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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军阀中，冯玉祥是惟一一个认同、信服孙中山建国理念，并愿意为之革命的人。冯玉祥本人与当时一般的北洋军阀有所不同，他对祸国殃民的军阀非常痛恨。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冯玉祥以为看到了曙光，不曾料想，仅仅3个月后，袁世凯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中国的前途再次陷入黑暗。
冯玉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对孙中山有所了解，并与南方革命党人有所接触。孙中山曾派孔祥熙带着自己手书的《建国大纲》拜访冯玉祥，并请孔祥熙转达他的意思：关于这个《建国大纲》可以增减，要加就加，要改就改，不加不改，就信仰这个。冯玉祥看了《建国大纲》后，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条光明之路，表示愿意为达此目标而奋斗。此外，孙中山还先后派徐谦、王正廷、马伯援等为代表，经常与冯玉祥见面，往来联络甚为密切。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出关，直系因胜而骄，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1923年10月，曹锟用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吴佩孚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妄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在曹锟贿选之初就表示反对，曾秘密派人向冯玉祥示意倒直，冯玉祥因当时个人控制的兵力有限，不敢冒险行动，遂通过他的教友马伯援回复孙中山：待时机到来，定有所举动。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多日策划，于10月23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在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之初，冯玉祥就与他们达成一致，决定在推倒曹锟、吴佩孚后，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即派马伯援持其亲笔函南下赴粤，迎请孙中山北上。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表示祝贺：“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慰。建设大计，亟需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冯玉祥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11月4日电请孙中山速驾。电报中也是言辞恳切：“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展施。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
虽然当时国民党内包括共产党人，有很多人认为孙中山此行非常危险，反对他北上，但孙中山经过一番权衡和考量后，毅然决定北上。11月7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表示决定北上。8日，又电告冯玉祥等北上的确期。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主张。11月13日，孙中山从广州出发，绕道上海、日本、天津，目标是北京。
然而，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冯玉祥为了维持北京政变后的过渡局面，请北洋军阀的另外一位实力派人物——段祺瑞暂时出山主持政局。没想到段祺瑞抓住机会，喧宾夺主，为所欲为，冯玉祥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张作霖在冯玉祥推倒曹锟后，也迅速撕毁了当初奉军不入关的协议，不仅陆续派兵进入山海关，还占领了直隶省地盘。而且，张作霖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还想在安徽、江苏夺取地盘。新的一轮争夺地盘的军阀斗争又开始了。段祺瑞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迫使张作霖对他俯首帖耳，并联合张作霖共同向冯玉祥施加压力，局面已经非冯玉祥所能掌控了。冯玉祥愤慨地说：“这些家伙们，在曹锟和吴佩孚没有被推倒以前，我和他们交换意见时，谁都是什么话好听就说什么，表现得非常光明磊落。到了大功告成，当初的诺言立刻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又重新勾心斗角起来，只从个人私利着想，各怀着一个鬼胎。”而对于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不仅不真心欢迎他的北上，甚至还对孙中山抱有敌视情绪。此时的冯玉祥后悔不已。他曾对鹿钟麟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惜断送了‘北京政变’的果实。”
为了进一步控制权力，段祺瑞于11月24日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利用这个职位，进一步对冯玉祥施加压力，冯玉祥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冯玉祥从段祺瑞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不到任何前途，而且北京压抑的政治形势让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先到了天台山，后来到了张家口。
孙中山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冯玉祥派熊斌为代表前往迎接。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时，冯玉祥就将接待孙中山的任务交给了鹿钟麟，并嘱咐他：“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由于积劳成疾，加上感染风寒，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即病倒。经过28天的调养，孙中山的病毫无起色。
出于治病的需要及各方的催促，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扶病入京。孙中山入京的日期确定后，曾派于右任到北京与鹿钟麟磋商孙中山抵达北京后的警卫事宜，以及孙中山抵达北京东车站时如何维持秩序等。鹿钟麟根据磋商意见，对迎接孙中山的到来作了一系列安排。抵京后，鹿钟麟前往车站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抵达北京后的警卫工作也由警卫总司令部承担下来。
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冯玉祥隐居张家口，与北京相距不远，冯玉祥却一直没与孙中山见面。其实，冯玉祥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冯玉祥感觉到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祺瑞用尽一切办法抵制孙中山，使冯玉祥感到如果他与孙中山过于接近，必然会招致段祺瑞更加不满和猜忌。而且冯玉祥明白，孙中山之所以北来，是由于受了他的邀请，但当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截然不同，见了孙中山又从何谈起呢？以至于冯玉祥与孙中山始终未能晤面。
孙中山抵京后在北京饭店进行了26天的疗养，但病情未有丝毫好转。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开了刀，诊断所患为肝癌，而且已经处于晚期。冯玉祥得知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给鹿钟麟，询问孙中山的病况。据鹿钟麟回忆，冯玉祥在电话中多次嘱咐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中山的生命，言辞恳切，关怀备至。
2月27日，冯玉祥还派夫人持他的亲笔函来到北京问候孙中山。信中说：“兹闻尊体违和，至深系念，久拟躬亲趋候，藉聆大教，并慰下怀。祗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私衷抱歉，莫可言宣。兹嘱内子赴京代候起居，务乞为国珍重，善自调摄，以期早占勿药，是所至祷。”冯玉祥对孙中山的关怀与尊重的心情，充分流露在信的字里行间。至于他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这也隐约道出了冯玉祥内心的痛楚。
虽然使用了很多方法，但回天乏术，孙中山还是带着未竟的遗愿于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病逝。当冯玉祥听到孙中山去世的噩耗后，非常悲痛。冯玉祥在哀悼之余，立刻从张家口给鹿钟麟发了一封电报，指定鹿钟麟负责帮助李烈钧等为孙中山办理丧事，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嘱咐鹿钟麟配合治丧委员会。冯玉祥除了向孙中山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了唁电外，还亲笔写信向孙科慰问，并附送奠敬1万元。在孙中山易匮之日，冯玉祥还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1个星期，以志哀悼，并规定即日起所属各机关部队均降半旗3天；停止宴会及一切娱乐；14日各机关部队停止办公和操课1天。
孙中山去世后，每每谈到孙中山的死，冯玉祥总是不禁一阵一阵难过，忍不住热泪簌簌而下。许多冯玉祥身边的人很奇怪，冯玉祥与孙中山并未见面，仅仅是神交，怎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呢？冯玉祥自己曾多次说过：“我敬仰孙中山先生几乎有20年了。我们彼此之间信使往还也已有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引以为憾的事，可是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冯玉祥后来还对鹿钟麟提到：“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位伟大人物死了，使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不仅如此，冯玉祥更把孙中山当作一位导师，他说：“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节节进逼，迫使我们一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全国人心所向，我相信孙先生终会取得最后胜利。只要我们跟着孙先生走，一切自有办法。可惜孙先生不幸死了，使我们失去了保障，这如何使我不难过落泪呢？”通过冯玉祥的这些谈话，不难看出冯玉祥对孙中山最朴素、最真实的敬仰之情。
孙中山去世后，冯玉祥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的道路、城门冠以中山之名，并兴建中山公园，为孙中山塑像。这些纪念物成为后人了解孙中山革命史迹和思想，以及冯玉祥与孙中山友谊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文
冯玉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对孙中山有所了解，并与南方革命党人有所接触。孙中山曾派孔祥熙带着自己手书的《建国大纲》拜访冯玉祥，并请孔祥熙转达他的意思：关于这个《建国大纲》可以增减，要加就加，要改就改，不加不改，就信仰这个。冯玉祥看了《建国大纲》后，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条光明之路，表示愿意为达此目标而奋斗。此外，孙中山还先后派徐谦、王正廷、马伯援等为代表，经常与冯玉祥见面，往来联络甚为密切。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被曹锟、吴佩孚击败出关，直系因胜而骄，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1923年10月，曹锟用贿选手段当上了总统。吴佩孚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妄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在曹锟贿选之初就表示反对，曾秘密派人向冯玉祥示意倒直，冯玉祥因当时个人控制的兵力有限，不敢冒险行动，遂通过他的教友马伯援回复孙中山：待时机到来，定有所举动。
1924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多日策划，于10月23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在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之初，冯玉祥就与他们达成一致，决定在推倒曹锟、吴佩孚后，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即派马伯援持其亲笔函南下赴粤，迎请孙中山北上。10月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表示祝贺：“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慰。建设大计，亟需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
冯玉祥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11月4日电请孙中山速驾。电报中也是言辞恳切：“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展施。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请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
虽然当时国民党内包括共产党人，有很多人认为孙中山此行非常危险，反对他北上，但孙中山经过一番权衡和考量后，毅然决定北上。11月7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表示决定北上。8日，又电告冯玉祥等北上的确期。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主张。11月13日，孙中山从广州出发，绕道上海、日本、天津，目标是北京。
然而，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京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冯玉祥为了维持北京政变后的过渡局面，请北洋军阀的另外一位实力派人物——段祺瑞暂时出山主持政局。没想到段祺瑞抓住机会，喧宾夺主，为所欲为，冯玉祥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张作霖在冯玉祥推倒曹锟后，也迅速撕毁了当初奉军不入关的协议，不仅陆续派兵进入山海关，还占领了直隶省地盘。而且，张作霖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还想在安徽、江苏夺取地盘。新的一轮争夺地盘的军阀斗争又开始了。段祺瑞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迫使张作霖对他俯首帖耳，并联合张作霖共同向冯玉祥施加压力，局面已经非冯玉祥所能掌控了。冯玉祥愤慨地说：“这些家伙们，在曹锟和吴佩孚没有被推倒以前，我和他们交换意见时，谁都是什么话好听就说什么，表现得非常光明磊落。到了大功告成，当初的诺言立刻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又重新勾心斗角起来，只从个人私利着想，各怀着一个鬼胎。”而对于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不仅不真心欢迎他的北上，甚至还对孙中山抱有敌视情绪。此时的冯玉祥后悔不已。他曾对鹿钟麟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惜断送了‘北京政变’的果实。”
为了进一步控制权力，段祺瑞于11月24日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利用这个职位，进一步对冯玉祥施加压力，冯玉祥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冯玉祥从段祺瑞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不到任何前途，而且北京压抑的政治形势让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先到了天台山，后来到了张家口。
孙中山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冯玉祥派熊斌为代表前往迎接。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时，冯玉祥就将接待孙中山的任务交给了鹿钟麟，并嘱咐他：“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由于积劳成疾，加上感染风寒，孙中山抵达天津当天即病倒。经过28天的调养，孙中山的病毫无起色。
出于治病的需要及各方的催促，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扶病入京。孙中山入京的日期确定后，曾派于右任到北京与鹿钟麟磋商孙中山抵达北京后的警卫事宜，以及孙中山抵达北京东车站时如何维持秩序等。鹿钟麟根据磋商意见，对迎接孙中山的到来作了一系列安排。抵京后，鹿钟麟前往车站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抵达北京后的警卫工作也由警卫总司令部承担下来。
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冯玉祥隐居张家口，与北京相距不远，冯玉祥却一直没与孙中山见面。其实，冯玉祥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冯玉祥感觉到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祺瑞用尽一切办法抵制孙中山，使冯玉祥感到如果他与孙中山过于接近，必然会招致段祺瑞更加不满和猜忌。而且冯玉祥明白，孙中山之所以北来，是由于受了他的邀请，但当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截然不同，见了孙中山又从何谈起呢？以至于冯玉祥与孙中山始终未能晤面。
孙中山抵京后在北京饭店进行了26天的疗养，但病情未有丝毫好转。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开了刀，诊断所患为肝癌，而且已经处于晚期。冯玉祥得知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给鹿钟麟，询问孙中山的病况。据鹿钟麟回忆，冯玉祥在电话中多次嘱咐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中山的生命，言辞恳切，关怀备至。
2月27日，冯玉祥还派夫人持他的亲笔函来到北京问候孙中山。信中说：“兹闻尊体违和，至深系念，久拟躬亲趋候，藉聆大教，并慰下怀。祗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私衷抱歉，莫可言宣。兹嘱内子赴京代候起居，务乞为国珍重，善自调摄，以期早占勿药，是所至祷。”冯玉祥对孙中山的关怀与尊重的心情，充分流露在信的字里行间。至于他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这也隐约道出了冯玉祥内心的痛楚。
虽然使用了很多方法，但回天乏术，孙中山还是带着未竟的遗愿于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病逝。当冯玉祥听到孙中山去世的噩耗后，非常悲痛。冯玉祥在哀悼之余，立刻从张家口给鹿钟麟发了一封电报，指定鹿钟麟负责帮助李烈钧等为孙中山办理丧事，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嘱咐鹿钟麟配合治丧委员会。冯玉祥除了向孙中山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了唁电外，还亲笔写信向孙科慰问，并附送奠敬1万元。在孙中山易匮之日，冯玉祥还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1个星期，以志哀悼，并规定即日起所属各机关部队均降半旗3天；停止宴会及一切娱乐；14日各机关部队停止办公和操课1天。
孙中山去世后，每每谈到孙中山的死，冯玉祥总是不禁一阵一阵难过，忍不住热泪簌簌而下。许多冯玉祥身边的人很奇怪，冯玉祥与孙中山并未见面，仅仅是神交，怎么会有这么深的感情呢？冯玉祥自己曾多次说过：“我敬仰孙中山先生几乎有20年了。我们彼此之间信使往还也已有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引以为憾的事，可是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冯玉祥后来还对鹿钟麟提到：“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瞧得起我，这位伟大人物死了，使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不仅如此，冯玉祥更把孙中山当作一位导师，他说：“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节节进逼，迫使我们一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全国人心所向，我相信孙先生终会取得最后胜利。只要我们跟着孙先生走，一切自有办法。可惜孙先生不幸死了，使我们失去了保障，这如何使我不难过落泪呢？”通过冯玉祥的这些谈话，不难看出冯玉祥对孙中山最朴素、最真实的敬仰之情。
孙中山去世后，冯玉祥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的道路、城门冠以中山之名，并兴建中山公园，为孙中山塑像。这些纪念物成为后人了解孙中山革命史迹和思想，以及冯玉祥与孙中山友谊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