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话题，记忆就回到遥远的大学时代。那是个停电的黄昏，晚上没课，同宿舍的四个人没事干，睡觉又嫌早，有人提议各人搬凳子到阳台，背诗去！晚风习习的阳台上，面对着隐隐青山与如血残阳，我们背《诗经》、《楚辞》，背“采莲南塘秋”、“客从远方来”，气氛真是前所未有的好。这应该算是大学时代做过的最文艺的事。诗意的栖居，这个矫情得出水的词第一次如此生动美妙起来。
　　所以，在刚听到今年的诺奖得主是鲍勃·迪伦时，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读中文系的人，内心还是雀跃了一下的，即便我不够了解他，也只是零星听过几首他的歌，他获奖后才“恶补”了一些文章。但他以诗歌摘得诺奖，本身就是当今最权威主流的文学奖对诗歌这一形式的重视的体现。和去年以纪实文学获奖的白俄罗斯作家一样，“小众”文学的获奖更让人兴奋。
　　而诗歌，曾经是文学殿堂里最闪耀的明珠，先人前辈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佳作。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诗歌是各个国家、民族不约而同采用的文学形式，用以记载当时人们生活和情感的方方面面，这种重要性几乎贯穿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原因不难理解，因为诗歌始终根植于对人类自身情感与终极命运的表达、关注、思考和研究，是我们这个物种在漫长的探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者关系过程中总结出的宝贵财富。
　　武侠里有句很有名的话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走得出？”同样，这句话用在诗歌上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情感和表达的诉求，有情感和表达的诉求就有诗歌，人就是诗歌。诗人对自身情感或者人类共同命运有所感悟而有了表达的需求，借助于诗歌这一载体表情言志，就有后人会在某一时刻读到诗歌时为与作者有同样的情感心境而赞叹感佩。大学时老师曾说过一切文学皆人学，笔者则认为还可以加上一句“一切关注自我情感及人类命运的文学，才是经典诞生的基础”，足以经受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而关于诗歌更应该关注诗人自我还是他人与人类，应该抒情还是言志，应该唱赞歌还是揭露黑暗抨击不公，笔者认为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不拘一格。因为都是“套路”层次的争议。从《诗经》里，我们能看到美好或哀怨的爱情婚姻，能看到当时的社会民俗，能看到同袍征战沙场报效国家的情谊，林林总总，纷繁如百花齐放，本身就是先人为我们奠定的诗歌基调，为何要用过多人为的条条框框去束手束脚呢？即便是新诗革命中所提倡的废除“文以载道”，其实真正废除的并不是“诗言志”这种形式，而是要变“旧志”为“新志”，无非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启迪民智与传播新思想的需要。好的诗歌，不在乎形式、内容和语言，而是对人心、人情、人性表达之真诚、真实和自然。
　　而另一方面，诗歌的式微似乎也是无需争议的事实。此次迪伦的得奖，就目前来看，似乎并没有造成以往年份诺奖同等的影响。当然，将诗歌的振兴寄托在一次诺奖上本身也不现实。可喜的是，这种窘境也正在被改变。
　　几年前，笔者曾经到过海子的故乡参加海子的诞生纪念活动。在那个偏远农村春日的阳光里，几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海子诗歌爱好者站在海子的墓碑前，吟唱他的《九月》。一句“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是对海子的追思，如今看来也像是对诗歌前途命运的追问。诗歌，这一根植于人类生产生活里的情感载体，何时才能被拂去误解与清高，从天使重回人间呢？
　　—评《南风窗》25期封面报道《重新发现诗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