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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史传散文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之一。作为《国语》重要部分的《晋语》是一部兼有史学、文学性质的著作。《国语·晋语》中多处使用“文”字，其文本中使用“文”的语境意义和使用者的意图，充分说明《国语·晋语》已有明显的文学意识。
【关键词】《国语·晋语》文 文学意识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评论，这差不多已是学界不争之论。然“史传文学”概念的提出已表明：史传作品兼“史”、“文”二质。也就是说我们祖先创作的“史书”中已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性，甚至有的篇章可以直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种情况的出现究竟是作者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古代文史不分的混沌状态表明这一问题异常复杂。我在对《国语·晋语》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国语·晋语》文本中“文”的具体运用这一视角，通过考察文本中“文”的语境意义及使用者的意图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语·晋语》作者已有明显的文学意识。
《论语》先进篇中，有“文学”一词，当然这里的“文学”并不是指现在所说的文学，邢昺疏把文学解释为“文章博学”。也就是泛指学术研究。在《论语·学而》篇中又有孔子教导弟子修学的方针“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马融把“文”解释为“遗文”，郑玄释为“道艺”，现在看来，不管怎样解释，这“文”与《先进》篇中之“文”差不多是相当的。那么，这“文”到底是指什么呢?据《说文解字》，“文，错画也……”也就是指线条交错的花纹。所以《易系辞传》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然而在《周礼·考工记》中“青与赤谓文”。《礼记·乐记》中说“五色成文而不乱”后二者的意义已从线条相交错向色之配合发展了。但不论是“线条”、“色彩”，它们的基本意义都是“交错”。之后，“文”义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文”指文字。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夫文，止戈为武”这就是说“武”这个字是由止和戈合成的，这里的“文”就明显指“文字”了。此后又转而为以文字联缀而成的“文辞”之意。在《释名》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绡，会集众义以成辞义，如文绡然也。”如《晋语》“吾不如衰之文也。”此处之“文”韦昭明确解释为“文辞”。花纹是美丽的，于是“文”有“文饰”之意，有人干脆把言语之美化者也称为“文辞”。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这样看来，春秋战国之际之“文”大概就是指“文字”、“文辞”之意与那时的“文学”一样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美丽的语言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甚至时人已有意识地运用这些美丽的“文辞”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强文章的表达功能。其实，这就是一种初步的文学意识。因为文学首先是一门语言艺术。下面我们对《晋语》中“文”字作具体分析。《晋语》中“文”字共出现十二次：
1、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贞。
2、且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待之，天祚之矣。
3、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
4、车有震，武也。众而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
5、公曰：“然则教无益乎?”对曰：“胡为文，益其质。……”
6、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
7、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可不谓文乎!
8、公曰：“苟家淳惠。苟会文敏，……”
9、公以赵文子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将新军。
10、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
11、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而能金玉莫车，文错其服……
12、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
在这十二个例子中，例11用作“文”的最初意“花纹”例10象上文所述指“文字”例4、7、9指文德，例8指文淑。其余的如例1、2、3、5、6、1 2所指意大略相近即均指“文辞”、“文采”。结合原文，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这里的“文辞”实指人物善于“文辞”，“文采”当然也就是指人物之言富于“文采”。下面结合例3，详细探讨赵衰如何善于“文辞”富于“文采”，即他如何使用“文”。
在例1中，作者借公孙固之口说赵衰“富于文采”，这是铺垫：例3“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是秦伯宴请晋公子重耳，推举傧相时子犯说的话，摈弃子犯谦虚的可能，晋公子一行人都知道，秦伯是借宴请对重耳进行试探和考验。这样，这个宴会就必须有一位既能对秦伯的发问敏捷地反应并作出应对，又能用优雅的言辞把已方的观点巧妙而适当地表达出来的能言善辩者。第一天的宴会“秦伯享公子如享国君之礼，子馀相，如宾……”没有详写赵衰之“文”及“文之表现”。第二天，“秦伯赋《采菽》子馀使公子降拜。……”《采菽》是《诗经·小雅》之篇章，原为周天子赐诸侯命服时演奏的乐歌。秦穆公赋此诗，表示以诸侯之礼接待重耳，愿送重耳回国为君。当然“富于文采”的赵衰也熟悉此诗，领会秦伯所赋诗的含意，不但教重耳降拜且使公子赋《黍苗》《黍苗》也为《诗经·小雅》之篇。原为邵穆公营治谢邑劳苦功高，周天子慰劳时所演奏的乐歌。重耳赋此诗，自比为黍苗，把穆公比作时雨，表示感激之情，可谓优雅而恰当。接着子馀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之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馀使公子降拜。”《诗经·小雅》之《六月》原为歌颂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复文、武之业的赞诗。秦穆公在此是勉励重耳，回国为君，扶助周天子成就功业。此时子馀教文公应之以《河水》(按韦昭注云：“河”当为“沔”字，字相似而误也。)重耳赋《诗经·小雅·沔水》是取河水朝宗于海之意，将海水比作秦国，表达尊崇之情。所以子馀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从上面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子馀熟知秦国的历史、《诗经》的内容及诸侯君臣宴飨之礼，(我们不去探讨当时的《诗经》内容到底如何，看其引用的内容即可。)且能有选择地进行应对。由此观之《论语·先进》中的“文学”的含义，在子馀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我们还会注意到子馀应对的内容也是用《诗经》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上古文学性很强的诗歌总集，当时子馀是否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肯定，很明显，我们可以推测：他用《诗经》的篇章应答，在子犯看来应是“善于文辞”，是有“文采”之“文”的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推测：他们认为《诗经》不同于一般的应对之词——没有“文采”的语言。其实，不仅他二人这样认为，秦穆公也未尝不是这样想，因为在文中是他先赋《采菽》的。这样看来，那时有相当一些人把“言志”之诗用在较高雅的场合。且和无“文”之语有所区别。今天我们深知：正因为引用了大量的诗句，使这段文字充满诗意。从子犯推举子馀可以看出，这段充满诗意的对答至少有一方是有准备的。子馀之文辞在这一段中主要是《诗经》中的篇章，子馀的“文采”也就表现在他对《诗经》的运用，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子犯、子馀、甚至包括秦穆公也都认为《诗经》是有“文”性质的文字，已经不是停留在韦昭注“文”之层面上。孔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他对“文”即“文采”以及用有“文采”的“文辞”的作用似乎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和领悟。所以，尽管那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他们已有一定的文学意识。
其实不管这段文字是否真是秦穆公、重耳、子馀、子犯对话的真实记录，但至少作者通过他们之口，体现了《晋语》作者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文”即现代意义的“文学”的初步意识。正是有了这种初步的文学意识，《晋语》的作者极有可能在这种意识的影响和支配下编著《晋语》从而使《晋语》不但在《国语》八篇中，甚至在早期史传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成就。成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基础。
【关键词】《国语·晋语》文 文学意识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评论，这差不多已是学界不争之论。然“史传文学”概念的提出已表明：史传作品兼“史”、“文”二质。也就是说我们祖先创作的“史书”中已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性，甚至有的篇章可以直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种情况的出现究竟是作者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古代文史不分的混沌状态表明这一问题异常复杂。我在对《国语·晋语》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国语·晋语》文本中“文”的具体运用这一视角，通过考察文本中“文”的语境意义及使用者的意图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语·晋语》作者已有明显的文学意识。
《论语》先进篇中，有“文学”一词，当然这里的“文学”并不是指现在所说的文学，邢昺疏把文学解释为“文章博学”。也就是泛指学术研究。在《论语·学而》篇中又有孔子教导弟子修学的方针“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马融把“文”解释为“遗文”，郑玄释为“道艺”，现在看来，不管怎样解释，这“文”与《先进》篇中之“文”差不多是相当的。那么，这“文”到底是指什么呢?据《说文解字》，“文，错画也……”也就是指线条交错的花纹。所以《易系辞传》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然而在《周礼·考工记》中“青与赤谓文”。《礼记·乐记》中说“五色成文而不乱”后二者的意义已从线条相交错向色之配合发展了。但不论是“线条”、“色彩”，它们的基本意义都是“交错”。之后，“文”义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文”指文字。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夫文，止戈为武”这就是说“武”这个字是由止和戈合成的，这里的“文”就明显指“文字”了。此后又转而为以文字联缀而成的“文辞”之意。在《释名》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绡，会集众义以成辞义，如文绡然也。”如《晋语》“吾不如衰之文也。”此处之“文”韦昭明确解释为“文辞”。花纹是美丽的，于是“文”有“文饰”之意，有人干脆把言语之美化者也称为“文辞”。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这样看来，春秋战国之际之“文”大概就是指“文字”、“文辞”之意与那时的“文学”一样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美丽的语言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甚至时人已有意识地运用这些美丽的“文辞”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强文章的表达功能。其实，这就是一种初步的文学意识。因为文学首先是一门语言艺术。下面我们对《晋语》中“文”字作具体分析。《晋语》中“文”字共出现十二次：
1、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贞。
2、且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待之，天祚之矣。
3、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
4、车有震，武也。众而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
5、公曰：“然则教无益乎?”对曰：“胡为文，益其质。……”
6、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
7、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可不谓文乎!
8、公曰：“苟家淳惠。苟会文敏，……”
9、公以赵文子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将新军。
10、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
11、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而能金玉莫车，文错其服……
12、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
在这十二个例子中，例11用作“文”的最初意“花纹”例10象上文所述指“文字”例4、7、9指文德，例8指文淑。其余的如例1、2、3、5、6、1 2所指意大略相近即均指“文辞”、“文采”。结合原文，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这里的“文辞”实指人物善于“文辞”，“文采”当然也就是指人物之言富于“文采”。下面结合例3，详细探讨赵衰如何善于“文辞”富于“文采”，即他如何使用“文”。
在例1中，作者借公孙固之口说赵衰“富于文采”，这是铺垫：例3“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是秦伯宴请晋公子重耳，推举傧相时子犯说的话，摈弃子犯谦虚的可能，晋公子一行人都知道，秦伯是借宴请对重耳进行试探和考验。这样，这个宴会就必须有一位既能对秦伯的发问敏捷地反应并作出应对，又能用优雅的言辞把已方的观点巧妙而适当地表达出来的能言善辩者。第一天的宴会“秦伯享公子如享国君之礼，子馀相，如宾……”没有详写赵衰之“文”及“文之表现”。第二天，“秦伯赋《采菽》子馀使公子降拜。……”《采菽》是《诗经·小雅》之篇章，原为周天子赐诸侯命服时演奏的乐歌。秦穆公赋此诗，表示以诸侯之礼接待重耳，愿送重耳回国为君。当然“富于文采”的赵衰也熟悉此诗，领会秦伯所赋诗的含意，不但教重耳降拜且使公子赋《黍苗》《黍苗》也为《诗经·小雅》之篇。原为邵穆公营治谢邑劳苦功高，周天子慰劳时所演奏的乐歌。重耳赋此诗，自比为黍苗，把穆公比作时雨，表示感激之情，可谓优雅而恰当。接着子馀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之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馀使公子降拜。”《诗经·小雅》之《六月》原为歌颂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复文、武之业的赞诗。秦穆公在此是勉励重耳，回国为君，扶助周天子成就功业。此时子馀教文公应之以《河水》(按韦昭注云：“河”当为“沔”字，字相似而误也。)重耳赋《诗经·小雅·沔水》是取河水朝宗于海之意，将海水比作秦国，表达尊崇之情。所以子馀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从上面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子馀熟知秦国的历史、《诗经》的内容及诸侯君臣宴飨之礼，(我们不去探讨当时的《诗经》内容到底如何，看其引用的内容即可。)且能有选择地进行应对。由此观之《论语·先进》中的“文学”的含义，在子馀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我们还会注意到子馀应对的内容也是用《诗经》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上古文学性很强的诗歌总集，当时子馀是否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肯定，很明显，我们可以推测：他用《诗经》的篇章应答，在子犯看来应是“善于文辞”，是有“文采”之“文”的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推测：他们认为《诗经》不同于一般的应对之词——没有“文采”的语言。其实，不仅他二人这样认为，秦穆公也未尝不是这样想，因为在文中是他先赋《采菽》的。这样看来，那时有相当一些人把“言志”之诗用在较高雅的场合。且和无“文”之语有所区别。今天我们深知：正因为引用了大量的诗句，使这段文字充满诗意。从子犯推举子馀可以看出，这段充满诗意的对答至少有一方是有准备的。子馀之文辞在这一段中主要是《诗经》中的篇章，子馀的“文采”也就表现在他对《诗经》的运用，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子犯、子馀、甚至包括秦穆公也都认为《诗经》是有“文”性质的文字，已经不是停留在韦昭注“文”之层面上。孔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他对“文”即“文采”以及用有“文采”的“文辞”的作用似乎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和领悟。所以，尽管那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他们已有一定的文学意识。
其实不管这段文字是否真是秦穆公、重耳、子馀、子犯对话的真实记录，但至少作者通过他们之口，体现了《晋语》作者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文”即现代意义的“文学”的初步意识。正是有了这种初步的文学意识，《晋语》的作者极有可能在这种意识的影响和支配下编著《晋语》从而使《晋语》不但在《国语》八篇中，甚至在早期史传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成就。成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