇女们的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有很多家庭需要女工，因此，这个行业，在当时看起来是不错的，既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生存能力，也是一种体现女性特性和创造力的途径;既能获得经济的独立，也可以起到休闲的作用。在阶级分层中，针线这一行业的劳动分工也没有那么明显。海斯特的针线行业，使她在工作中，保持了足够的人格尊严。
四 针线与父权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有“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西方国家也存在这一现象。在大工业社会出现以前，欧洲人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家长式的。到16、17世纪，英国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社会关系异常紧张，随着封建瓦解和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阶级分化出现，同时经济局势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时期的阶级分化。贫富分化和经济局势的恶化使英国社会充满了危机，在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秩序危机”时，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本质是“倡导一种对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一些行为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新教神学家认为连刚出生的婴儿和妇女都是不可信任的，“虽然他们（婴儿们）还未长出罪孽的果实……已带上罪的种子……”并认为妇女感情脆弱，易为魔鬼所迷惑，所以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在家长的严格管束之下，并指出秩序的重建应当充家庭开始。由于宗教改革，家长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英国，不论国教还是清教徒都以家长为家庭中的祭司，清教牧师W·古奇在《家庭职责》中写道：“丈夫是妻子的牧师……是家庭中的至上者……”父权思想及话语在社会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作为还处于英国殖民下的美国，其社会中也出现了父权主义。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母性”被不断强化，其生活主要集中在整理房间、教育孩子等家庭生活中，而作为社会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女性技能，缝纫与母性总是联系在一起。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帕涅罗帕，到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老女仆皮果提，再到艾丽丝·沃克《日常使用》中的黑人母亲，她们均十分擅长针线。在《红字》中，海斯特也在针线翻飞中流露着母性中的温柔，这一职业也很好地凸显了海斯特的女性气质。海斯特犯了情欲之罪，后来接受惩罚，这都反映出当时女性在欲望之最的重压下，在清教徒憎恶的女性肉体的情形下，已无喘息之力，于是，作者将海斯特的女性气质投射到了被父权社会所认可的“母性”之上。海斯特为她的女儿尽心尽力地打扮，费尽心思为孩子裁制裙衫，给她设计华美无比的衣服，从海斯特对她的女儿的照顾和装扮上，充分显示出海斯特骨子里女性的温柔以及母性的慈祥。
在作品中，父亲意识形态下，“母性”有着微妙而伟大的力量。珠儿是海斯特的私生女，是“罪孽”的化身，海斯特曾扔掉了清教徒逼迫她带上的象征着罪孽的红字，海斯特有着足够的勇气去对付清教徒，但是在对待珠儿的教育上，海斯特仍然压制自己内心的憎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其他人一样，不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以说，因为珠儿的存在，海斯特没有成为公开挑战男性社会制度的反叛者，她用母性这种慈悲的伟大力量，去安抚了社会中的痛苦与磨难，用母性的温柔力量平息了内心的不安定。
在父权主义社会中，海斯特用自己的方式和独特的性格魅力赢得了独立与自主，她逐渐摆脱了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改善，她敢于揭穿夫权主义者的虚伪本质，并为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奋力一搏，这使她的自身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她也获得了思想的独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自身灵魂的解放，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受到了人们的敬佩和尊重。
五 结语
霍桑用针线这一意象来刻画作品中的独立、自主的海斯特形象，是相当贴切的。针线是海斯特表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是一种不断自我认识的途径。另一方面，针线也模糊了海斯特的阶级身份以及阶级越界问题，淡化了她性别身份的反叛性。海斯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符号，她自身以及她手中的针线，都被赋予着时代和文化的象征。深刻体会针线意象下的海斯特女性形象，可以让我们的头脑经受一场女性主义思想的洗礼。
参考文献：
[1] 甘文平：《惊奇的回归——〈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形象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 陈榕：《霍桑〈红字〉中针线意象的文化读解》，《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3] 宋艳霞：《〈红字〉中的人物性格探析》，《学术论坛》，2011年第12期。
[4] 林莹：《从电影〈红字〉等看美国文化的时代特征》，《电影文学》，2013年第3期。
[5] 吴玉华：《鲜红的A字霍桑的投影——〈红字〉海丝特形象与霍桑之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8期。
[6] 王毅：《爱在“红字”中永生——论〈红字〉中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马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