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秋天的第一课，我都会用下面的问题调动学生：在富国当穷人好，还是在穷国当富人好？
　　这个问题通常会带来大量没有结论的争论。但我们可以把位于收入分布顶端的5%定义为“富”，底端5%定义为“穷”。在典型的富国中，5%最穷的人大约可获得1%的国民收入。穷国的数据较少，但八九不离十的假设是最富的5%获得25%的国民收入。
　　类似地，假设富国和穷国也分别是位于人均收入分布顶部和底部5%的国家。在典型的穷国（如利比里亚和尼日尔），人均收入大约为1000美元，而典型的富国（如瑞士或挪威）人均收入为6.5万美元。
　　现在，我们可以计算，穷国的富人收入为5000美元，富国的穷人收入为1.3万美元。以物质生活水平衡量，富国穷人的境况比穷国富人好一倍多。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反过来。当他们想到穷国的富裕个体时，心里的形象是生活在庄园里的大亨，有豪华车队和众多家丁。但是，这样的个体固然存在，但每个穷国中代表性的顶端5%个体，可能只是中层政府官僚。
　　这一比较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了国家间收入差异相对于国家内部不平等性的重要性。在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之前，即工业革命以前，全球不平等性几乎完全来自国家内部不平等性。但随着19世纪西方步入发达，世界经济也经历了工业化“核心”与生产初级商品的“外围”之间的“大分化”。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大部分的全球不平等。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两大趋势开始改变这一情况。首先，以中国为首，后进地区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显著快于富国。历史上首次，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居民以比欧洲和北美居民更快的速度变富。
　　其次，许多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性开始升高，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监管较少、社会保障较弱的经济体。美国不平等性急剧升高，美国“穷人”的生活是否比最窮国家的“富人”更高，已成疑问。
　　从全球不平等性的角度，这两大趋势呈现此消彼长之势。但它们都提高了国家内部不平等性占总不平等性的比重，逆转了19世纪以来从未被打断过的观察趋势。
　　由于数据过于零散，我们无法确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性分别占当今世界经济总不平等性的比重。但在一篇基于世界不平等性数据库的未发表论文中，巴黎经济学院的卢卡·尚塞尔估算，高达3/4的现有全球不平等性可能来自国家内部不平等性。另两位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布尔吉翁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国家内部不平等性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大。
　　这些估算如果正确的话，就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迈过了一个重要的门槛，需要我们修订政策重点。长期以来，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一直在说，降低全球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快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富国的大同论者—通常是富人和高技能职业人士—占领了道德高地，贬低那些抱怨国内不平等性的人的担忧。
　　民粹主义在整个西方崛起的部分原因，便是富国的平等目标与穷国的提高生活水平目标之间的矛盾。发达经济体与低收入国家贸易的增长，带来了国内工资不平等。而强调国内平等的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未必会对全球穷人造成伤害，哪怕是在国际贸易中。提高劳动力市场底层收入、消除不安全的经济政策，对于国内平等和保持世界经济健康、为贫穷经济体提供发展机会，都是好事。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