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小学读书，经历的“年味”是现在的青少年所体会不到的，尤其是“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苦涩的“年味”更是难以忘记的。
　　记得1958年大炼钢铁放“卫星”，我刚读初一，食宿在学校。大年30前一天，全校师生还在远离学校的山上大肆砍伐树木。“落其芬芳”后，两三个同学抬一棵树，运到学校，又砍又锯又劈，肢解成一节节或一块块的形状，就这样湿漉漉的往“土法上马”的炼钢高炉里投。年30回到家里，父母看到我脸上、腿上、手上被树枝划破的血痕以及手上脸上被炉火熏黑的“图案”，还有被划破扎破的衣服，心疼得很，暗暗地流泪。那时，吃公共食堂大锅饭，家里锅碗瓢勺凡是带有金属的制品，作为大炼钢铁的“原料”全部上交了。中午在学校喝了几碗玉米粥，早就饿了，回家想加点“餐”，热几个馍吃也行，可家里没粮没柴没炊具。一直饿到天黑，父母才去全村共一个的食堂里打饭打菜。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才回来，说全村百多户人家，排了好长的队。母亲挂着一个篮子，上面压了一件烂棉袄，一只手还紧紧地捂着它，好像怕篮里的东西跑掉似的。我迫不及待地要掀开篮子，母亲打了一下我的手说，别急，要按人头分着吃。她轻轻掀开烂棉袄，里面装的是蒸饺子、馒头和馍，还热气腾腾。大哥和大姐已成家另立门户，现在家里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和父母共6口人。饺子每人20个，白馍每人2个，黑馍每人2个。父亲端回来一个小脸盆，里面盛的是杂烩汤，有薯粉丝、红白萝卜块、豆腐凉粉块，很难搅出一块肉来，只闻到点肉腥味。我动作最快，也吃得最快，三下五去二就把分内的饺子吃完了，瞪着眼看着父母。父母一个饺子都还没吃，手里拿着黑窝头啃，对我说吃吧，吃饱为止，这样我又吃了10多个饺子。家里人都让着我，记得父母一共只吃了不到10个饺子，我不但又把两个白馍吃了，每人2碗的杂烩汤，我也喝了3碗，撑得直打嗝。到了初一至初五，饺子和白馍逐渐变少，最后被掺有很少白面的杂面馍代替，还有蒸红薯。好喝的杂烩汤也逐渐被红薯玉米高粱面稀饭所代替。
　　1961年我到离家50多里的县城高中读书，回家的次数少多了，平均每月一次。每次来回都是步行，每次脚都磨出血泡，腿都累得僵硬不能弯曲，腰也直不起来。当时政府照顾学生，我们还有高粱玉米红薯稀饭喝，每顿每人2碗，还有一个窝窝头馍吃，如果没有馍，每人就发三四个蒸红薯。但我们村里就不同了，因为缺粮，食堂里吃过树根草根榆树皮、榆钱（榆树上开的花似圆铜钱状）、槐花、观音土等。那年过春节，也没见到白面的影子；所谓的饺子，就是红薯面片里包些红薯叶萝卜丝，把它压扁，蒸成熟的。不管怎么说，没吃到粮食以外的东西，父母都很满足了。而我们兄弟姐妹，当时最大的满足就是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哪还能挑剔吃什么呢。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早已被克服，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也被纠正。看看现在我们过的祥和、安定的生活，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不由得更加珍惜今天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