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远”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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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即使是有备而来,我仍然难以把那座和式房屋和“定远”舰联系在一起。
  自从“定远”舰被北洋舰队自己的鱼雷悲壮地击沉,我们就再也没有这艘军舰的消息了。这艘曾经傲视东亚的超级战舰,从此与我们“失联”,变成一张只能凭吊的照片,以及历史教科书里的只言片语。当我听说在日本福冈,一座传统的木构房屋保存着“定远”舰的部分残件时,我感到无比诧异。那时就很想去福冈,看看能否与那艘消失了120年的战舰相遇,哪怕只是一点少得可怜的残骸。
  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中央电视台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6集的《甲午战争》,专门赴日拍摄日方史料和遗迹。同时,我还在写作《隔岸的甲午》一书,试图通过日本视角看甲午战争,交东方出版社出版。
  从广岛向西南,从下关过关门海峡,就到了福冈县。我们目标中的那座建筑,就位于福冈县太宰府二丁目39号,紧邻天满宫。天满宫是一座神社,祭祀平安时代的被崇为“学问之神”和“书法之神”的著名学者菅原道真。这里有点像中国的文昌阁,所有渴求金榜题名的考生都要来此祈求,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神社前的小木板上。本殿的前面有两株古梅,一株是“飞梅”,开白花;另一株是“皇后梅”,开的则是红花。在春天里,红白两色的梅花就在这两株古梅树上繁密地盛开,与神社主殿流溢的金光交织在一起,与平安时代的华丽相呼应,天衣无缝地依次充填。
  在天满宫的左前方有一个停车场,我们所说的“定远馆”就在这个停车场的内部。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院,院墙不到一人高。停车场的两边有住户和店铺,一家店幌上写:“自家制紫苏渍梅”。
  “梅枝饼”是用糯米做皮、红豆做馅的一种烘烤甜点心,表面上印有梅枝图案,所以叫“梅枝饼”。这种太宰府的特产,几乎家家会做。门面后面,是匹夫匹妇憨厚的笑容。
  停车场空无一人,虽是游人如织的旅游旺季,却也并未停满。阳光洒满庭院,时间在空气中暗自流动,就在那一刻,消失的“定远”舰,在泅渡了时光之海后,又悄悄地浮现出它的一角。
  陪同的叶老师对我说:“你注意到那两扇门没有,它们就是‘定远’号的装甲板。”
  我这才注意到那两扇铁板门,年深日久的锈迹在上面涂上一层层酱黄的颜色,门板粗糙,吸收着大片的阳光。上面整齐地分布着螺钉的孔眼,暗示着这两块装甲与那个巨大的整体之间的联系,但更醒目的,却是上面洞穿的弹痕。遇难的“定远”舰,带着120年前的伤痕,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令我猝不及防。它在太宰府春日光景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它们的存在略近于无,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那么的重要,再繁华的景象,也遮掩不了它们的身世。
  二
  那个名叫小野隆介的富豪是从日本军方手里购得这批残骸,并在太宰府建起这座“定远馆”的。“定远”舰被炸沉后,日军肢解了它的残骸,作为胜利的象征,运回日本。一年以后,小野隆介以两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日元)的价格从日本海军手中购得这批残骸,已化成碎片的北洋舰队也从此拥有了商业价值。小野隆介是香川县知事,更是间谍组织玄洋社成员。或许正是这样的身份,让他捷足先登,成了这批遗物的主人。他用这批残骸建起了一栋漂亮的木构房屋,起名“定远馆”,作为他招待客人的客房。日本舰船模型协会理事秋山红叶1961年发表《定远馆始末记》中透露,“定远馆”落成以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隐看到走动的人影,一律穿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进到这栋房子里时,居然听到空荡荡的房子里传来的说话声,语气严厉地问:“税!”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税”的发音,就是中国胶东话里“谁”的发音。
  据说,在离开这栋房子的最后那个夜晚,他们去取东西时,迎面撞上身穿中国水兵制服的鬼魂,吓得魂飞魄散。
  秋山红叶在文章中说:“定远舰当初负伤阵亡的官兵就是倒在这些材料上,他们都是死战到最后的勇士,这样善战的定远舰的后身,有如此怨灵的传说,不是正常的么?”
  三
  实际上,在前往福冈寻找“定远馆”之前,我们就在长崎,触到了“定远”舰的一只舵轮。
  最早探听到这只舵轮下落的,是中国海军史学会会长陈悦先生。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是从台湾的一个网站上看到北洋舰队旗舰“定远”舰的一只舵轮至今尚在,被日本人改造成咖啡桌。后来,陈悦先生通过在日本的萨苏先生查询它的下落。终于,那只脱离北洋舰队已久的舵轮,重新返回了我们的视野。
  此刻,它正隐身在港湾边的山坡上一栋房子里。中国驻长崎总领事李文亮先生亲自驾车,沿着漆黑陡峭、七弯八转的山路,悄悄地进庄,把我们送达山顶。那时已是深夜,四周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长风寥廓,在耳畔呼呼作响。李文亮先生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上,定睛远望,立刻有大面积的灯光映入眼帘,自海港一直蔓延到对面的山坡上,像一场流星雨,洒落进幽深的海底,壮丽玄幻,让我胸中溢满了星沉海底、雨过河源的浩荡。
  回到酒店美美地睡了一觉,天亮时分,我们重新上山。那时,漆黑的山林已然显现出另外一副光景,光鲜亮丽,仿佛一座植物园,植被旺盛、花朵风流。它实际上就是长崎市的一处公园,名字叫哥伦巴花园。
  哥伦巴是人名,是明治维新时期的一名英国军火商,李文亮先生介绍了他的身世,但我差不多一点没记住,只记住了这个美国人与一位日本艺伎的爱情故事,后来被改编成歌剧,名字叫《蝴蝶夫人》。山上有这出著名歌剧的男女主角——哥伦巴和三浦环的青铜雕像,密密麻麻的游人穿梭而过,我想许多是为“蝴蝶夫人”而来,只有我,心里牵挂的只有那只消失已久的舵轮。
  哥伦巴,就是那只舵轮的收藏者。他为那只圆形的舵轮加了一层玻璃,作为咖啡桌,摆在他山中别墅的餐室里。我们找到了他的别墅,但没有看见舵轮。餐室的中央,摆着一张木制圆形餐桌,那显然是一只替代品。李文亮先生说,长崎市已经意识到那只舵轮的文物价值,把它收存到一间库房里。
  那是长崎传统艺能馆的库房。由于近年不断有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探访这只舵轮,长崎市已经把它收存起来,不轻易示人。这次能够如愿拍摄到这只舵轮,全凭李文亮总领事的面子,这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有“组织”的好处。   我们跟在李文亮先生和长崎市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的身后,轻轻走进艺能馆,从一间巨大库房中码放的各种民俗艺术品中小心翼翼地穿过。管理员打开里面的房门,我们恭恭敬敬脱鞋进入,在靠墙的位置,那只舵轮赫然在目。
  表面上看,那只是一张蒙着桌布的餐桌,待艺能馆的管理员将桌布轻轻拉下,就像拉开遮蔽岁月的帐幔,那只阔别已久的舵轮终于显现出它原有的形状。
  那是一只12柄的舵轮,直径超过两米,用上等非洲柚木制作,呈深棕色,平铺在三条腿的桌架上。手柄结实圆润,弧度与掌心刚好契合,手握上去,北洋水兵的手温似乎还在,仿佛只要我能转动它,那艘七千余吨的铁甲巨舰就会悄然掉转它的航向。
  根据海军史专家陈悦先生的判断,这只舵轮是“定远”舰上的备用舵轮。他说,19世纪军舰上的正常舵轮都有液压系统来助力,一个人就可以操控,所以一般为8个手柄。但考虑到在战斗中可能被击坏,所以通常在军舰尾部的露天甲板上,装置这样的备用舵轮。备用舵轮没有液压系统,全凭手力操纵,所以需多人合力,因此设计成12柄。当两个人也无法转动时,便会设计2~4个舵轮串联的形式,由4~8个人合力转动。
  陈悦先生说,这只备用舵轮,就装置在“定远”舰尾部的露天甲板上,是三片串联的式样。黄海大战后,当时在远东观战的美国海军情报部军官沈威廉在“定远”舰上拍摄一幅照片清晰地显示,这三只舵轮中,已有两只被打碎,只有一只完好。这只完好的舵轮,几经流转,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
  那艘亚洲最大的战舰消失了,我们对它的所有想象,都凝聚在这只舵轮上。它横亘在我们和历史之间,成为我们探问过去的媒介。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身穿现代服装的我们,站在这只舵轮前是那么不谐调,它只属于刘步蟾、邓世昌。电影里的邓世昌,就是手握舵轮,把大辫子往脖子上一甩,亲自驾驶“致远”舰找“吉野”舰拼命的。他的军舰沉没了,但他的表情没有沉没,或许,那份从容不迫和视死如归,才是那场战争留下来的最大的遗产。
  四
  “定远”舰上的水兵们死去以后,他们的灵魂据说一直没有离开过它的碎片,在福冈这座布满记忆残片的“定远馆”里徘徊不去。很多年后,加来先生从天满宫手里租来了这栋空寂了许久的房子,用来堆放他收藏的日本各时代的玩具。2010年,当萨苏和陈悦来到这里时,天花板和墙上贴满了女明星的照片,有表情凄迷的山口百惠,也有笑容甜美的邓丽君。这些国籍不同、时代有异的美女们济济一堂,使这座神异的老屋即使在荒寒的夜晚也温暖如春。不知她们是否曾与北洋舰队的冤魂在冰冷的夜里相遇?她们的笑容,是否会慰藉他们凄苦的灵魂?
  2014年5月,当我穿过那两扇铁锈斑斑的院门,走进停车场,打量这座漂亮的房屋时,加来先生也已经离开这里。我不知他离开的原因,此时面对的,只有一栋空荡荡的旧房子。房子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白墙已有裂痕,白墙下的木墙裙也已现出古旧的木色,显露出时间的痕迹。房屋正门面对停车场,两侧和背后则已荒草萋萋。
  日本人重视历史遗址,国土上保留着许多“史迹”,但“定远馆”不是。时间湮没了它的神秘身世,即使离它最近的居民,也未必知道它的来历。从“定远”舰拆下的海兽木雕,镶嵌在门口,被风雨剥蚀,已经开始腐烂。日本传统木构房屋是被架离地面的。我迂回到房子侧面,俯下身去,支撑房子的矮柱之间,横向固定着两根长长的木头,那就是“定远”舰长艇的划桨,早已脱离了海水,被春天里旺盛的杂草所吞没。
  因为没被政府列为“史迹”,也就无人看护。我们透过门扇的缝隙向内观望,发现屋内无人,屋子中间的地板也被掀起一部分,于是轻轻拉开门扇,脱掉鞋子,蹑手蹑脚走进去。房子大约有一百多平米,由于内部的门扇全部拉开,所以显得十分的通透敞亮。在房间里缓慢地踱步,在木板的地面上留下一串串浅浅的脚印。曾经遍布房间的女明星照片去向不明,只有“定远”号的印迹,像海水带不走的礁石,只要仔细观察,就会一层层地浮现上来。最靠近我们进去的门扇的,是一道狭窄的隔扇门,竟是“定远”号的水密舱门。壁橱的壁板是“定远”号船底板的一部分,上面密密匝匝地挤满了贝壳,记录着这艘巨舰的水下时光。窗框上的支撑梁,用的是“定远”号的两根桅杆横桁,上面的弹痕清晰入目。壁橱的框梁有火烧的痕迹,那也是战争的伤疤。
  萨苏曾说,“定远馆”曾经有浴室和卫生间,都是从“定远”舰上整体移来的,浴室甚至使用了“定远”舰弹药库的大门,但因为年久失修,这部分构件已经在上个世纪末被拆毁重建了,拆卸下来的部分被当作垃圾处理了。所以我这次来时,没有看见它们,而且,永远也看不见了。
  在屋墙上,我看见一副花格子窗,那不是“定远”舰的遗物,而是从丁公府拆下来的。公元1895年2月,丁汝昌就是在这扇窗下,饮鸩自尽。
  五
  寻找“定远”舰遗物的旅程并没有至此为止。在“定远馆”的旁边几十米处,有一家“光明禅寺”。这是一座清寂幽静的寺庙,山门外立着一条石碑,上刻:“石庭苔院 一滴水之庭”。
  就像这个脱俗的字所提示的,这座禅寺明净而清幽,与佛号如雷、香烟如雾的中国寺庙绝然不同。一进山门,就看见庭院里的“枯山水”,用精巧叠石的造型石,和细细耙梳的白色细砂,勾勒出世界的宁静与深邃。
  但我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我知道,“定远”管带刘步蟾用过的办公桌,此刻就摆在“光明禅寺”主殿的门内,我一进来就看到了它。但我不能暴露自己的用心,便以游客的身份,把寺庙的前前后后打量了一圈,才假装漫不经心地回到它的面前。叶老师告诉我,一家卫视来拍摄时,在这张小桌子前大张旗鼓地进行直播,引起了寺内僧人的强烈反感,强行阻止了拍摄,叮嘱我拍摄这张桌子时,要格外小心。幸好,此时的寺院空空荡荡,夕阳正向寺院投来最后一缕光线,为这座形体优美的建筑勾勒出一道明亮的轮廓。站在幽黑的殿堂内部,开敞的门扇犹如取景框,框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画框中,树影参差,苍藓盈阶,将我略微紧张的心情导向缓慢、放空。我看寺内无人,就回到门口,匍匐在干净的木板地上,迅速拍下一组照片。
  整个过程流畅自如,像是一个惯犯,在从事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不过是对这张办公桌表达一种敬意,留下几张照片而已。日本人一定无法理解,这张破旧的办公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引得中国人千里迢迢前来拜谒,让这座寺院不堪其扰。
  那是一张欧式办公桌,小巧典雅,刚好适于放在狭小的舰长室内。根据日方记录,这张办公桌原本放在“定远”舰,被日本军方打捞、运至日本后,同样被小野隆介购得,后来捐给了“光明禅寺”。桌身上“定远”二字,也是它特意刻上去的,以表明这张办公桌的来历。可惜光明禅寺对办公桌的身世并不感兴趣,看它木质不错,桌身也还结实,就锯短了四条腿,变成一张矮矮的供桌,在上面放置香火钱箱,箱上写着“拜观”二字,再上面立着一块木牌,提示香客,香火钱(拜观料)为每位二百(日)元。
  对于中国人来说,那却是一件勾起痛苦记忆的遗物。就在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舰的那天下午,刘步蟾面色凝重地步入卢毓英的住处,看见枪炮大副沈寿堃伏在书案上,挥笔写下:“千古艰难惟一死”。刘步蟾淡然一笑,吟道:“伤心岂独息夫人?”这是清代诗人邓汉仪的诗句。念毕,刘步蟾飘然而出。当晚,服毒自杀。
  我们静静地拍摄。不知是否得到刘步蟾在天之灵的保佑,拍摄进行得无比顺利。这个安静的空间,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拍摄场。摄像机平稳地转动,而办公桌后面的空位置上,仿佛映现出刘步蟾端坐如仪的神态。我突然感觉北洋的将士们都未曾走远。那是我们民族一个时代里的精英,他们的肉体消失了,但他们的目光、呼吸和神态仍在。他们的仪容定格在北洋舰队的黄金时代里,雄姿英发,威风凛凛。
  责任编辑 王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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