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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塑造了五位重恩施报的刺客形象，他们以“为知己者死”为人生信条，太史公评价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但司马迁巧妙的叙事技巧、独特的情节安排以及特有的身世之感，使得这种在情感驱动下看似侠义的行为呈现出一种狭隘、自私，甚至一厢情愿的盲目性。
【关键词】：重恩施报；刺客；矛盾
“士为知己者死”是司马迁称赏的一种刚烈精神，《史记﹒刺客列传》中五位刺客的立名之举：曹沫多次战败逃跑，庄公信任不疑，故曹沫在齐鲁会盟时不惧生死劫持齐桓公；专诸因公子光善待而舍生刺吴王僚；豫让为报智伯的尊崇之遇刺赵襄子；聂政因自己作为市井屠户，而严仲子以卿相身份与之结交请缨刺杀侠累；荆轲刺秦更是太子丹礼遇下慷慨赴秦的千古悲歌。
被歌颂的“立名”之举
司马迁分别通过豫让、聂政、聂政姊之口三次道出“士为知己者死”，可见他极度倾慕士当为知己者所用。司马迁对于“名”的重视，在《报任安书》中可见一斑：“立名者，行之极也”。“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1]，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动机即是他对“三不朽”的认同追求，他塑造的刺客们都在刺杀行为中名垂后世。刺客们通过自身行为立功立德，使得司马迁在精神追求上有强烈的认同感，虽“侠以武犯禁”，但其精神力量却足以教化世人，在豫让与其友人的对话中，提出“既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2]明确提出怀二心事君是为不忠不义，这在大一统的王朝中确有忠君重气节的教化作用。而司马迁因“忠而被谤”使得遭祸之后的内心忧愤郁结于胸，发泄为文。
被隐藏的“忧愤”与肆心为文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为文……”[3]因李陵之祸的遭遇，在《史记》中表现出寄情言志的创作动机，尤其塑造刺客这类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时，身世之感分外强烈。“陵未没时，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大臣忧惧，不知所出。”[4]可见李陵兵败后世情之趋功好利，而司马迁为其辩护，引祸上身之时，“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5]又见世情之虚伪冷漠。“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更见世人之自私自利。这场飞来横祸强化了司马迁创作中的悲剧意识，他受刑因出于义举；百般困顿之时，无人伸手。司马迁深感世态炎凉，更加向往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故在创作中大力张扬知己、知遇行为的可贵。
据此观刺客中的曹沫，同为将军，多次战败逃跑后，仍被鲁庄公信任不疑。但李陵以不满五千兵卒与匈奴亿万之师作战十余日，最后兵败遭俘，君王抛弃，群臣构陷。君明臣贤的互相信任是司马迁极度倾慕的，故将一个“亚刺客”[6]列于此，显然并非称扬其功绩，而是借曹沫悲李陵，同情其遭遇为其鸣不平。
聂政传记中，司马迁以聂政事败暴尸于市、严仲子消失、聂政之姊于市井哭政为收笔，而李陵兵败后皇帝猜忌抛弃；自己遭祸后，交游莫救，亲近不言；聂政之姊为其弟申名的行为与其当初自己为李陵辩护的义举，使得司马迁在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与悲愤，故此安排即见肆心为文，以泄心中忧愤。
被美化的杀手与雇佣兵
专诸刺吴王僚是一场权利争夺者的游戏。若从专诸的主观角度看，因公子光善待而认为自己被知遇，甘为其争夺权力的匕首，为知己者而死是成立的。但客观而言专诸仍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弑君行动本就是非正义性的，其在忠于恩主的同时就是背叛君王。
严仲子与侠累有私人仇怨，寻聂政时，先企图以百金将其收买，聂政不受，严仲子说“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7]，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司马迁以严仲子矛盾言行刻画了其狡诈的行径。聂政事败，尸暴市，严仲子却始终未曾出面，而是聂政之姊绝险千里为其弟申名。士已死，知士的人亦消失。司马迁认为“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8]，这样的行为具有国士之风，而聂政的行为与这一价值观背道而驰，故其行动除了成全自己报恩的迷狂信念，再无其他了。严仲子与其结交意在寻求报私仇的一把刀，当这把刀没有实现其价值时，弃之何妨。
消失的知己
荆轲的悲剧命运显而易见，卫元君不用他，又被盖聂和鲁句践轻视，结交高渐离后惺惺相惜，在市井间高歌沉醉。被引荐给太子丹，而燕丹需要的只是一把刺秦的匕首，对其物质引诱，以高位来笼络他，却不信任，怀疑猜忌。荆轲临行前的悲歌，就有了哀叹自己命运的意味：他似乎开始觉醒，不再像之前的那些刺客一样对舍生报恩的信念迷狂、盲目。但正在觉醒的荆轲仍旧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彼时秦一统天下已呈现出必然的趋势，而燕丹仍将国运寄托于刺秦王这一偶然性极强的行动，荆轲之死只能成为历史必然趋势的祭牲。更为不幸的是荆轲的刺客之路，是被“诱拐”的：面见太子丹时，太子丹提出“刺秦大计”，并明确表示将这一使命交付与荆轲，其表现是在犹豫中推脱道“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住使。”燕丹顿首固请才答应，后为笼络，许之上卿，以上舍、太牢、美女侍奉他。出发前，荆轲因等朋友，燕丹便怀疑其反悔，并以言语相激。田光的自杀、太子丹的物质笼络利诱、刺秦前的怀疑不信任将荆轲推向了刺秦的不归之路。
燕丹的礼贤下士，无非是以物质上的优渥培养杀手，也印证了“布衣之侠的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不管他们具有多么崇高的品德，他们的本领，连同整个灵魂都已经被统治者所收买，成为他们手中温驯的工具。”[9]这一言论。
为知己者死
豫让是最典型的“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且行为表现出儒家忠君重义色彩。事智伯前，曾事范氏及中行氏但皆不遇，后“智伯甚尊崇之”，视为国士。刺杀行动中，豫让宁愿以自毁的方式，也不愿以“怀二心事君”这种更容易成功的方式接近赵襄子，突显了“忠”的色彩。刺杀虽失败，过程是成功的，即生命个体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得以彰显。彼时智伯已死，豫让的行为并没有外物的役使，没有物质诱惑，一切皆发自内心情感的自觉。智伯善待豫让并非以有所求为前提，故较与其他几位施恩者可称之为真正的“知士者”。
刺客们以毁灭式的报恩行动名垂千古，但他们所信奉的“士为知己者死”，更多的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带有一种偏执与迷狂，除了豫让以及“亚刺客”曹沫，其他三者都死于非真正的知遇。所谓“为知己者死”既成了士人理想的渴求，也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希冀。司马迁因自身遭遇，一边歌颂他的信仰，一边怀疑其合理性，故《刺客列传》才会呈现出热忱而又悲壮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袁立泽.左传[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2]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中华书局，2009年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0页
[4][5][8]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中华书局，2007年
[6]戈春源.刺客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7]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中华书局，2009年
[9]徐朔方.史记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关键词】：重恩施报；刺客；矛盾
“士为知己者死”是司马迁称赏的一种刚烈精神，《史记﹒刺客列传》中五位刺客的立名之举：曹沫多次战败逃跑，庄公信任不疑，故曹沫在齐鲁会盟时不惧生死劫持齐桓公；专诸因公子光善待而舍生刺吴王僚；豫让为报智伯的尊崇之遇刺赵襄子；聂政因自己作为市井屠户，而严仲子以卿相身份与之结交请缨刺杀侠累；荆轲刺秦更是太子丹礼遇下慷慨赴秦的千古悲歌。
被歌颂的“立名”之举
司马迁分别通过豫让、聂政、聂政姊之口三次道出“士为知己者死”，可见他极度倾慕士当为知己者所用。司马迁对于“名”的重视，在《报任安书》中可见一斑：“立名者，行之极也”。“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1]，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动机即是他对“三不朽”的认同追求，他塑造的刺客们都在刺杀行为中名垂后世。刺客们通过自身行为立功立德，使得司马迁在精神追求上有强烈的认同感，虽“侠以武犯禁”，但其精神力量却足以教化世人，在豫让与其友人的对话中，提出“既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2]明确提出怀二心事君是为不忠不义，这在大一统的王朝中确有忠君重气节的教化作用。而司马迁因“忠而被谤”使得遭祸之后的内心忧愤郁结于胸，发泄为文。
被隐藏的“忧愤”与肆心为文
“（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为文……”[3]因李陵之祸的遭遇，在《史记》中表现出寄情言志的创作动机，尤其塑造刺客这类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时，身世之感分外强烈。“陵未没时，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大臣忧惧，不知所出。”[4]可见李陵兵败后世情之趋功好利，而司马迁为其辩护，引祸上身之时，“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5]又见世情之虚伪冷漠。“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更见世人之自私自利。这场飞来横祸强化了司马迁创作中的悲剧意识，他受刑因出于义举；百般困顿之时，无人伸手。司马迁深感世态炎凉，更加向往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故在创作中大力张扬知己、知遇行为的可贵。
据此观刺客中的曹沫，同为将军，多次战败逃跑后，仍被鲁庄公信任不疑。但李陵以不满五千兵卒与匈奴亿万之师作战十余日，最后兵败遭俘，君王抛弃，群臣构陷。君明臣贤的互相信任是司马迁极度倾慕的，故将一个“亚刺客”[6]列于此，显然并非称扬其功绩，而是借曹沫悲李陵，同情其遭遇为其鸣不平。
聂政传记中，司马迁以聂政事败暴尸于市、严仲子消失、聂政之姊于市井哭政为收笔，而李陵兵败后皇帝猜忌抛弃；自己遭祸后，交游莫救，亲近不言；聂政之姊为其弟申名的行为与其当初自己为李陵辩护的义举，使得司马迁在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与悲愤，故此安排即见肆心为文，以泄心中忧愤。
被美化的杀手与雇佣兵
专诸刺吴王僚是一场权利争夺者的游戏。若从专诸的主观角度看，因公子光善待而认为自己被知遇，甘为其争夺权力的匕首，为知己者而死是成立的。但客观而言专诸仍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弑君行动本就是非正义性的，其在忠于恩主的同时就是背叛君王。
严仲子与侠累有私人仇怨，寻聂政时，先企图以百金将其收买，聂政不受，严仲子说“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7]，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司马迁以严仲子矛盾言行刻画了其狡诈的行径。聂政事败，尸暴市，严仲子却始终未曾出面，而是聂政之姊绝险千里为其弟申名。士已死，知士的人亦消失。司马迁认为“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8]，这样的行为具有国士之风，而聂政的行为与这一价值观背道而驰，故其行动除了成全自己报恩的迷狂信念，再无其他了。严仲子与其结交意在寻求报私仇的一把刀，当这把刀没有实现其价值时，弃之何妨。
消失的知己
荆轲的悲剧命运显而易见，卫元君不用他，又被盖聂和鲁句践轻视，结交高渐离后惺惺相惜，在市井间高歌沉醉。被引荐给太子丹，而燕丹需要的只是一把刺秦的匕首，对其物质引诱，以高位来笼络他，却不信任，怀疑猜忌。荆轲临行前的悲歌，就有了哀叹自己命运的意味：他似乎开始觉醒，不再像之前的那些刺客一样对舍生报恩的信念迷狂、盲目。但正在觉醒的荆轲仍旧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彼时秦一统天下已呈现出必然的趋势，而燕丹仍将国运寄托于刺秦王这一偶然性极强的行动，荆轲之死只能成为历史必然趋势的祭牲。更为不幸的是荆轲的刺客之路，是被“诱拐”的：面见太子丹时，太子丹提出“刺秦大计”，并明确表示将这一使命交付与荆轲，其表现是在犹豫中推脱道“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住使。”燕丹顿首固请才答应，后为笼络，许之上卿，以上舍、太牢、美女侍奉他。出发前，荆轲因等朋友，燕丹便怀疑其反悔，并以言语相激。田光的自杀、太子丹的物质笼络利诱、刺秦前的怀疑不信任将荆轲推向了刺秦的不归之路。
燕丹的礼贤下士，无非是以物质上的优渥培养杀手，也印证了“布衣之侠的地位是卑微的，但是不管他们具有多么崇高的品德，他们的本领，连同整个灵魂都已经被统治者所收买，成为他们手中温驯的工具。”[9]这一言论。
为知己者死
豫让是最典型的“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且行为表现出儒家忠君重义色彩。事智伯前，曾事范氏及中行氏但皆不遇，后“智伯甚尊崇之”，视为国士。刺杀行动中，豫让宁愿以自毁的方式，也不愿以“怀二心事君”这种更容易成功的方式接近赵襄子，突显了“忠”的色彩。刺杀虽失败，过程是成功的，即生命个体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得以彰显。彼时智伯已死，豫让的行为并没有外物的役使，没有物质诱惑，一切皆发自内心情感的自觉。智伯善待豫让并非以有所求为前提，故较与其他几位施恩者可称之为真正的“知士者”。
刺客们以毁灭式的报恩行动名垂千古，但他们所信奉的“士为知己者死”，更多的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带有一种偏执与迷狂，除了豫让以及“亚刺客”曹沫，其他三者都死于非真正的知遇。所谓“为知己者死”既成了士人理想的渴求，也成了可遇不可求的希冀。司马迁因自身遭遇，一边歌颂他的信仰，一边怀疑其合理性，故《刺客列传》才会呈现出热忱而又悲壮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袁立泽.左传[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2]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中华书局，2009年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0页
[4][5][8]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中华书局，2007年
[6]戈春源.刺客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7]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中华书局，2009年
[9]徐朔方.史记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