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常人的确难以时时铭记于心、见之于行，更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邓之诚在1959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就对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馆”）的元老张元济有较为刻薄的评价：“报载，张元济于十四日死于上海。此人以遗老自居，而骂清朝。胜利后，反对蒋中正。新中国成立后，勇于开会，当场中风，卧病数年，今始化去。在商务馆发财二三十万，为人绑票，去其大半。沦陷后，骤贫，先卖其屋，后并所藏批校本书籍而罄之。八年前，曾以《翁文端日记》卖与燕京大学。一生刻薄成性，能享大年，亦甚幸矣。”不知邓之诚为何评价张元济“刻薄成性”，从张元济的书信与日记中，虽常见其厉行节约之行为，但也不乏慷慨助人之举。
　　民族企业创立不易，因此创业元老多厉行节俭，而旁人或普通员工，对此则容易解读为吝啬与刻薄。张元济曾特地将废书片请人切作细条，以供员工写便条之用，此类废物利用的记载颇多。如1939年张元济致信丁英桂：“送上校过样本《王荆公诗集》一部……木刻书签四方已无用，今送去。如刬去字迹木材尚可用者，即请移作他用。”常用之文具，张元济也舍不得丢弃，而是能修则修：“前以手揸斗笔向公司换掉羊毫数枚，中有小楷用者一管，启用未久，笔头已松动。兹送去，乞托进贷科交原制之人修好为托。”一次董事会结束后，张元济在桌子上捡到“九紫一分羊毫”一枝，还专门寻找失主。张元济还交代，邮递信件时如能合寄，就要节省邮费，等等。如此等等，难免被人讥为刻薄、吝啬。
　　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张元济也极尽节俭之能事。当年游历德国莱比锡时，张元济曾购买一件铅制纪念物，收藏了30多年，不料被佣人打破一角，他舍不得丢弃，就请人专门修补。
　　仝冠军，先后游学于汴京、燕京，喜读书，爱出版，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科研论文奖，现于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张元济有一原则，即遵守商务馆的规章制度。1945年，张元济致信丁英桂说：“请代问本公司出售五号长锋羊毫，现售何价？弟前年购存多管，用时甚少，空存可惜。今送还一枝（并无损伤），欲与湘江一品换掉使用。如有不便，即请发还。幸勿强徇，致坏馆章。”次年，张元济又用所存墨胶换馆里的湘江水笔，也一再要求“万勿迁就，致妨馆政”。
　　但对于工友的困难，张元济是慷慨相助的。商务馆有一个送信的员工叫汪志清，为提高工作效率，他购买了自行车，但商务馆并没有给他任何补贴。张元济得知后，立即给馆里写信说：“事繁路远，诚不能专用足力。公司现在送信者，未知共有几人？他人所用之车，如何待遇？汪君进用之时，是否订明自备车子？其工资与无自备车者当有区别。但渠不自言。唯言修费太昂，力有不给。弟见其为敝处送信多时，并无错误，故为代陈。”而当员工遇到生活困难时，张元济也乐于解囊相助。1941年，员工郑新发、陈时中的子女成绩优秀却家庭困难，张元济就以董事的车马费赞助其学费。十年后想起此事，张元济还托人打听其现状，并非常关心其子女的就业情况。这又与他为一支笔的维修托人帮忙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论是高凤池还是张元济，都在馆内厉行节约，并身体力行。但高、张在扩大投资方面却存在分歧。高凤池过于严格地遵循“俭啬之旨”，以致添购新设备、改善办公环境等事难以开展。张元济则主张在节约的同时，鼓励大胆投资以促进事业发展。1917年8月，高凤池因有人请求添购打字机而不满，“慨然于公司撙节之不易”，并写信给张元济“历言生平主张俭啬之旨”。张元济则认为资金只要投放于合适的人合适的事，就应及时拨付，并指出：“公司为营利之物，与治家不同。固不能不力戒奢侈，然亦不能专事俭啬。何则专事俭啬，则事必有所不举，而人必有所不能展布也。事既不举，而人又不能有所展布，则公司尚复有何希望乎？”高凤池来信说发行所一向简陋，并以此说明节约之合理性，然张元济以为“公司非锻炼身心之地，吾辈亦非为淡泊明志而来。弟久以总务处地方逼窄，设备不全，于办事上甚为困苦，使再能添房舍两三间，而一切设备亦更舒泰完美，使吾辈精神益见愉快，其所收之效弟敢断言必有倍蓰于今日者。然为地势所限，无可如何，即欲为之，亦有不能。”倘若资金允许，张元济是主张给员工营造一个舒适工作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