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学过经济学”
　　金岳霖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等，构成了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泽东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已经80多岁，怎么接触社会呢？据做过金岳霖学生的汪曾祺回忆，金与一个蹬平板车的车夫约好，每天蹬着他到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转一圈，接触社会，体验生活。汪曾祺说，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在人们的印象中，金岳霖不治经济，不善理财，这样的故事挺多。金岳霖请了一位厨师，将一张五千余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折交给他保管支用。梁思成先生见到后，惊疑不已，找到金岳霖问其缘由。金岳霖答曰：“这样方便。”梁先生曰：“若不慎遗失，岂不枉哉？”金岳霖依旧说：“这样方便。”梁先生说：“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谁知金岳霖连连摆手：“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先生无奈，只得为其细述储蓄规则。述毕，金岳霖满脸欣然，停有片刻，说：“你真聪明。”“改存”之日，金岳霖几欲打退堂鼓，理由是他预备在自己死后留一千元钱酬谢厨师——“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了？”这回梁先生不能不笑。笑罢，梁先生又将如何将那一千元酬金抽出为厨师另立户头之类细细讲演一番……末了金岳霖重又孩童般喜作一团——“你真聪明！”以上故事，出自黄集伟《再说金岳霖》一文，颇为生动传神。
　　金岳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学过经济学，唯一靠了一点边的是上了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所讲的课。”那时他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修，“可是这位教师所讲的那门课碰巧又不是经济学，而是英国农民史，他所着重讲的是烟囱。我在英国的时候是凯恩斯出风头的时候，可是我不认识他。”①
　　银行家资助游学欧美
　　不过，金岳霖虽对经济学没有兴趣，但还算有所涉猎，从新发现的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金岳霖书信看，他的经济学根底还是很扎实的。笔者以为，假如他没有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或许也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
　　从清华学堂毕业后，金岳霖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科，可他说，“这玩意引不起兴趣”。继而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硕士论文的题目，却是《州长的财政权》，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政治学的范畴，还不如说是经济学的范畴。此文为美国的州长打抱不平，认为他们是“人民的公仆”，但完全没有财权。1920年金写了《T.H.格林的政治学说》一文，才算转到政治学范畴，并以此文获哥大博士头衔。
　　金岳霖在海外求学经历，主要有两段时间，一是前述1914年至1920年留学美国，二是1922年底至1925年在欧洲的游学。因为他在写《T.H.格林的政治学说》过程中，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兼之国民党政治腐败，他的政治学派不上用场，也不屑为之，因而再去欧洲读书，专心研究哲学和逻辑学，可说是他治学的转折点。
　　金岳霖到欧洲游学是在1922年春，金的年谱统称他到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他已经得了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还有必要再留学？或许还是游历访学更贴切，那就类似于当下的访问学者。不仅如此，他沿途还考察各国经济状况，所写书信多有议论。那么，经费何来，为何兴趣全在哲学，仍一路考察欧美的经济社会情形？这两个问题令人费解，金岳霖本人从未说明，回忆金岳霖的文章也均未作过解释。
　　该组书信写于1922年2月至同年9月，共计15封，其中第一封注明时间为1922年2月16日，金岳霖已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他在函中说 “霖此次之能入而复出求学者，全赖先生（周作民）赞助，在京时未曾面谢，深以为恨，现在既已离国，只得实心求学，求无负先生之期望”。
　　原来金岳霖赴欧洲深造的经费，出自于周作民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周作民既资助金岳霖赴欧深造，作为银行家总有回报的想法。在金岳霖一头，也须要做点事情，才好心安理得地拿这笔经费。因此金岳霖一路上，对欧美经济社会状况十分留意，并不时写信报告周作民。这在他的一生中，是极为难得的经济考察活动，显示出他极为优异的经济秉赋和见解，成为金岳霖经济思想的一个观照物。
　　对欧美经济状况
　　作多角度考察
　　顺便一提，各家所编《金岳霖年谱》，说金岳霖于1921年12月“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据该组书信，金到英国的时间，实际上还要晚一些。因其得到周作民的同意，到英国之前，先赴美国考察经济状况，然后再到英国。金在1922年2月16日函中说：“去年十二月十五号由上海动身，道经美国，正月五号到旧金山，十一号到芝加哥。……正月廿六号由纽约动身赴英，二月四号到英，即日到伦敦。”因此可知他于1922年2月4号才抵达英国伦敦。
　　1922年4月22日，金岳霖又写信说：“岳霖到英已近三月，此信到京时当在六月初，彼时半年费已用尽，恳请先生将下半年费寄下，不胜感激之至。”可见金城银行的资助费用，是半年拨付一次，因为没有见到周的复函，具体的资助数目尚不清楚。不过金的每封来函上，周都阅过签字，仔细保存在金城银行的案卷里。
　　金在欧美，对欧美经济状况作多角度的考察，或亲历，或耳闻，或来源于报端，不定时地写信报告周作民。金在美国仅逗留二十余天，但对美国经济极为留心，到欧洲后仍关注大洋彼岸的经济情势，他刚到英国，就在2月16日一函中涉及美国，说，“据云大战之后，关于战争之实业停止，因之工人之失业者多，工资亦因之减少，其影响及于各界，亦不外减少各人之所得，故人民消货之能力较战时为少，消货之能力小，故商业亦因之不振。此就其大致言之，美国之情形如此”。以后也多有报告，如3月4日金函称：“美国在大战之前，国内商业为十之九，国外商业为十之一，现人民对于国外商业非常注意，商部中人言，每礼拜关于国外通商之信平均约一万零五百封，可见要求大矣。”
　　与美国一样，英国的经济情况也不佳，尚未从一战中走出来。金岳霖说：“英国商业上之情形与美国相同，现在工人之失业者约二百万人，工人失业，其痛苦实影响及于全体人民。” 金岳霖援引当地商界的看法，认为英政府开支过大，人民纳税过多，不得不减少消费，从而抑制了社会的商业和经济活动，“总而商业不振，无论英美皆然也”。而解决之道，“在政府一方面，减少政费，政费既减，则人民纳税之责任轻，而消货之能力亦因之以增”。 　　对于美英德法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金岳霖也有精辟的见解，“欧美关系自私处言之，已极密切，然若有政治意味，则美固仍持冷静态度”。英德之间，“德以生计稍低故，船费亦较英为贱，故德货之输入英属各地者亦得优胜之位置。英人懼其商业之重振不利于英，现正谋各属地设法限制德货，此种举动或有未事恐懼之讥，然亦不为无因，最近调查德工人之失业者日减一日，足征商业之发达”。而“法国人情似不甚合乎工商实业，在此等事业之中或无惊人之举，将来头等强国之中，法或不在其内，亦未可知”。
　　担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证人
　　1922年8月底，金岳霖到德国游历，是否被急于离婚的徐志摩拖去也未可知，因为与徐、张、林均熟，他很可能去担任中间人的角色。至少，徐志摩恋上林徽因，与张幼仪在柏林离婚，金岳霖便是证人之一。这一细节，记载在张幼仪的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后来金对林徽因也心仪不已，因此而终身未娶，那是后话。
　　据该组史料，金岳霖刚到德国时，因为德语不够纯熟，与人交流尚有困难，因此先在那里补习德语。金因德语不过关，难于向周作民作详细的经济报告，却对当时德国中产阶层的苦楚，描摹颇为真切，大概是有感而发吧，“照现在情形，上下两等社会均不若中等社会之苦，上等社会有产业，产业大都随物价而增，下等社会有工资，工资亦随生计而增，中等社会或者仅有银行存款，以年利为生活之资，从前年利为三千马克，现在仍为三千马克，从前三千马克可以过一年，现在不够一月，中等社会的苦处，不可言传，凡此一类问题，大都根于英法德美外债问题之不能解决，以后是否能得满意之解决，此时不能料及”。细读这一组书信，金岳霖消息来源广泛，见解客观中立，要言不烦重点突出，且不时闪烁真知灼见，非对经济有研究者，实不能为之，确属他难得的人生片段，展现出一位更多面的哲学家的形象。
　　上世纪30年代，金岳霖已经回国，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是核心人物之一，大家却推他担任会计工作，而且连任了十几年，后人多有奇怪，不知为何要他担任此项工作，连一起参加哲学会的冯友兰先生也说：“推金岳霖做会计，大家奇怪，很有意思。”实际上其他哲学家们也不善理财，而金岳霖至少学过经济学，所以才会推他担任此项工作。
　　但金岳霖确实不善理财，他把哲学会的700多元经费折腾得所剩无几，准备自掏腰包予以赔偿。可见，金岳霖即使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那他一定也是“哲学”的经济学家，而后来他成为哲学家，也可以断定他一定不是“经济”哲学家。
　　（作者为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