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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统计，2012年全世界有近1/3的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将影响占世界53%的人口和50%的GDP。2012年可能是投票箱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一年，您如何看待大选年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邱震海：虽然2012年进行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归纳起来有几大块是值得关注的。美国、中国和欧洲——欧洲最主要是法国，还有年底的韩国选举。对中国来说，台湾地区的选举也是涉及国际因素的重要问题。这几大块里最重要的无疑是中国和美国。美国总统大选对世界直接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伊朗局势。2012年伊朗局势何去何从非常关键，最近几个月大家都在关注叙利亚的局势，2月4日中俄联手否决了对叙制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因为这不光涉及叙利亚，它前有利比亚，后有伊朗。美国为首的国家已经把利比亚搞掉了，为了阻止伊朗局势向叙利亚方向发展，才会有中俄联手投票这一幕。2011年有利比亚，2012年有叙利亚，2013年会不会有伊朗，这涉及美国在战略上怎么研判，到底愿不愿意用武力解决伊朗问题。如果解决的话有几个模式：一是伊拉克模式，美国亲自动手；二是利比亚模式，美国让欧洲国家动手；三是让以色列来动手。第二个要考虑的是美国愿不愿真动手，这主要是从军事实力上考虑，因为伊朗毕竟不比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第三个是从战略上或需求上，美国总统愿不愿意打，这就涉及美国的大选了。我個人认为2012年美国大选前打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对华政策而言，估计奥巴马连任后会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如共和党上台对中国政策会有一些微调，但不会有重大调整。美国重返亚太等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深层逻辑决定的，不会对美国大选构成重大影响。
第二是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大选，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欧债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前一阵欧盟出台了共同的财政政策、财政纪律，法国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萨科齐下台，其影响是牵动世界的。二是中法关系。过去几年中法间有很多的风波，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比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当时中法关系一度闹得很僵。但放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棋局中，中国有必要从战略上重视法国，因为现在世界上中国没几个朋友，而且从世界格局看，基本上是美中欧三足鼎立，除了美国，中国面对的另一个力量就是欧洲。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故中欧关系一定要处理好——这样中美关系再翻也翻不到哪里去；中欧关系处理不好，把美国和欧洲推向一边的话，中国就会腹背受敌。过去一年多中国对欧政策做了很大调整，但我希望中国还要进一步重视欧洲。欧洲有个特点是理想色彩很重，它在人权、西藏问题上会有超乎寻常的坚持、执著甚至是顽固。这关系到中国是否孤立地看待每个议题，如果孤立地看任何国家都和中国有矛盾，一有矛盾就把它放大，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中国的整体大战略是这样，就会在多处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第三个是韩国，下半年李明博肯定是要离任的。韩国对世界也很重要，主要是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这几年风云变幻，2012年还加上一个新的因素：金正日去世已三个多月，未来一段时间形势会更加发酵。2012年是金日成的百年诞辰，如果金正日在世，朝鲜会非常重视。金正日本来想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儿子金正恩能不能巩固个人的统治基础，有没有治国能力，周围的人与他关系如何，军队与他关系如何，会不会产生内部政治上的一些变化等都待观察。即使不发生动荡，他领导下的新的朝鲜，未来会走向何方，对外在朝核问题上会与世界各国如何互动，都是2012年朝鲜半岛关系很值得观察的部分。韩国本身也很关键，朝韩关系过去几年之所以紧张，主要是李明博上台后的问题。李明博之前的卢武铉实行的是亲朝鲜的政策，再之前的金大中实行“阳光政策”，朝韩关系相对和缓，李明博上台后搞了亲美战略，所以这几年朝韩关系非常紧张。现在南北韩领导人各自的更替令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的朝鲜半岛局势处于某种变幻和不确定之中，这同样会牵扯各个国家的神经。
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非常关键，年初马英九连任，未来四年相对稳定。现在两岸关系有很多深层的问题，马英九连任期间两岸会不会在政治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会不会通过政治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等手段使未来的两岸关系真正不可逆转，均有待观察。现在两岸关系在经济上比较融合，但在政治上还存在敌意，如果这种二元悖论继续下去，到2016年马英九下台后还会有倒退的可能。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外部挑战很多，如果台湾地区再不稳，就等于跷跷板全都翘起来了。台湾能在2012年开始时就稳住，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利的。
《同舟共进》：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大选年面对的国内形势？
邱震海：中共“十八大”党的领导人换届，十年一届的换班，就等于进入了第五代领导集体。我认为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十年里迅速发展，十年前中国还是第九大经济体，现在
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外汇储备这十年增长十倍，谁都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另一方面这十年社会矛盾也积攒得很厉害，所以我有个比喻，这十年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跑，成绩在狂奔，问题也在狂奔，就看谁跑得过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中国：一个是巨大成就的中国，一个是巨大矛盾、巨大问题的中国。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两个中国都是真实的，就看从哪个角度看。要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向前，但向前的过程中要逐渐解决一些认知不到位的问题。过去十年发展得很快，但面对很多问题确实有一点茫然，认知跟不上，比如在对外战略上我们看到很多问题是脱节的。
另外，很大一块就是在内部矛盾上，内部的社会矛盾恰恰来自于成绩本身。我们过去20年的成绩是以政治上的高度稳定换来经济上的迅速成长。这类似东亚国家早期的“威权统治”，亚洲四小龙都是如此。但到了一定时候，这种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东亚模式就要面临转型，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已转型了。当然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它的文化是不可能调头的，但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亚洲人习惯自上而下，但高度的政府主导这20年来也带来了量变到质变的很多弊病，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政府权力过大而产生了腐败，产生了官商勾结。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拿吴敬琏先生的话说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并造成不健康的哑铃型社会，即中间部分的中产阶级很细，它在支撑着两头重重的穷人和富人。关键问题是很多富人的财富来路不明，可能与权力相勾结；同时，穷人心有不甘，因为难以找到公平。由于不公，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产生，老百姓心中有怨气，这已经表现在很多社会治安问题上。现在刚性维稳只是将怨气暂时压住，矛盾并未解决并可能越来越激化，这是一个棘手的摊子。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一如既往有信心的，但问题不可低估。
《同舟共进》：有评论担心，换届选举意味着各候选人把讨好选民放在应对经济危机等全球问题之前，认为2012年是政治可能“绑架”经济政策、安全政策，甚至引发战争危险的一年，您怎么看？
邱震海：我倒没有这么悲观。西方一些国家为了选举都会作出种种操弄，比如在历届美国大选中，中国因素历来是很重要的一环，有时甚至炒作得很厉害，但选举过后又会归于平淡。民主政治有自我调节的因素。对于选举期间出现的选举语言、选举动作，我觉得其他各国都不会特别在意。相反，刚才分析的这些问题，有没有选举都在各个国家深层结构里存在着，只不过选举中拿这些事做文章。这些问题不是某个领导人能够单独解决的，而且各国选举的时间点不同，不会由于选举对世界局势造成整体冲击。比如3月俄罗斯选举后可能会有政策上的调整，到了11月美国总统选举都已经7个月了，该消化得差不多了。这种时间上的差距也不会产生“政治绑架经济”的情况。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选举中可能出现的民意过度影响政治的倾向？
邱震海：这在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有，但在民主相对成熟的国家不会产生。无论在美国、欧洲，包括韩国，它们的民主已经相对成熟了。会有一些民意绑架政治的情况出现，但整体民意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面上。倒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一些小国家，像非洲或中东国家，其民粹主义有可能出现民意绑架政治的极端情况。但就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那种情况看，都不是由于选举产生的，而是突发的公共事件，是积压在深层的社会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从大国的选举上还看不出会产生重大政局动荡的可能。
《同舟共进》：面对这样一个大选年，中国应如何面对世界政局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呢？
对中国来说，面对外部环境，首先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过去几年我们往往把某个单一的议题看成全方位的议题，然后随风起舞，这样就有可能丢失整体大环境、大战略的考虑。事情出来后要先判断一下它在整盘棋局中占什么位置。其次是中国还要加强对一些问题的深度研究。今天中国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面临的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内部发展很快，问题也很多；外交由于发展得快，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造成我们一些领导人和一些精英，无法研判未来一年，更无法研判未来五到十年的世界整体趋势。当然有些偶发事件难以预测，但大趋势是可以研判的。这与我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投入过多的精力很有关系：领导人忙于迎来送往，忙于应付内政外交的局面，领导人的智囊也得时常陪着领导人出访，没有时间去做研究，而静下心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邱震海：虽然2012年进行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归纳起来有几大块是值得关注的。美国、中国和欧洲——欧洲最主要是法国，还有年底的韩国选举。对中国来说，台湾地区的选举也是涉及国际因素的重要问题。这几大块里最重要的无疑是中国和美国。美国总统大选对世界直接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伊朗局势。2012年伊朗局势何去何从非常关键，最近几个月大家都在关注叙利亚的局势，2月4日中俄联手否决了对叙制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动，因为这不光涉及叙利亚，它前有利比亚，后有伊朗。美国为首的国家已经把利比亚搞掉了，为了阻止伊朗局势向叙利亚方向发展，才会有中俄联手投票这一幕。2011年有利比亚，2012年有叙利亚，2013年会不会有伊朗，这涉及美国在战略上怎么研判，到底愿不愿意用武力解决伊朗问题。如果解决的话有几个模式：一是伊拉克模式，美国亲自动手；二是利比亚模式，美国让欧洲国家动手；三是让以色列来动手。第二个要考虑的是美国愿不愿真动手，这主要是从军事实力上考虑，因为伊朗毕竟不比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第三个是从战略上或需求上，美国总统愿不愿意打，这就涉及美国的大选了。我個人认为2012年美国大选前打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对华政策而言，估计奥巴马连任后会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如共和党上台对中国政策会有一些微调，但不会有重大调整。美国重返亚太等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深层逻辑决定的，不会对美国大选构成重大影响。
第二是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大选，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欧债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前一阵欧盟出台了共同的财政政策、财政纪律，法国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萨科齐下台，其影响是牵动世界的。二是中法关系。过去几年中法间有很多的风波，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比如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当时中法关系一度闹得很僵。但放到整个国际关系的棋局中，中国有必要从战略上重视法国，因为现在世界上中国没几个朋友，而且从世界格局看，基本上是美中欧三足鼎立，除了美国，中国面对的另一个力量就是欧洲。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故中欧关系一定要处理好——这样中美关系再翻也翻不到哪里去；中欧关系处理不好，把美国和欧洲推向一边的话，中国就会腹背受敌。过去一年多中国对欧政策做了很大调整，但我希望中国还要进一步重视欧洲。欧洲有个特点是理想色彩很重，它在人权、西藏问题上会有超乎寻常的坚持、执著甚至是顽固。这关系到中国是否孤立地看待每个议题，如果孤立地看任何国家都和中国有矛盾，一有矛盾就把它放大，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中国的整体大战略是这样，就会在多处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第三个是韩国，下半年李明博肯定是要离任的。韩国对世界也很重要，主要是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这几年风云变幻，2012年还加上一个新的因素：金正日去世已三个多月，未来一段时间形势会更加发酵。2012年是金日成的百年诞辰，如果金正日在世，朝鲜会非常重视。金正日本来想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儿子金正恩能不能巩固个人的统治基础，有没有治国能力，周围的人与他关系如何，军队与他关系如何，会不会产生内部政治上的一些变化等都待观察。即使不发生动荡，他领导下的新的朝鲜，未来会走向何方，对外在朝核问题上会与世界各国如何互动，都是2012年朝鲜半岛关系很值得观察的部分。韩国本身也很关键，朝韩关系过去几年之所以紧张，主要是李明博上台后的问题。李明博之前的卢武铉实行的是亲朝鲜的政策，再之前的金大中实行“阳光政策”，朝韩关系相对和缓，李明博上台后搞了亲美战略，所以这几年朝韩关系非常紧张。现在南北韩领导人各自的更替令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的朝鲜半岛局势处于某种变幻和不确定之中，这同样会牵扯各个国家的神经。
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非常关键，年初马英九连任，未来四年相对稳定。现在两岸关系有很多深层的问题，马英九连任期间两岸会不会在政治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会不会通过政治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等手段使未来的两岸关系真正不可逆转，均有待观察。现在两岸关系在经济上比较融合，但在政治上还存在敌意，如果这种二元悖论继续下去，到2016年马英九下台后还会有倒退的可能。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外部挑战很多，如果台湾地区再不稳，就等于跷跷板全都翘起来了。台湾能在2012年开始时就稳住，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利的。
《同舟共进》：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大选年面对的国内形势？
邱震海：中共“十八大”党的领导人换届，十年一届的换班，就等于进入了第五代领导集体。我认为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十年里迅速发展，十年前中国还是第九大经济体，现在
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了（外汇储备这十年增长十倍，谁都没想到速度会这么快）。另一方面这十年社会矛盾也积攒得很厉害，所以我有个比喻，这十年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跑，成绩在狂奔，问题也在狂奔，就看谁跑得过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个中国：一个是巨大成就的中国，一个是巨大矛盾、巨大问题的中国。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两个中国都是真实的，就看从哪个角度看。要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向前，但向前的过程中要逐渐解决一些认知不到位的问题。过去十年发展得很快，但面对很多问题确实有一点茫然，认知跟不上，比如在对外战略上我们看到很多问题是脱节的。
另外，很大一块就是在内部矛盾上，内部的社会矛盾恰恰来自于成绩本身。我们过去20年的成绩是以政治上的高度稳定换来经济上的迅速成长。这类似东亚国家早期的“威权统治”，亚洲四小龙都是如此。但到了一定时候，这种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东亚模式就要面临转型，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已转型了。当然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它的文化是不可能调头的，但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亚洲人习惯自上而下，但高度的政府主导这20年来也带来了量变到质变的很多弊病，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政府权力过大而产生了腐败，产生了官商勾结。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拿吴敬琏先生的话说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并造成不健康的哑铃型社会，即中间部分的中产阶级很细，它在支撑着两头重重的穷人和富人。关键问题是很多富人的财富来路不明，可能与权力相勾结；同时，穷人心有不甘，因为难以找到公平。由于不公，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产生，老百姓心中有怨气，这已经表现在很多社会治安问题上。现在刚性维稳只是将怨气暂时压住，矛盾并未解决并可能越来越激化，这是一个棘手的摊子。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一如既往有信心的，但问题不可低估。
《同舟共进》：有评论担心，换届选举意味着各候选人把讨好选民放在应对经济危机等全球问题之前，认为2012年是政治可能“绑架”经济政策、安全政策，甚至引发战争危险的一年，您怎么看？
邱震海：我倒没有这么悲观。西方一些国家为了选举都会作出种种操弄，比如在历届美国大选中，中国因素历来是很重要的一环，有时甚至炒作得很厉害，但选举过后又会归于平淡。民主政治有自我调节的因素。对于选举期间出现的选举语言、选举动作，我觉得其他各国都不会特别在意。相反，刚才分析的这些问题，有没有选举都在各个国家深层结构里存在着，只不过选举中拿这些事做文章。这些问题不是某个领导人能够单独解决的，而且各国选举的时间点不同，不会由于选举对世界局势造成整体冲击。比如3月俄罗斯选举后可能会有政策上的调整，到了11月美国总统选举都已经7个月了，该消化得差不多了。这种时间上的差距也不会产生“政治绑架经济”的情况。
《同舟共进》：您如何看待选举中可能出现的民意过度影响政治的倾向？
邱震海：这在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有，但在民主相对成熟的国家不会产生。无论在美国、欧洲，包括韩国，它们的民主已经相对成熟了。会有一些民意绑架政治的情况出现，但整体民意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面上。倒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一些小国家，像非洲或中东国家，其民粹主义有可能出现民意绑架政治的极端情况。但就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那种情况看，都不是由于选举产生的，而是突发的公共事件，是积压在深层的社会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从大国的选举上还看不出会产生重大政局动荡的可能。
《同舟共进》：面对这样一个大选年，中国应如何面对世界政局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呢？
对中国来说，面对外部环境，首先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过去几年我们往往把某个单一的议题看成全方位的议题，然后随风起舞，这样就有可能丢失整体大环境、大战略的考虑。事情出来后要先判断一下它在整盘棋局中占什么位置。其次是中国还要加强对一些问题的深度研究。今天中国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面临的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内部发展很快，问题也很多；外交由于发展得快，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造成我们一些领导人和一些精英，无法研判未来一年，更无法研判未来五到十年的世界整体趋势。当然有些偶发事件难以预测，但大趋势是可以研判的。这与我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投入过多的精力很有关系：领导人忙于迎来送往，忙于应付内政外交的局面，领导人的智囊也得时常陪着领导人出访，没有时间去做研究，而静下心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