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万峰的新著《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觉其颇有值得在当前史学研究中提倡的精神。
　　首先是敢于突破成规，开辟新的领域。既然是一部近百年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按照常规，那就“必须”在论述经济的同时，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政治(阶级斗争)以至军事；这尤其是因为战前日本是带军事封建性的资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不着重写一写，难免不遭非议。然而，作者却敢于突破成规，以全书大约四分之三的篇幅，从各个方面纵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其余三章又分别论述教育、家庭、人口，硬是不立专章论述政治和军事。现行日本近现代史著作几乎都侧重政治(有的扩及军事和经济，很少论述其他)。一部专著，贵在开辟新的领域。有所侧重，始能精深。不应当为求“全面”而不惜大量重复已有之论述。此书在这方面可称带头破格。
　　第二，努力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此书侧重经济政策和工业、贸易、交通、农业等主要经济部门的研究，重视统计分析和国际比较。全书七十多个统计表，大多经过作者的补充、加工或核算，吸收了经济学中用数据讲话的长处。以关于农业的第七章为例，作者指出：幕末及明治初年，农业就业人口和产值在全国就业人口和总产值中都占百分之八十。从这个基本分析出发，作者运用统计成果，论述了明治时期日本工业化走的是“以土养洋”、“以农养工”的道路。地税改革(一八七七至一八八一)使日本农业在四十余年间稳定增长，在换取外汇和提供商品粮等方面起了重大的战略作用。但另一方面，地税改革不彻底，重税重租使战前日本农业一直未能现代化，对农村的过重盘剥造成国内市场狭窄。一九一九年以后农业长期萧条，工农业发展严重不平衡，成为战前日本经济的致命弱点。对战后日本农业，著者运用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劳动工时等主要指标简明而集中地介绍了“农地改革”(一九四七至一九五○)后日本农业的现代化成就(例如水稻一九五○至一九七五年每公顷产量自三点五九吨增至五点二三吨，居世界第一；每公斤所耗工时自三十四分钟降至九点六分钟)。
　　要扩大研究领域，就必须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此书运用了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知识。例如在有关教育的第八章中，著者不是停留在一般回顾近百年日本教育的历程，而以大量篇幅，专立一节，论述教育投资的效果，并具体介绍美日苏三国学者对该国教育投资效果的测定数据和方法。仅据美国学者测定，一九五七年与一九二九年相较，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就有百分之三十三属于教育投资效益；这样，读者对日本近百年、特别是战后“教育立国”的经济含义自然有较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著者也指出当前日本教育所存在的缺点和弊端。
　　第三，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此书打破编年体例，采取纵贯式专题论述，除第一、二两章外，都从明治维新起纵贯百余年直至战后今日，使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各章都有明确的重点：一、二两章侧重分析日本被迫“开国”后所面临的殖民地危机及明治政府如何克服这一危机。著者指出：幕末日本资本主义因素很微弱，“开国”以后这种历史状况并未因明治维新的政变成功而立即消失。因此，“当时日本实行的是两个方面的维新，一是‘王政维新’，……另一是‘开国维新’，即在开放体制下实行一系列改革，以求实现独立自主。”著者正是以此为纲，评论明治政府各项改革及“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得失，并且指出：“移植”与“引进”是有区别的。“移植”是指政治经济制度，“引进”则指技术。从日本近代史来看，“移植”是明治前期在资本主义不能“自生”的历史条件下争取“自立”的手段，“引进”则即使“自立”以后，也继续至今。第三章论述产业革命，着重以涩泽荣一(一八四○至一九三一)为典型代表论述明治时期日本近代企业家的特点，即“和魂洋才”(或“士魂商才”)与“论语加算盘”的经营思想。这类有爱国心的企业家在明治产业革命时期成批出现，形成一种“进取自尊的气象，极为活跃地向前推进……”(转引自该书第134—135页)他们对“武士伦理”和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了新的解释，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以适应当时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这种企业经营思想和特色，后来有所演变，在不同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但直至今日，在日本以及亚洲某些新兴资本主义地区仍有相当影响，以至出现所谓“新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以区别于欧美的“新教资本主义”。
　　历史学研究应当重视面对现实。我国近代研究日本的奠基者黄遵宪编写《日本国志》的指导思想就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我国目前近现代史著作的下限距离要求太远，万峰这本书取材和内容一直延伸到一九八一年，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万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