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8年，蒋介石调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是要四川为他征粮征兵，支撑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王陵基任江西省主席时，征兵征粮做得很有成效，甚受嘉奖。蒋介石认为王很得力，因而调他任四川省主席。
1948年4月，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到任后，立即着手对四川省银行进行控制。为此，叫他的侄子王锡琪交待江西省银行总经理的工作，火速返川，候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过去，王锡琪在蓉行（即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是一般职员，由于王陵基的权势，获得董事职位，遂离蓉行回到他的家乡嘉定（今乐山市），将五通桥办事处迁到嘉定，自任主任。王陵基任江西省主席后，将他叫去，担任江西省银行总经理。
王陵基和王锡琪着手控制四川省银行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是我亲历的，我的印象很深，现回忆如下：
一、王锡琪曾拉拢我而被我婉拒
王锡琪到成都后，即由高级参事杜履谦约我与他见面。在少城半边桥蜀丰园餐馆交谈，意在约我与他共同主持四川省银行行务。
我很客气地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是一个重要分行，员工约一百余人，你曾在成都分行工作过，知道蓉行的人事和背景。尤其是潘昌猷董事长，蓉行的人事背景更为复杂，如杨森的内弟肖寿眉任蓉行经理，王缵绪的女婿姓熊的在总行协理兼蓉行经理，川北师管区司令周潜川任蓉行经理，等等。”
我又说：邓汉祥接任省财政厅厅长兼省银行行长，依据省银行法规与潘昌猷洽商，说省银行行址应在省府所在地成都。潘以重庆是西南金融中心，省行不宜迁蓉，洽商未果。后来康心之再次任省行总经理，亦强调重庆是西南金融中心，拒不迁蓉。邓汉祥乃发动他的县训班在省参议会上提出动议，根据中央的“省银行法规”，力主省银行迁来省府所在地。康心之总经理无法拒绝，便改总行制为总管理制。总行遂于1946年3月31日改组，次月总行由渝迁蓉。康明知邓是要在省行安排他的县训班学生，便强调蓉行业务重要，必须内行担任领导，乃由财政部长徐可亭（即徐堪）推荐重庆中央银行副理赵观白接任蓉行经理，康心之任总经理，邓华民和赵去非任副总经理。邓华民因未取得总经理职位，坚不到职。
康对我有好感，约我代替邓华民任副总经理。我觉得副总经理是个闲职，即与吴晋航（时任重庆和成银行董事长）、杜履谦、丁次鹤（福川银行总经理，蒋介石来蓉时曾下塌其寓所）等人商量，说明我不能代替邓华民职务的原因，得到吴晋航等人的同意，并向邓锡侯说明，取得理解。1947年3月5日，康心之辞职，由邓华民代理总经理。
我谈这些话的目的，其实就是委婉地谢绝他的邀请。由于杜履谦、吴晋航等人对我的支持，王锡琪没法把我的职位取掉。王锡琪只好说：这些问题以后慢慢解决。
二、王陵基在省行董事会改选中部分失利
那次谈话时我又说：目前按中央财政部规则，将省行董事会改组，全川一百四十六县各推一人参选，由省参议会选举十人为董事，省参议会会内会外派系甚多，粥少僧多，争夺极为复杂。
我是成都县高票当选的一名候选人。有省参议会会内会外派系的支持，胜选有望。但刘航琛告诉我说：“蓉行重要，你若当选董事，则不能任蓉行经理。”嘱我让给原二十一军财政经理任吴颜侯（郫县人，民社党员）。
我又强调说：民选董事只选十人，省参议会对民选董事的争夺得重视。
王锡琪说：主席（指王陵基）非常重视参议员和十位民选董事，他老人家有办法。
其实，王陵基的办法就是派高级顾问刘航琛、省府委员嵇祖佑和有关重要人员出面，拿着省政府的“官票”，用官爵、贿赂、请客、职位交换等等条件来收买选票，力图把省银行控制在手里。这是历次董监事会改选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大搏斗。
1948年6月25日，省参议会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选出陈克庄、李星枢、郑稷熙、吴邦护、陈仲森、张汝明、黄梦元、张遂能、钟干、张廷翼等十人为省银行董事。这次省参议会从6月25日开到7月28日，历时一个多月，其争斗之激烈可见一斑。
选举董事监察，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但这还是第一阶段的争夺。第二阶段则是由十五个董事中选出五个常务董事，再由常务董事选出董事长，任命总经理，这才是决战。
王陵基一心要他的财政厅长任望南任董事长，由他的侄儿王锡琪任总经理，把省银行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所谓的“民选董事”，则已事先商定要抬李星枢任董事长，丝毫不愿让步。从形式上看，省府只有五名董事，当然比不过“民选董事”的十名选票，但省府却掌握着“官票”，可以用官爵收买“民选董事”，又可以动员一些大官去说服有关系的“民选董事”。为此，王陵基在派高级参议杜履谦、高级顾问刘航琛、建设厅长何北衡、省府委员嵇祖佑等分头与当选董事们协商拉拢，务期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8年10月11日，四川省银行董事会成立。十五名董事中，除前述十个民选董事外，由省政府选派的五名董事是：财政厅长任望南、建设厅长何北衡、前任省银行总经理何兆青、省府委员嵇祖佑以及王锡琪。
12日，董事会进行第二阶段选举，王陵基亲临会场坐镇。可是王陵基没有料到，事先接受了他收买的民选董事陈克壮（资中县三青团干事长）临时变卦，最后选出的五名常务董事是陈克壮、何兆青、李星枢、张廷翼、黄梦元。任望南以一票之差失败，董事长一席，终被李星枢抢去。
王陵基大失面子。幸而经过多次幕后磋商，他的侄子王锡琪总算得到了总经理一职，官民双方，平分秋色，省银行这块肥肉，未被一方独吞。
到了1949年9月，李星枢因擅自批准重庆分行加建储蓄部房屋，涉嫌贪污，王陵基趁机撤去他的董事长职务，改派任望南代理董事长，他的宿愿终于达到。
三、经王陵基同意把省银行八十万银元运往台湾
以前，省行蓉行除经营商业银行存款、放款、贴现、汇兑、仓库业务外，代理省库是它的重要资金来源。王锡琪当选总经理后的一个重要作法，是成立了四川省银行中城办事处，自兼主任，要员有朱胜文、娄让泉、董贞培三人，他们联手操纵了这个机构。
中城办事处成立后，就把省库的大权从成都分行接收过去，从而控制了省银行发行货币的储备金——存放在成都造币厂的八十万银元，这才有后来这八十万银元被提出运往台湾的事。
王锡琪任总经理后，即成立发行科，负责金元券、银元券的货币发行，由胥兴中任科长。当时，金元券、银元券混乱不堪，如果发行，也是朝发夕兑，人们都急忙去兑换成银元，他们也不敢发行。中城办事处在邮政储金汇业局（俗称邮政银行）开户。接收省库后，他们既不把省银行的八十万银元存入邮政银行，更不敢把这笔银元运存成都分行库房，仍然存放在成都造币厂不搬走。
王陵基来川后，任望南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虽未当选省银行董事长，仍然插手省行要务。特别是他配合王陵基，把省银行的八十万银元提出运往台湾。此事经过如下：
1949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已变成废纸，一斤钞票买不到一斤粮食。西南各地都自动改用银元，拒用金元券。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决定把他们能控制的几个省所存的金银搬到台湾去。当时省银行存有八十万银元，作为该行的周转资金。在银元券发行了约二十来天之后，财政部长徐堪突然从台湾飞到成都。王陵基事前不明白他来的任务。他先找了财政厅长任望南，问明了省银行银元情况后，便向任说明他要把这笔现洋提到台湾去，叫任转向王陵基商量，因他不便直接向王提出，怕王不同意而弄得下不了台。王为了讨好蒋介石和阎锡山，立即答应了这一请示，徐堪在三天之内就把这八十万银元运走了。
不到几天，王锡琪突然发了神经病，整天反复不断地说：“国法容易家法难。”①王陵基听到这一情况感到很奇怪，便去医院看望他，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被王追问了很久，才吞吞吐吐说出他得病的原因。原来是他因为王答应徐堪把银元提走以后，弄得省银行不但无法周转，且有立即倒闭的可能，甚至连职工的薪水都发不出去了，所以急成那个样子。他再三说，如果不是由于王是他叔叔的关系，任何人要来拿走这笔钱都不可能，因为这是省银行的命根子。徐堪丢下的八十万银元券②，根本是一堆废纸，无法使用出去。王陵基听到这一情况，只好叫任望南拿出十万担积谷卖了几十万银元，交与省行，作为补偿。事后省参议会查问此事，王告诉向传义，钱已提走不能要回，也就不了了之。
注释：
①当时圈内流传的廉洁与王陵基的上述回忆基本一样，但具体情节也有不同之处。
（一）财政部长徐堪到成都。找了财政厅长任望南，问明了省银行的银元情况，先与任商量好提走银元的事之后才由任与王陵基谈，任望南有越权之嫌。
（二）王锡琪对此事并不赞成。提走这八十万银元，给四川省银行造成很大困难，他是总经理，还得由他来兜这个包袱，当然很不情愿。但是，王陵基都同意了，他也没有可说的，所以非常怄气，就称病住进董秉琪医院（董是成都的名医）。王陵基去看望他，他跪下给王陵基磕了一个头，对王陵基说的原话是“国法可犯，家法难容”，王锡琪的意思是：我可以顶住上面官员的命令，却不敢顶撞叔父您的命令。这似乎更准确些。
②发行金元券的时间是在1948年8月19日。发行银元券的时间是1949年7月2日。据王陵基上文所谈推算，徐堪运走八十万银元的时间是1949年7月底或8月初。
（作者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1948年4月，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到任后，立即着手对四川省银行进行控制。为此，叫他的侄子王锡琪交待江西省银行总经理的工作，火速返川，候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过去，王锡琪在蓉行（即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是一般职员，由于王陵基的权势，获得董事职位，遂离蓉行回到他的家乡嘉定（今乐山市），将五通桥办事处迁到嘉定，自任主任。王陵基任江西省主席后，将他叫去，担任江西省银行总经理。
王陵基和王锡琪着手控制四川省银行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是我亲历的，我的印象很深，现回忆如下：
一、王锡琪曾拉拢我而被我婉拒
王锡琪到成都后，即由高级参事杜履谦约我与他见面。在少城半边桥蜀丰园餐馆交谈，意在约我与他共同主持四川省银行行务。
我很客气地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四川省银行成都分行是一个重要分行，员工约一百余人，你曾在成都分行工作过，知道蓉行的人事和背景。尤其是潘昌猷董事长，蓉行的人事背景更为复杂，如杨森的内弟肖寿眉任蓉行经理，王缵绪的女婿姓熊的在总行协理兼蓉行经理，川北师管区司令周潜川任蓉行经理，等等。”
我又说：邓汉祥接任省财政厅厅长兼省银行行长，依据省银行法规与潘昌猷洽商，说省银行行址应在省府所在地成都。潘以重庆是西南金融中心，省行不宜迁蓉，洽商未果。后来康心之再次任省行总经理，亦强调重庆是西南金融中心，拒不迁蓉。邓汉祥乃发动他的县训班在省参议会上提出动议，根据中央的“省银行法规”，力主省银行迁来省府所在地。康心之总经理无法拒绝，便改总行制为总管理制。总行遂于1946年3月31日改组，次月总行由渝迁蓉。康明知邓是要在省行安排他的县训班学生，便强调蓉行业务重要，必须内行担任领导，乃由财政部长徐可亭（即徐堪）推荐重庆中央银行副理赵观白接任蓉行经理，康心之任总经理，邓华民和赵去非任副总经理。邓华民因未取得总经理职位，坚不到职。
康对我有好感，约我代替邓华民任副总经理。我觉得副总经理是个闲职，即与吴晋航（时任重庆和成银行董事长）、杜履谦、丁次鹤（福川银行总经理，蒋介石来蓉时曾下塌其寓所）等人商量，说明我不能代替邓华民职务的原因，得到吴晋航等人的同意，并向邓锡侯说明，取得理解。1947年3月5日，康心之辞职，由邓华民代理总经理。
我谈这些话的目的，其实就是委婉地谢绝他的邀请。由于杜履谦、吴晋航等人对我的支持，王锡琪没法把我的职位取掉。王锡琪只好说：这些问题以后慢慢解决。
二、王陵基在省行董事会改选中部分失利
那次谈话时我又说：目前按中央财政部规则，将省行董事会改组，全川一百四十六县各推一人参选，由省参议会选举十人为董事，省参议会会内会外派系甚多，粥少僧多，争夺极为复杂。
我是成都县高票当选的一名候选人。有省参议会会内会外派系的支持，胜选有望。但刘航琛告诉我说：“蓉行重要，你若当选董事，则不能任蓉行经理。”嘱我让给原二十一军财政经理任吴颜侯（郫县人，民社党员）。
我又强调说：民选董事只选十人，省参议会对民选董事的争夺得重视。
王锡琪说：主席（指王陵基）非常重视参议员和十位民选董事，他老人家有办法。
其实，王陵基的办法就是派高级顾问刘航琛、省府委员嵇祖佑和有关重要人员出面，拿着省政府的“官票”，用官爵、贿赂、请客、职位交换等等条件来收买选票，力图把省银行控制在手里。这是历次董监事会改选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大搏斗。
1948年6月25日，省参议会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选出陈克庄、李星枢、郑稷熙、吴邦护、陈仲森、张汝明、黄梦元、张遂能、钟干、张廷翼等十人为省银行董事。这次省参议会从6月25日开到7月28日，历时一个多月，其争斗之激烈可见一斑。
选举董事监察，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但这还是第一阶段的争夺。第二阶段则是由十五个董事中选出五个常务董事，再由常务董事选出董事长，任命总经理，这才是决战。
王陵基一心要他的财政厅长任望南任董事长，由他的侄儿王锡琪任总经理，把省银行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所谓的“民选董事”，则已事先商定要抬李星枢任董事长，丝毫不愿让步。从形式上看，省府只有五名董事，当然比不过“民选董事”的十名选票，但省府却掌握着“官票”，可以用官爵收买“民选董事”，又可以动员一些大官去说服有关系的“民选董事”。为此，王陵基在派高级参议杜履谦、高级顾问刘航琛、建设厅长何北衡、省府委员嵇祖佑等分头与当选董事们协商拉拢，务期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8年10月11日，四川省银行董事会成立。十五名董事中，除前述十个民选董事外，由省政府选派的五名董事是：财政厅长任望南、建设厅长何北衡、前任省银行总经理何兆青、省府委员嵇祖佑以及王锡琪。
12日，董事会进行第二阶段选举，王陵基亲临会场坐镇。可是王陵基没有料到，事先接受了他收买的民选董事陈克壮（资中县三青团干事长）临时变卦，最后选出的五名常务董事是陈克壮、何兆青、李星枢、张廷翼、黄梦元。任望南以一票之差失败，董事长一席，终被李星枢抢去。
王陵基大失面子。幸而经过多次幕后磋商，他的侄子王锡琪总算得到了总经理一职，官民双方，平分秋色，省银行这块肥肉，未被一方独吞。
到了1949年9月，李星枢因擅自批准重庆分行加建储蓄部房屋，涉嫌贪污，王陵基趁机撤去他的董事长职务，改派任望南代理董事长，他的宿愿终于达到。
三、经王陵基同意把省银行八十万银元运往台湾
以前，省行蓉行除经营商业银行存款、放款、贴现、汇兑、仓库业务外，代理省库是它的重要资金来源。王锡琪当选总经理后的一个重要作法，是成立了四川省银行中城办事处，自兼主任，要员有朱胜文、娄让泉、董贞培三人，他们联手操纵了这个机构。
中城办事处成立后，就把省库的大权从成都分行接收过去，从而控制了省银行发行货币的储备金——存放在成都造币厂的八十万银元，这才有后来这八十万银元被提出运往台湾的事。
王锡琪任总经理后，即成立发行科，负责金元券、银元券的货币发行，由胥兴中任科长。当时，金元券、银元券混乱不堪，如果发行，也是朝发夕兑，人们都急忙去兑换成银元，他们也不敢发行。中城办事处在邮政储金汇业局（俗称邮政银行）开户。接收省库后，他们既不把省银行的八十万银元存入邮政银行，更不敢把这笔银元运存成都分行库房，仍然存放在成都造币厂不搬走。
王陵基来川后，任望南任四川省财政厅厅长，虽未当选省银行董事长，仍然插手省行要务。特别是他配合王陵基，把省银行的八十万银元提出运往台湾。此事经过如下：
1949年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已变成废纸，一斤钞票买不到一斤粮食。西南各地都自动改用银元，拒用金元券。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决定把他们能控制的几个省所存的金银搬到台湾去。当时省银行存有八十万银元，作为该行的周转资金。在银元券发行了约二十来天之后，财政部长徐堪突然从台湾飞到成都。王陵基事前不明白他来的任务。他先找了财政厅长任望南，问明了省银行银元情况后，便向任说明他要把这笔现洋提到台湾去，叫任转向王陵基商量，因他不便直接向王提出，怕王不同意而弄得下不了台。王为了讨好蒋介石和阎锡山，立即答应了这一请示，徐堪在三天之内就把这八十万银元运走了。
不到几天，王锡琪突然发了神经病，整天反复不断地说：“国法容易家法难。”①王陵基听到这一情况感到很奇怪，便去医院看望他，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被王追问了很久，才吞吞吐吐说出他得病的原因。原来是他因为王答应徐堪把银元提走以后，弄得省银行不但无法周转，且有立即倒闭的可能，甚至连职工的薪水都发不出去了，所以急成那个样子。他再三说，如果不是由于王是他叔叔的关系，任何人要来拿走这笔钱都不可能，因为这是省银行的命根子。徐堪丢下的八十万银元券②，根本是一堆废纸，无法使用出去。王陵基听到这一情况，只好叫任望南拿出十万担积谷卖了几十万银元，交与省行，作为补偿。事后省参议会查问此事，王告诉向传义，钱已提走不能要回，也就不了了之。
注释：
①当时圈内流传的廉洁与王陵基的上述回忆基本一样，但具体情节也有不同之处。
（一）财政部长徐堪到成都。找了财政厅长任望南，问明了省银行的银元情况，先与任商量好提走银元的事之后才由任与王陵基谈，任望南有越权之嫌。
（二）王锡琪对此事并不赞成。提走这八十万银元，给四川省银行造成很大困难，他是总经理，还得由他来兜这个包袱，当然很不情愿。但是，王陵基都同意了，他也没有可说的，所以非常怄气，就称病住进董秉琪医院（董是成都的名医）。王陵基去看望他，他跪下给王陵基磕了一个头，对王陵基说的原话是“国法可犯，家法难容”，王锡琪的意思是：我可以顶住上面官员的命令，却不敢顶撞叔父您的命令。这似乎更准确些。
②发行金元券的时间是在1948年8月19日。发行银元券的时间是1949年7月2日。据王陵基上文所谈推算，徐堪运走八十万银元的时间是1949年7月底或8月初。
（作者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