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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岁的王钟津和63岁的老伴张广柱刚刚结束了为期180天的南半球自助旅行，这对名为“花甲背包客”的二人组合现在已经在全球7个大洲上都插上了小红旗。
2人本打算2010年12月就动身环游南半球，但获得南美国家的签证就成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难题。当时他们手里已经有美国、墨西哥、南非、澳大利亚的签证，其他国家的签证可以在第三国办理，但手里至少还需要阿根廷的签证。南美国家不受理个人申请，所以必须委托旅行社帮助办理旅游签证。委托给他们，申请的难度同样很大。张广柱说，他们直到第6次申请时才见到了签证官。最后2人只能按照要求，在北京就提前购买了到南极的船票，又经过几次折腾才最终签下来。本来2人的“穷游”计划是到了阿根廷再买“最后一分钟船票”，快开船的时候，如果船上有空位，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票。“当时就剩几天了，如果我们再不走，船票要作废，南非的签证要到期，机票又订不上，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因为这个我还哭了一鼻子，把我气的。”王钟津告诉我们，“我14点多又给阿根廷大使馆的中方秘书打电话，说我们就是要去阿根廷旅游，就这么简单的要求，为什么一直到现在签不下来？对我们太不公平了。结果16点多大使馆打来电话说，给我们签了。我们开始赶紧订机票、装行李，急急忙忙还得安排家里的事情，通知亲戚朋友我们要走了。那5天就跟疯了似的，我们就像逃难似地出发了。”
“有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又觉得挺可笑的。”张广柱说，“我们被人羡慕嫉妒恨的原因就是3个：一是年龄很大，都是60多岁；二是像我们这样2个人一起走的几乎没有；第三就是不会外语，按我小外孙对我的评价，我的外语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环球之旅起步于2008年，在这之前他们的脚步还停留在国内。2007年，2人到虎跳峡自助游，在那遇上了几个来中国徒步旅行的外国人。“有2个外国人，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连‘你好’都不会。这都敢来中国旅游，而且是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徒步。”张广柱说，2人从虎跳峡回来后就开始琢磨这事，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向全家人宣布，他们要去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接着就开始了“全面的准备”：学外语、查攻略、学习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同时每个星期爬1次山，锻炼身体，1年后开始了欧洲之旅，接着去了北美，此后有了周游世界的想法。
2人走出国门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罗马。“一下飞机，我就让他去问路，结果他跟我说，他不会说。”王钟津讲笑话似地呵呵直乐，“他在家照着书念还行，真一张口就不会说了”。王钟津的水平更差，但2个人却用“hello”“ok”“thank you”几个单词在旅途上一路驰骋。王钟津爱聊天，也会表达，有时候用中文也能跟外国人聊得不亦乐乎。在亚马逊河上，他们要在船上待6天。除了他俩之外，只有2个法国人和2个德国人，其余都是当地人。王钟津在船上跑来跑去，到处找人说话。在俄罗斯苏兹达尔乡下的一个破旧的火车站，张广柱和王钟津遇上了几个老人。“他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中国’他们听不懂，但我们说‘北京’，他们一下就听明白了。我们往那一坐，他们就开始唱《莫斯科北京》，好多人一起唱，还有人拉手风琴。”王钟津说，“他们都特别高兴，一下子就把记忆拉回到那个时代。”
沟通的障碍并不是每次都可以轻松化解。在秘鲁的普诺，王钟津因为高原反应，再加上疲劳引发感冒，高烧至40℃，非常危险。在当地的急救中心里，大夫使用的是西班牙语，张广柱用Google 翻译，只能和大夫进行简单的沟通，专业的医学术语就无济于事了。这时2人买的意外保险起到了关键作用。张广柱说：“我们给急救中心的大夫出示了保险卡，当时他就说OK，让我们带上保险卡和护照就上医院了。到了医院，帮我们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为我们找了一个会中文的服务生，这样才跟大夫交流了病情和治疗方案。”
2人在行走过程中总结了很多必要的经验。就比如这次生病时发挥了大作用的保险。王钟津告诉我们，一定要根据目的地去买保险，这次买的美国友邦保险，在当地是被认可的。“这回病情比较轻，一旦遇上了大的灾难，需要使用交通工具，保险公司的救援系统甚至可以提供直升机进行国际救援。除了提供赔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语言的支持。”根据《Lonely Planet》上的提示，南美地区的治安普遍不好。“《Lonely Planet》上说，如果你在巴西被偷被抢，一定是在萨尔瓦多，玛瑙寺是巴西骗子最猖狂的地方，你能想象的一些事情都会发生。”张广柱说，虽然治安不好，但2人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丢过一件东西。“在路上走，我们都是一前一后，我在后面走，就把包背在前面。千万不要为了防身而带刀，抢劫都是带刀带枪的，你带了这些东西反而给自己惹麻烦。我们的方案是，遇到危险不抗争，把一些零钱放在外边口袋，遇到抢劫把钱给他。把最重要的文件，放在贴身的小钱袋。有些地方觉得危险，千万不要露富，我们去亚马逊河一路上都不敢拿出单反相机来照相。”
但这样的经历丝毫没有削弱他们不断前行的兴趣。即使是那次高烧，他们俩心里想的也是“赶快好赶快好，好了就能去马丘比丘了”。王钟津说：“从来没有打退堂鼓。心里总想的是还有哪儿没去，现在不去以后没机会去了，就怕会后悔。我心里永远想的是还有更好的地方，更漂亮的地方。他老说我贪得无厌，‘你都见过这么漂亮的风景了，你还这样，那别人可怎么办啊’。我们俩就是这样的性格，有时候路上坐车，一车人都在睡觉，就我们俩看到美丽的风景在那大呼小叫的。”
这次南半球之旅，2人从南非走到南美，从南美走到南极，再从南极走到澳大利亚，6次穿越赤道，经历了3次冬夏的季节交替。他们的行李从短袖衫到秋衣、毛衣、羽绒服一应俱全，再加上电脑、照相机、快译通、手持GPS、车载GPS、手机、电水壶，以及这些电子设备的电池和充电器，每个人的行李就有20公斤。上次从欧洲回来，2人在博客里讲述了自己“10万元穷游欧洲16国的故事”。这次的南半球旅行一共花了多少钱？王钟津含蓄地说道：“一辆宝马。一点不夸张，我穿的都是我女儿不要的衣服，我们家这个房子10年多了，乱七八糟的，回来一个多月，客厅灯都是坏的，顾不上修。把钱都花在玩上了，除了玩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干。”张广柱说，在路上走得多了，2个人对“幸福”的含义也逐渐有了新的理解。
每次出去玩回来，他们都会感慨迈出脚步的中国人之少，于是下定决心，多发帖子、发博客、发微博，让更多人能像他们这样玩。“我们的理由特简单，也想让中国的老年人改变一下，老那样过，不痛苦吗？老年人也是可以学习的，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的。即便去不了远的地方，在北京市溜达溜达不也挺好？”王钟津说，但她后来发现，那些在网上热切回应的大多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孩。她们有些是觉得我们的感情特别好，有些可能是承受的生活压力太大了，都想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觉得我们这种就是可以排遣压力、宣泄情感的方式。我们在路上也吵，但路上只能跟他聊，看见东西只能跟他说。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彼此沟通越来越深入，双方也越来越了解。我记得，这次旅行回来第一个在微博上的留言是：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案就是：不跟他吵架了。
退休前，张广柱和王钟津在山西太原工作。王钟津是北京知青，插队在山西省的夏县，后来分配到了太原。张广柱当时在银行工作。婚后，2人先后调入山西省社科院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张广柱下海经商，一走海南就是8年。女儿考上大学后，王钟津退了休，先去海南陪了丈夫2年，女儿在北京找工作后，她又回到北京和女儿一起住，老两口在北京团聚后，帮着女儿把小外孙带到6岁，这才开始了环球之旅。
“我们曾有8年不在一起，柴米油盐的，感情慢慢就淡了。”王钟津说，这几年的旅行让夫妻俩就像重新谈了一次恋爱。王钟津说：“人家都是在家看孩子、打麻将，我们过的日子是满世界乱跑。我女儿说，你们都疯了，连家也不管了。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需要一种选择，只要是选择必然有舍有取，我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如果当初不选择他，也没有今天的玩。反正他是拣着个大便宜，我是拣着个潜力股。就像凡尔纳所说的，旅程中收获的只有幸福。”
（摘自《东西南北》）
2人本打算2010年12月就动身环游南半球，但获得南美国家的签证就成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难题。当时他们手里已经有美国、墨西哥、南非、澳大利亚的签证，其他国家的签证可以在第三国办理，但手里至少还需要阿根廷的签证。南美国家不受理个人申请，所以必须委托旅行社帮助办理旅游签证。委托给他们，申请的难度同样很大。张广柱说，他们直到第6次申请时才见到了签证官。最后2人只能按照要求，在北京就提前购买了到南极的船票，又经过几次折腾才最终签下来。本来2人的“穷游”计划是到了阿根廷再买“最后一分钟船票”，快开船的时候，如果船上有空位，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票。“当时就剩几天了，如果我们再不走，船票要作废，南非的签证要到期，机票又订不上，我们的计划就全泡汤了。因为这个我还哭了一鼻子，把我气的。”王钟津告诉我们，“我14点多又给阿根廷大使馆的中方秘书打电话，说我们就是要去阿根廷旅游，就这么简单的要求，为什么一直到现在签不下来？对我们太不公平了。结果16点多大使馆打来电话说，给我们签了。我们开始赶紧订机票、装行李，急急忙忙还得安排家里的事情，通知亲戚朋友我们要走了。那5天就跟疯了似的，我们就像逃难似地出发了。”
“有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有意思的，有时候又觉得挺可笑的。”张广柱说，“我们被人羡慕嫉妒恨的原因就是3个：一是年龄很大，都是60多岁；二是像我们这样2个人一起走的几乎没有；第三就是不会外语，按我小外孙对我的评价，我的外语就是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环球之旅起步于2008年，在这之前他们的脚步还停留在国内。2007年，2人到虎跳峡自助游，在那遇上了几个来中国徒步旅行的外国人。“有2个外国人，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连‘你好’都不会。这都敢来中国旅游，而且是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徒步。”张广柱说，2人从虎跳峡回来后就开始琢磨这事，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向全家人宣布，他们要去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接着就开始了“全面的准备”：学外语、查攻略、学习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同时每个星期爬1次山，锻炼身体，1年后开始了欧洲之旅，接着去了北美，此后有了周游世界的想法。
2人走出国门的第一站是意大利的罗马。“一下飞机，我就让他去问路，结果他跟我说，他不会说。”王钟津讲笑话似地呵呵直乐，“他在家照着书念还行，真一张口就不会说了”。王钟津的水平更差，但2个人却用“hello”“ok”“thank you”几个单词在旅途上一路驰骋。王钟津爱聊天，也会表达，有时候用中文也能跟外国人聊得不亦乐乎。在亚马逊河上，他们要在船上待6天。除了他俩之外，只有2个法国人和2个德国人，其余都是当地人。王钟津在船上跑来跑去，到处找人说话。在俄罗斯苏兹达尔乡下的一个破旧的火车站，张广柱和王钟津遇上了几个老人。“他们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中国’他们听不懂，但我们说‘北京’，他们一下就听明白了。我们往那一坐，他们就开始唱《莫斯科北京》，好多人一起唱，还有人拉手风琴。”王钟津说，“他们都特别高兴，一下子就把记忆拉回到那个时代。”
沟通的障碍并不是每次都可以轻松化解。在秘鲁的普诺，王钟津因为高原反应，再加上疲劳引发感冒，高烧至40℃，非常危险。在当地的急救中心里，大夫使用的是西班牙语，张广柱用Google 翻译，只能和大夫进行简单的沟通，专业的医学术语就无济于事了。这时2人买的意外保险起到了关键作用。张广柱说：“我们给急救中心的大夫出示了保险卡，当时他就说OK，让我们带上保险卡和护照就上医院了。到了医院，帮我们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为我们找了一个会中文的服务生，这样才跟大夫交流了病情和治疗方案。”
2人在行走过程中总结了很多必要的经验。就比如这次生病时发挥了大作用的保险。王钟津告诉我们，一定要根据目的地去买保险，这次买的美国友邦保险，在当地是被认可的。“这回病情比较轻，一旦遇上了大的灾难，需要使用交通工具，保险公司的救援系统甚至可以提供直升机进行国际救援。除了提供赔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语言的支持。”根据《Lonely Planet》上的提示，南美地区的治安普遍不好。“《Lonely Planet》上说，如果你在巴西被偷被抢，一定是在萨尔瓦多，玛瑙寺是巴西骗子最猖狂的地方，你能想象的一些事情都会发生。”张广柱说，虽然治安不好，但2人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丢过一件东西。“在路上走，我们都是一前一后，我在后面走，就把包背在前面。千万不要为了防身而带刀，抢劫都是带刀带枪的，你带了这些东西反而给自己惹麻烦。我们的方案是，遇到危险不抗争，把一些零钱放在外边口袋，遇到抢劫把钱给他。把最重要的文件，放在贴身的小钱袋。有些地方觉得危险，千万不要露富，我们去亚马逊河一路上都不敢拿出单反相机来照相。”
但这样的经历丝毫没有削弱他们不断前行的兴趣。即使是那次高烧，他们俩心里想的也是“赶快好赶快好，好了就能去马丘比丘了”。王钟津说：“从来没有打退堂鼓。心里总想的是还有哪儿没去，现在不去以后没机会去了，就怕会后悔。我心里永远想的是还有更好的地方，更漂亮的地方。他老说我贪得无厌，‘你都见过这么漂亮的风景了，你还这样，那别人可怎么办啊’。我们俩就是这样的性格，有时候路上坐车，一车人都在睡觉，就我们俩看到美丽的风景在那大呼小叫的。”
这次南半球之旅，2人从南非走到南美，从南美走到南极，再从南极走到澳大利亚，6次穿越赤道，经历了3次冬夏的季节交替。他们的行李从短袖衫到秋衣、毛衣、羽绒服一应俱全，再加上电脑、照相机、快译通、手持GPS、车载GPS、手机、电水壶，以及这些电子设备的电池和充电器，每个人的行李就有20公斤。上次从欧洲回来，2人在博客里讲述了自己“10万元穷游欧洲16国的故事”。这次的南半球旅行一共花了多少钱？王钟津含蓄地说道：“一辆宝马。一点不夸张，我穿的都是我女儿不要的衣服，我们家这个房子10年多了，乱七八糟的，回来一个多月，客厅灯都是坏的，顾不上修。把钱都花在玩上了，除了玩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干。”张广柱说，在路上走得多了，2个人对“幸福”的含义也逐渐有了新的理解。
每次出去玩回来，他们都会感慨迈出脚步的中国人之少，于是下定决心，多发帖子、发博客、发微博，让更多人能像他们这样玩。“我们的理由特简单，也想让中国的老年人改变一下，老那样过，不痛苦吗？老年人也是可以学习的，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的。即便去不了远的地方，在北京市溜达溜达不也挺好？”王钟津说，但她后来发现，那些在网上热切回应的大多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孩。她们有些是觉得我们的感情特别好，有些可能是承受的生活压力太大了，都想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觉得我们这种就是可以排遣压力、宣泄情感的方式。我们在路上也吵，但路上只能跟他聊，看见东西只能跟他说。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彼此沟通越来越深入，双方也越来越了解。我记得，这次旅行回来第一个在微博上的留言是：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案就是：不跟他吵架了。
退休前，张广柱和王钟津在山西太原工作。王钟津是北京知青，插队在山西省的夏县，后来分配到了太原。张广柱当时在银行工作。婚后，2人先后调入山西省社科院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张广柱下海经商，一走海南就是8年。女儿考上大学后，王钟津退了休，先去海南陪了丈夫2年，女儿在北京找工作后，她又回到北京和女儿一起住，老两口在北京团聚后，帮着女儿把小外孙带到6岁，这才开始了环球之旅。
“我们曾有8年不在一起，柴米油盐的，感情慢慢就淡了。”王钟津说，这几年的旅行让夫妻俩就像重新谈了一次恋爱。王钟津说：“人家都是在家看孩子、打麻将，我们过的日子是满世界乱跑。我女儿说，你们都疯了，连家也不管了。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需要一种选择，只要是选择必然有舍有取，我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如果当初不选择他，也没有今天的玩。反正他是拣着个大便宜，我是拣着个潜力股。就像凡尔纳所说的，旅程中收获的只有幸福。”
（摘自《东西南北》）