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式舆论场之新，就在于其常态化和独立性
　　晚清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其中，舆论场形式与主体的变迁，既折射了政经格局的分化与重组，也反映了社会氛围的变化，同时反过来发挥了重大推手的作用。因此，聚焦于晚清舆论场来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的胎动，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路径。
　　青年历史学者李礼在其《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中，考察了晚清新式舆论场的重要载体——报纸及报人群体的出现、发展与壮大，从话语权的制造与争夺的维度，让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新式精英和社会新领导层的出现及其导致的权势流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古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说，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比较关注社会舆情的变化，但这种体制外的舆情更多反映的是大众种种模糊的情绪，虽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但一般不会直接导致权力格局的变化。除非这种民意足够强烈，以致引起官与民之间的中介者——士绅阶层的震动与不满，并藉由后者在官场的代理人上达天听，才会产生实际效果。
　　换言之，传统舆论场主要是由士绅阶层和官场里的言官组成的，比如明末的东林党人和清末的清流等，普罗大众一般是无法与闻的。不过，士绅阶层主导的舆论场是非常态的，主要围绕事件生成，也鲜能成为权力秩序中独立的一极。那些有此图谋的士绅和官员集团，基本都会成为最高统治层的打压对象。
　　如此说来，晚清新式舆论场之新，就在于其常态化和独立性。前者主要体现为报馆和报纸的出现，后者主要表现为其影响力愈来愈大，也越来越难以被封杀，从而得以成为新时代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发动者和弄潮儿。
　　这种新式舆论场的出现，可以套用传统的内因外因二元论加以解析。
　　内因方面，当统治中枢强悍且官绅铁板一块时，新式舆论场的出现几无可能，而晚清自太平军兴之后中央大权旁落，地方督抚重臣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这为其羽翼下的新士绅阶层提供了较大的舆论腾挪空间。而随着官场人满为患，越来越多的士绅难以跻身官僚阶层，不得已转向了从商一途。这些有着政治和经济双重资源、且与上层统治阶级利益诉求不同的绅商们，开始寻觅新的话语场和话语权。
　　当然，此时如果没有新的外因出现，这些绅商们很可能重蹈东林党人被打压的覆辙。这个新的外因，主要体现为以租界为代表的新的权力中心。这是在地方督抚自主空间之外，清廷的另一个力有未逮之处。这个新的权力中心不仅为“倚洋自重”的绅商阶层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和话语空间，还提供了操办新舆论场的载体和范式——租界里西方人主办的报纸。
　　大权旁落加西风东渐，再加上新绅商阶层的出現，是晚清新舆论场浮出的主要推手。中国社会的舆论场终于破天荒第一次走出了体制，成了一种自为的存在。当然，此时的报纸还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大众一直在那里，但此时尚未被“发现”，还没有被纳入主要由绅商组成的媒体人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舆论场不乏“自娱自乐”色彩，其操办者和读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绅商、开明官僚、买办、海归等参与制造舆论，同时也是新舆论产品的消费者和诉求对象。此时的“报人”中也很少有所谓的专业新闻工作者，而更多的是借报纸这个地盘鼓动舆论并进行自我动员的“社会贤达”。他们不再希求“上达天听”，而是越来越自信地通过舆论对官场和统治阶层展开批评。当年苦口婆心的臣子，变成了直接的施压者。
　　在将舆论场从体制内搬移至体制外的过程中，晚清的士绅们完成了从清议发动者到公论制造者的嬗变。新式舆论场的出现，很快发挥了舆论制造者自身也始料未及的强大动员作用。有志于政治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认到，如果不能通过媒体去俘获大众，令自己的主张入脑入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只能沦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