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那绿油油的如蚕宝宝般可爱的青豆角，我便会想起我的学生——玲。
　　 玲是我教过的学生中的一个。那年我19岁，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农村任教。玲15岁，是班里年龄偏大的那种孩子，长得眉清目秀，但从她身上找不出一丝孩子的天真、活泼，有的只是愁苦和腼腆。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母亲死得早，父亲靠耕种家里承包的几亩田地维持生计，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玲不得不从小就跟随父亲参加农事劳动。玲性格内向、孤僻，从不主动与人交往。第一次试着与她交流，她除了点头，就是摇头。后来好不容易问出一句话，声音却轻得如蚊子般大。玲的学习情况也很糟糕，据说小学已经读了七年，没有一次考试及格过，教过她的老师都叫她“榆木疙瘩”。
　　“榆木疙瘩”果然“不同凡响”，不长时间我便发现她对学习缺乏兴趣，以至于上课发呆，家庭作业更是只字不动，最糟糕的是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正确，经常把“玲”字右半部分写成“今”字。也许是缘分，对待这样一个学习成绩落后、心理又有些障碍的孩子，我除多了一份怜悯之心外，还更多了一份帮助她的决心！我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经典名言。以后的日子里，我开始发掘她的闪光点。玲学习差，性格孤僻，不善于交往，可能与她的家庭环境、早年丧母、年龄偏大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越来越觉得玲不是一无是处，其实也很讨人喜欢的，她特别勤劳，干活麻利、卖力，活像一个小大人。只要轮到她值日，或帮我整理房间，或打扫办公室，那可是我最放心的。我多次在班上表扬她，让同学们学习她身上这种优秀品质，希望能够帮她找回曾经失去的太多东西。渐渐地，我发现她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的信任，与我见面不再那么扭捏了，我感觉到我们师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她也愿意和我谈话了。
　　于是，我经常找玲谈心，有时送给她一些学习用品，比如我淘汰了的钢笔，剩余的作业本，学生捡到的圆规、三角板、尺子、橡皮等。有时我故意支开她，对班上的孩子进行教育，要求她们多跟玲一块儿玩，学习上多帮助她。慢慢地，我发现玲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有了孩子的那种朝气、灵秀、活泼，偶尔还能看到她跟同学们一起玩耍的身影。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清晨，她兴高采烈地跑到我的宿舍，羞涩地提着一袋豆角对我说：“老师，这是我家种的豆角，是我亲手为您摘的，挺新鲜的，送给您吃。”说完，就跑开了。看着那一袋绿油油的豆角，我欣慰极了，因为我看到了她的转变，为她的转变而高兴。
　　自从玲送给我那袋豆角之后，更坚定了我帮助她的信心。放学后，我尽量抽空帮她补习功课。我发现她学习差并非智力问题，更多的是知识的脱节，底子薄，对学习缺乏兴趣。于是我给她开足了小灶，还特意借了三至五年级的书给她从头补起，只要她一有进步，我总是给予表扬和鼓励。她也时常摘点自己家种的蔬菜送给我。
　　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当小学毕业考卷上歪歪斜斜地写有她的名字时，当鲜红的60分映入我的眼帘时，我被感动了，我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动，我为玲的成功而感动。
　　遗憾的是，小学毕业后她辍学了。
　　又是一年的夏天，放学后我刚回宿舍，只见她给我拎来一袋豆角，很大方地对我说：“老师，这是我家种的豆角，是我亲手为您摘的，请您尝尝鲜。”我招呼她坐下，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还没等我开口，她便说：“家里活还忙，我先回去了。”说完转身就走了。望着这袋绿油油的如蚕宝宝般可爱的豆角，我感到一阵失落、惋惜。
　　再后来，我进城工作了，听别人说，她嫁人了，有了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