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内，庭院幽静。6月9日，在陈云诞辰101周年前夕，《廉政瞭望》主编廖翥、副主编胡桂林及记者一行，在北京对陈云的女儿陈伟华老师进行了专访。
　　乍见陈伟华，脑海中第一印象是“朴素”二字。这位中学历史教师，平和地站在那里和我们握手，完全是一名普通教师，却有一种洞察世事的睿智，宠辱不惊的沉敛。
　　采访地点就在宽敞的会客室，房间正中是陈云的半身雕像，雕像下面是于若木先生的遗照。去年，于若木先生还和家人一起参加了纪念陈云百年诞辰的各种活动，不想却于今年3月因病不幸逝世。乘鹤西去，音容犹在，陈伟华的面容中隐含悲戚。
　　陈伟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当时国家人才奇缺，她分到了国家人事部工作，是副处级干部，后来主动要求离开机关，到中学作了一名普通教师，如今快退休了。她的选择在当时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但低调的她一直与媒体保持着距离。一晃20多年过去了，陈伟华如何看待自己的教书生涯，这是记者此次采访的重要话题。
　　“看来你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不谈自己，我和普通教师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是要了解我父亲的情况，我可以作一些介绍。”一开始，陈伟华就开宗明义地表明态度。接下来的采访中，凡涉及到她个人的问题，她总是尽可能回避，因此，记者采访的内容大多谈的她父亲。
　　谈到父亲，陈伟华就像开启了语言的闸门，无边的思念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
　　
　　“只唯实”的父亲
　　
　　陈伟华说：“父亲最突出的品质就是实事求是。”显然，陈伟华也继承了父亲实事求是的风范。她在谈及一些往事时，只要不是亲身经历的，都要专门说明出处。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代表了父亲一生最辉煌的思想和境界，也是他一生实践的准则。他曾经说过：坚持正确的意见时要有一个“硬脑壳”。1962年，为了度过国民经济的困难，他经过慎重的调查和长时间的思考，并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后，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分田到户”的建议，当时他已经知道毛泽东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觉得既然找到了解决缺粮问题的办法，就应该尽快向中央提出。后来他和一位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父亲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1977年，尚赋闲在家的父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重新让邓小平同志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提出要他收回这两条意见，并且表示如果收回意见就可以在简报上刊登他的书面发言，他当即表示不同意收回，如果要删去这两条意见，宁可在简报上“开天窗”。
　　在学历问题上，父亲也秉承了他实事求是的做事风格。父亲小时候家庭贫寒，交不起学费，小学毕业就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了。因此后来他在填写各种档案材料里，文化程度一栏内他都是写的“小学”。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我永远都是小学生。有人提出，以他的学识水平，就别填小学学历了。可他认为，只读了小学，就是小学学历，也没什么丢面子的。
　　
　　廉洁奉公的父亲
　　
　　在陈伟华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公私特别分明的人。一生虽经手钱财无数，却始终两袖清风。
　　父亲20多岁就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建国后又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身处权力巅峰，但在权力问题上，他非常谨慎，如履薄冰，始终坚持一条：为人民用权，绝不为个人谋私利。
　　父亲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我曾听母亲说过这么一件事：60年代困难时期，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政策。有一次母亲花高价买了一条毛巾被，但第二天报纸就刊登消息说取消高价商品，商品一律恢复平价。母亲有些埋怨。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
　　他教育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要拿。1959年到1960年期间，父亲身体不好，母亲陪他在杭州休养了一年多时间。父亲对母亲说，你陪我这段时间，没有工作，不能拿工资。回去后母亲就将这段时间的2208元工资全数退回单位，领了一张收条。这张收条现在已经成文物了。
　　无独有偶，记者曾在一本书上看到大女儿陈伟力也讲述过一次“退工资”的事，就此事求证陈伟华。她点点头，说那是“文革”中，父亲下放到江西，由于身边厨师生病，她的姐姐就到江西来照顾父亲，并给父亲做饭。父亲就告诉姐姐，你来照顾我就不能拿工资，国家发工资是让你给国家作事的，所以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后来姐姐回京后，就把工资退还给单位了。
　　
　　反腐败的父亲
　　
　　记者在一些资料看到，陈云同志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反腐败工作的时候，曾告诫家人要注意安全。
　　上世纪80年代后，腐败的风气在党内蔓延，很多干部都陷进去了。父亲认为党风不抓就会亡党亡国，他向中央提出，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他还让秘书通知家里的每个孩子，注意防止黑恶势力报复。谨防别人在后面开黑枪，或者拿刀子捅我们，或者开车撞我们。
　　听到这些，记者心情不禁沉重起来。陈云同志身为国家领导人，居然还要担心这样的细节问题，可见当时压力之大，反腐败斗争的严酷非独今朝啊。
　　父亲认为，抓党风，一定要从高级干部抓起。他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有一个老干部，孩子出了问题，转着弯找到父亲想说情。父亲听了以后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了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有对这个案子多说一句话。
　　记者请教陈伟华谈谈她个人对腐败问题的看法，陈伟华一直平静的情绪也不由激动起来。她说：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腐败，丧失信仰是一个根本原因。腐败分子是从信念动摇开始，对党靠不靠得住、能不能存在都打问号，“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准备。”信念一旦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贪婪的欲望就不可遏止。而像我父亲那样的老一辈革命家，无论面临顺境逆境，还是权力利益，从来都不曾动摇过，关键就是信仰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苏联解体以后，父亲认为苏联垮了是苏联没有搞好，并不是社会主义不对。他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成功，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这就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应该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的东西。
　　
　　父亲的教诲受益终身
　　
　　在陈伟华娓娓的叙述中，记者感受到了她对父亲的由衷敬意和深切怀念。于是记者很自然地问起了父女之间的事。
　　在我印象中，父亲很慈爱，但因为工作繁忙，他跟我们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他对我们很宽松，从来没有刻意让我们去做什么；也不空洞地说教，而是言传身教，教我们怎么做事，教我们怎么做人，让我们受益一生。
　　父亲培养我们从小自觉地把自己和普通老百姓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不搞特殊化，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高中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怀柔农村去教书。去之前，父亲跟我说，你到农村平时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我在那里就都穿布鞋和棉鞋。我在农村教了10年书，和老乡关系特别好，从北京回去都要给他们带东西。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后来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教师。其实我当时作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因为我曾经当过教师，喜欢孩子，喜欢教书。父亲在这件事上，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他只是跟他的秘书讲，说我是学师范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上去，这个想法通过秘书透露给我的。我决定回学校当教师后，他特别高兴，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父亲要求我们做普通的人。天下这么多教师，我只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什么两样。教师岗位很适合我，工作起来心情舒畅，20多年就这样干下来了。我与充满稚气的学生相处很愉快，这种乐趣是不当教师的人体会不到的。
　　谈到与学生的相处，陈伟华显得尤其兴奋。她说，我教学生知识，也从学生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我现在也会用电脑，会上网。时代发展这么快，真要不断学习才行。
　　记者问陈伟华和学生一起常探讨些什么问题，她说：“我们什么都谈。只是有时感到困惑的是，有些问题我无法说服学生，因为一些社会现实与教育学生所倡导的不尽一致。”说到这里，她眼中流露出忧虑的神情。
　　
　　在采访之前，记者心中有一个疑问，陈伟华弃政从教，这些年来后悔过吗？然而，当看到她在谈及父亲对她的影响，谈及教书，谈及学生时脸上的表情，那种从心底深处流露出来的舒畅快意，记者释然了。淡泊名利，坚守信念，这也就是陈云留给女儿一笔最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